度過工業化的初級階段之後，即進入工業化的成熟發展階段，而這兩個階段的經濟運作特點以及出現的問題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汲取西方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以指導中國的經濟運作，會使我們少走一些彎路。

    在1978年到1998年的這20年間，市場經濟理論家對中國經濟體制轉軌作出了巨大貢獻。目前，除了極少數的行業和部門未進入市場化運作模式以外，絕大多數的行業和部門均已進入有效的市場化運作階段，並且市場化的經濟運作模式正在對深層次的體制變革産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可以説，我們已經走入一條現代化發展的不歸路。

    在“短缺經濟”的工業化初級階段，一個最重要的特點是：“消費傾向”以及“總需求”始終不會構成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因此，遠離計劃經濟一點、靠近市場經濟一點，我們的經濟狀況就會改善一點。而在工業化的成熟發展階段，由於可能出現“消費傾向”以及“總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制約，所以，宏觀經濟總量有時候不能自動達到均衡，而“凱恩斯主義”是調節宏觀經濟總量的“武器”之一。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根基是“有效需求原理”，即有效需求有多少，那麼經濟增長以及總供給就會有多少。而消費傾向的改變在短期來説又是困難的，因此，擴大投資和政府支出就會形成經濟增長的“乘數效應”。

    目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已進入有效需求不足階段，借鑒凱恩斯主義，加大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力度，對於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是有好處的。

    不過，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會有一種“擠出效應”，也就是説，對於某一個行業，如果政府和民間都想賺錢，那麼，政府投資增加就會使民間投資減少，而“總投資”保持不變或增長有限。這樣，就會削弱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所以，政府投資應該避免“擠出”民間投資，把投資的重點放在民間投資不能做或者不願意做，並且又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項目上。

    這樣的項目有很多，比如，城市基礎設施、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基礎理論研究以及風險較高的高新技術研究等。不過，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基礎教育投資，因為它關係到20年後中國整體的國家競爭力。目前，在很多地區，縣鄉兩級財政已經很難應付這一部分經費，更不用説進一步提高教育品質。所以，必須由國家出面解決。

    有人擔心增加政府支出會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進而引發財政危機和金融危機，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我們已經進入總供給的相對過剩階段，並且，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較高，而消費傾向相對偏低。

    所以，目前階段，不僅需要“市場經濟理論家”，還需要“凱恩斯主義者”。

    《國際金融報》 (2003年01月07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