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上半年宏觀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

    對於上半年的宏觀經濟形勢，與會者普遍的看法是，從統計數字上和從短期來看，經濟運作的總體情況好于預期，主要表現為投資需求強勁擴張和外貿出口加速增長，並帶動工業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但從深層次和從中長期看，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特別是消費需求（尤其是農村消費需求）增速趨緩和通貨緊縮趨勢再次凸現。

    在這種總體判斷形成比較一致性意見的同時，與會者在一些具體的方面也存在一定分歧。

    在如何看待上半年經濟運作中的“亮點”問題上，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這更多是市場自主作用的結果，具有可持續性；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更多是政府政策和短期因素作用的結果，因而具有不可持續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戴圓晨研究員認為，作為上半年經濟增長回升的基礎——出口和投資的增長——基礎並不牢。美元貶值是推動出口一個很有利的因素，而基礎設施投資熱和房地産投資熱主要依靠財政赤字和銀行借款。出口和投資增長的可持續性究竟有多大是值得懷疑的。國家計委綜合司尹艷林認為，民間投資是否已經回升到可以取代政府投資的階段，還值得研究。目前來看，民間投資還受到很多制約，除了管理體制方面的問題，主要還是缺少好的項目、可靠的資金保障以及投融資體系起急待完善。中國社科院經濟所袁鋼明研究員認為，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投資、出口及工業增長的加速，主要不是被市場需求及市場價格所激勵拉動起來的，而是因為採取了不受市場需求制約的投資辦法和增長辦法。比如，用財政投資的辦法，用出口補貼的辦法，可以使得出口和投資超常增長。但是，這種增長的方式會帶來很大的扭曲，經濟增長運作狀態可能會因此更加困難。

    在如何看待上半年經濟運作中的問題時，與會者的看法也不盡一致。比較明顯地是對通貨緊縮和消費需求增長的判斷上。

    如何看待通貨緊縮？程度如何？與會者中主要形成兩種觀點。一種觀點強調通貨緊縮的短期因素，並認為目前各項物價指數的動態變化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教授認為，短期來看，價格下降幅度較大主要是年初入世衝擊的影響；而從五六月份的情況看，價格回升的幅度較大，基本把一到四月份下降的部分補回來了。另一種觀點則比較強調通貨緊縮的長期結構性因素，而且認為通貨緊縮還是比較嚴重的。袁鋼明研究員認為，上半年價格指數下降，一定程度上受到技術進步、進口商品、壟斷削弱、市場規範因素的影響，但這些影響對價格指數的下降並不是大範圍、決定性的。針對當前“中國只有價格下降，沒有通貨緊縮”的觀點，袁鋼明研究員指出，判定價格下降是不是通貨緊縮，經濟中是否出現了通貨緊縮，關鍵是看在價格下降的同時是否出現了需求的萎縮及經濟運作水準的下降，是否出現了需求萎縮引致的價格下降，或者是價格下降引致的需求萎縮，或者需求下降和價格下降相互引致的螺旋下降。今年上半年，消費品零售額增速下滑，起因于消費需求減弱，導致商品價格下降，形成新一輪需求下滑與價格下降相互誘致的通貨緊縮。袁鋼明研究員進一步指出，５、６月份工業品價格指數下降幅度的縮小性變化主要與採掘業價格指數的上升和原料業價格指數下降幅度的縮小有關，特別是與石油價格下降幅度的縮小有關，不表明目前的通貨緊縮出現了本質上的減緩性變化。袁鋼明研究員認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中包括以行政及壟斷方式提價的服務品價格，其價格指數變動與市場變化的關聯性較弱，在出現通貨緊縮時，不能將市場價格的下降性變化完整地反映出來。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不包括服務品價格，市場價格的變動情況不被行政及壟斷提價所掩蔽，是反映通貨緊縮市場變化的較好指標。如果以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來衡量，通貨緊縮在加重。

    關於當前的消費需求增長速度，有的學者認為即使不扣除價格下降的影響，也是不低的。宋國青教授認為，消費需求的增長速度表面上看比較低，但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去年消費需求的基數較高，二是住房消費不反映在社會商品零售額裏，考慮到這兩方面因素，居民消費沒有呈現明顯的疲態。也有的學者認為，增長回落明顯，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尹艷林認為，現在最大的問題還是消費需求尤其是農村消費需求不足。城市消費升級還在一個量變的過程中，儘管汽車消費和住房消費在上半年上升較快，但其在整個社會消費品零售額裏所佔的比例非常小，對拉動整個消費增長作用是有限的。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所陳東琪研究員認為，目前在區域、城鄉以及城市內部的高低收入之間，消費需求的結構性矛盾是值得注意的。戴圓晨研究員認為，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在於消費增長，從現在消費需求的增長幅度來説，依然偏低，難以支援更高的經濟增長，另外跟儲蓄的快速增長相比，消費需求的增幅也是比較低的。針對“計算消費需求增幅時要不要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這一問題，袁鋼明研究員指出，在通貨膨脹發生時，觀察居民實際收入及實際消費狀況時一般需要採用不變價格，以剔除價格上漲造成的名義貨幣虛漲性影響。但是，在通貨緊縮發生時，採用剔除價格下降影響的不變價格商品零售額，顛倒了價格下降的因果關係，所有價格下降的傳遞影響、現象、過程及結果都會被剔除，有可能産生對需求及通貨緊縮態勢變動觀察和分析上的錯誤。他認為，上半年消費增幅的回落是比較明顯的，特別是城市中較大比重的中低收入居民及總人口中６０％以上低收入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不足。至於消費增長下滑的原因，袁鋼明研究員認為主要是居民消費傾向下降所致。

    下一階段宏觀經濟走勢及宏觀政策操作重點

    下半年經濟增長能否持續？宋國青教授是比較樂觀的，他特別強調他的這種樂觀是建立在短期技術分析基礎上的。與此同時，不少與會者也談了他們各自的擔心。尹艷林認為，下半年的投資增長應該是下降的，不可能象上半年那樣高。他認為，現在不是投資能不能持續的問題，而是到底下降的幅度有多大的問題。此外，全年的出口也不可能有上半年那樣高的速度，對經濟增長也不會有太大的拉動。再考慮到入世後進口的壓力，下半年的順差是會縮小的。陳東琪研究員認為，下半年的經濟增長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因素，其中，我國的外貿依存度比較高是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如果外部環境發生一些我們現在意想不到的變化，外貿流量減少，整個外向型經濟都會受到影響，對ＧＤＰ增長的影響就會比較大。

    在談到下一階段財政政策的取向時，陳東琪研究員認為，上半年好的趨勢能否持續下去，關鍵要有下一步的後續政策做保證。他認為，下一步財政政策要做調整，是調國債還是調稅，需要進一步研究。戴圓晨研究員認為，積極財政政策長期實行會帶來許多新的問題；如果積極財政政策要淡出的話，要研究怎麼樣淡出，包括淡出的步驟，淡出的方法以及淡出的時機選擇，以不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尹艷林認為，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還得依賴於國債的投資，還得依賴於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結構和方向要進行調整，要考慮怎麼樣將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更多增加農民消費結合起來，同時要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特別要減輕農民的負擔。

    在貨幣政策操作方面，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夏斌司長做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他認為，一方面，我國的Ｍ２／ＧＤＰ之比已名列全球前茅，通過對近年來我國貨幣供給具體情況的分析可以發現，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四年間，我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比１９９７年底增長了７４％，遠遠高於此期間的實際經濟增長率與物價上漲率之和，很難説通貨處於緊縮狀態；而另一方面，物價歸根結底是貨幣現象，物價長期低位徘徊甚至較長時間是下跌態勢，也很難説通貨不處於緊縮狀態。這裡的關鍵是在通貨緊縮作為主要危險傾向時，不能簡單以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高於經濟增長率與消費物價增長率之和，作為論證貨幣供應充足的依據，而要進一步分析在一定貨幣供應量的前提下，能夠直接作用於實體經濟的貨幣資金狀況，也就是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貨幣”——國內信貸總量——的變化情況。現在的問題是，在我國貨幣供給連年增長的情況下，由於中央銀行貨幣供給中用於海外增殖的外匯儲備資産在持續增長，由於國內信用中用於支援政府支出的部分又迅速增長，以及由於銀行貸款存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資産所抵消等原因，使得與國內企業相對應的“貨幣資金”緊了！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在貨幣供應量的增速並不慢的情況下，經濟學界、企業界仍在不斷呼籲貨幣供給太緊的原因。

    夏斌司長認為，分析實體經濟中企業的資金緊缺狀況，還要注意這樣幾項因素：一是從２００１年６月始，證券公司股票保證金被納入中央銀行貨幣供應量Ｍ２的統計中，而這些資金基本不形成對商品的購買壓力。二是商業銀行持有較高比例的超額準備金。三是近幾年通過金融機構間的資金交易活動，銀行資金偏離實體經濟活動的傾向日益增大。四是銀行貸款向大城市、大企業、上市公司集中，引起中小城鎮、中小企業以及農村地區的資金緊缺。

    夏斌司長指出，在當前擔憂內需不足又遠離引發通貨膨脹風險程度時，中央銀行更應注意的是通貨緊縮傾向。而在目前我國的經濟與體制環境下，僅僅依靠貨幣供應量指標反饋的資訊來指導貨幣政策操作已經行不通。在金融市場得到發展但市場結構尚不穩定的轉軌時期，貨幣政策的調控要看Ｍ２，但又不能僅看Ｍ２。相應的對策除了採取較為鬆動的貨幣政策外，必須制定相應的配套措施。因為放鬆的貨幣政策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取決於企業、居民等經濟單位能否作出積極反應，增加投資與消費；取決於暢通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迫使商業金融機構作出積極反應，支援實體經濟的發展；取決於股票市場發展中的穩定結構。夏斌司長還特別強調了儘快解決銀行的不良資産問題，以解決貨幣政策傳導中的阻塞和扭曲問題。夏斌司長最後指出，要從根本上修補、完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功能，除了需提高中央銀行的調控藝術外，還必須加快經濟、金融體制改革。

    關於“三農”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説，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成為當前宏觀經濟中的焦點問題。針對這個問題，農業部經濟研究中心宋洪遠研究員做了專題發言。

    他首先對當前及今後一段時間內的糧食形勢和糧食安全問題做了分析。他認為，在中國連續四年糧食減産的情況下，今年可能處在一個平略增的情況，不過，糧食價格的再次走低可能會影響這個判斷。他進一步指出，考慮到國家的糧食庫存和農戶的存量，到２００１年糧食仍然供大於求，因此如果今年是平産，或者略減一點，應該對糧食的供求平衡影響不太大，糧食安全也不存在什麼問題。而且從糧食的供求關係看，整個十五期間的糧食安全也不會構成太大問題。宋洪遠研究員還拿糧食價格在近幾年不斷下降的走勢作為對糧食形勢和糧食安全判斷的佐證。

    在談到農民收入問題時，宋洪遠研究員認為，始自去年的農民收入增幅回升可能是一種恢復性和補償性的，而不帶有轉折性。從今年上半年農民收入的增長情況看，有兩個因素值得注意：一是由於一季度出售上年結存的糧食，使得今年農民收入的增長具有一點補償性；二是非農産業的增長速度在減緩，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程度在下降。從長遠來看，宋洪遠研究員認為，考慮到ＧＤＰ和農民收入增長之間的關係、工業化推進程度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的關係以及城鎮化率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係，整個十五期間農民收入要取得比較大的增幅比較困難。

    宋洪遠研究員強調指出，九五期間是工農關係和城鄉差距最大的一個時期。體現在：（１）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放慢，農村市場份額的下降非常明顯，而這是造成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２）農業增加值與工業增加值（尤其是每人平均指標）的差距在明顯擴大。這主要是由於城鄉之間的就業轉移受阻，使農民勞動生産率不能提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業的從業人員在近幾年持續下降，而農業的從業人員在有的年份甚至不降反升。（３）在城鄉收入差距和消費的差距不斷擴大的同時，城鄉收入分配差距也很明顯，從基尼系數看，農村居民是高於城鎮居民的。

    宋洪遠研究員認為，造成工農關係差距擴大，城鄉差距擴大和農村消費市場份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出了問題。表現在一是農業投資的比重非常低，而且從變化趨勢來看在波動中下降；二是財政性支農支出比重在整個９０年代持續下降；三是農業貸款和鄉鎮企業貸款的比重也比較低。宋洪遠研究員指出，從近幾年的情況看，財政性資金和金融性資金都是從農村凈流出的。所有要實現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必須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係和調整城鄉關係入手，改變政策操作中過多的城市取向。

    此外，與會者還對泡沫經濟和金融風險問題，信用問題，經濟增長的統計方法和倫理基礎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常欣）

    《經濟參考報》 2002年8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