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社會學專家談農民考“官”
汪曉東

    盧漢龍 農民是職業而不是身份

    在原有的城鄉分割體制下,農民在社會活動中存在體制障礙,細想下來,這沒有道理,但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習以為常。現在進行市場化改革,這樣的不合理就凸現出來。山東省允許農民考公務員,是在城鄉之間打開了一個通道,應該叫好。現代化建設將進一步帶動城市化進程,我們對於城市化的理解,不能簡單地認為就是農民搬到城裏住,更重要的是要把農民理解為一種社會分工,與工人、公務員一樣,是一種職業,同樣可以流動。在中國傳統社會裏,農民“躬耕南陽”還可以考狀元嘛!

    當然,農民與市民在教育、接受資訊等方面的不平等是客觀存在,農民可能考不過城裏人,因此,各種公共資源的公平利用更為重要,這樣才能真正促進這項制度。比如,有關公務員考試的培訓,也應該對農民開放。農民目前接受公共資源的機會相對較少,必須打破這種狀況,才能真正建立平等。

    (盧漢龍繫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楊雄 “機會均等”是真正的公平

    傳統體制強調的是“結果均等”,即每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是國家安排好的,國家按照每個人的位置分配統一社會資源。表面上看,這樣是公平的,但這樣一來社會缺乏活力,其結果是貧窮的均等。在這種體制下,農民往往是改革的承受者,處於體制之外;城市則是改革的受益者,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讓農民參加公務員考試,是變“結果均等”為“機會均等”。只有實現機會均等,讓農民從土地中走出來,實現自由流動,才能真正消除城鄉差別。以前,農民再聰明能幹也還是農民,出路只有考大學或者參軍。這兩條路走不通,就只能守著黃土一輩子。近年來大量農民向城市流動,但只是一種橫向流動。而讓農民參加公務員考試,是在制度設計上給了農民向上流動的機會,因此,這是制度創新的重大舉措。

    同時,這一舉措也能夠從源頭上消除腐敗。以前選拔幹部,往往是“近親繁殖”和“暗箱操作”,而千百萬農民被排除在體制之外。農民考公務員,是擴大民主的一個創舉,也是幹部隊伍建設的一個創舉,保證了選拔幹部的社會民主化。

    (楊雄繫上海社科院社會調查中心主任)

    馬廣海 消除對農民的政策性歧視

    過去,戶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身份制度,不同身份受到不同的待遇。農民和城市居民在各方面的差距很大,特別是職業選擇。這種戶籍制度,是在上世紀50年代末那樣一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戶籍制度的不公平就暴露出來。社會學界對此做過很多研究,提出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有人甚至提出取消戶籍制度。而國家在逐步放寬戶籍限制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直至目前,戶籍制度在不少方面,比如資源配置、個人機會等方面仍起著很大的作用。因此,農民參加公務員考試,雖然不直接涉及戶籍制度,但必將對戶籍制度改革産生很大的促進作用。

    過去,我們對公正的理解往往有一種偏差,認為結果公正就是公正,其實,真正的公正應當是機會的公正。社會學上有一個術語叫“獲至性地位”,即一個人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這是社會公平的一種表現。農民考公務員,在機會公正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範。

    (馬廣海係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人民日報 . 華東新聞》 2002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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