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以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受益為前提的,能否有效地減少貧困人口,縮小收入差距,直接關係到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和社會內部關係的良性化
●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包括做好扶貧濟困工作,最根本的要靠發展
●政府應該明確認識到扶貧濟困是自己的一項基本職能,要通過自己的導向作用倡導關心幫助困難群體的社會風氣,構建能夠把保護和激勵有機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保障機制
任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以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受益為前提的。實現共同富裕,建設小康社會,一直是我們改革的重要目標,也是20多年來改革能夠持續推進的重要保障。
面對已經取得的發展成就,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雖然國家的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的整體水準與改革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我們依然有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和失業人口。據統計,我們現在有四千多萬貧困人口,其中農村人口占3/4,城鎮人口占1/4。而在失業方面,2000年的城鎮失業率為3.1%,其中不包括600萬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農村中則有1.5億的剩餘勞動力。相對全國12億多人口來講,我們的貧困人口比例不算高,但是絕對量不小,與許多國家相比,這一絕對數量是超大規模的,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
對於一個處於經濟起飛階段的社會來説,能否有效地減少貧困人口,縮小收入差距,直接關係到其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和社會內部關係的良性化。對拉丁美洲和東亞兩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比較研究表明,東亞地區之所以能夠維持長時間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經濟增長減少了貧困人口,沒有擴大甚至縮小了社會差距,從而使社會各階層能夠達成基本的社會共識和良性的合作關係。而在拉丁美洲,經濟增長只有利於少數群體,拉大了社會差距,造成了社會內部的不信任,使社會政治陷入週期性的動蕩之中,經濟結構畸形化,無法維持可持續的增長。
對於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來説,減少貧困,縮小差距具有三個作用:一是貧困人口的減少意味著社會人力資源總體水準的提高,這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二是社會差距的縮小有利於增強社會的內部團結,減少集體行動的成本;三是由於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因此也有利於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增加,保持社會政治秩序的穩定。
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這個基本國情將長期存在。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包括做好扶貧濟困工作,最根本的要靠發展。因此,要繼續貫徹發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盡可能地加快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增加就業機會,擴大社會可支配的財富。
必須認識到,市場機制不是解決貧困和失業問題的唯一手段,而各國的實踐也表明,除了要完善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經濟增長中的核心作用外,還要有效發揮政府和社會的合理作用,因為貧困和失業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牽涉到更複雜層面的社會政治問題。
就政府而言,其作用更為關鍵,因為它直接承擔著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制度供應者角色。具體來説,首先,政府應該明確認識到扶貧濟困是自己的一項基本職能。因此,應該把扶貧濟困作為一項持久的工作來抓,尤其作為領導幹部,不能只停留在節日期間的慰問,還要貫徹到日常工作和政府決策之中。政府要通過自己的導向作用倡導關心幫助困難群體的社會風氣;其次,政府要積極改革,構建能夠把保護和激勵有機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保障機制。現在我們正在城市中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而在廣大農村,我們也要既進一步做好扶貧開發工作,又考慮好如何在農村中建立相應的制度,使更多的人能夠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收益。最後,政府要通過有關制度,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到扶貧濟困的工作中。到目前為止,以“希望工程”為代表的一系列社會公益活動取得了明顯的成就。但是相對於我們這樣一個龐大規模的社會來説,我們的社會公益事業才剛剛起步。從各國的經驗來看,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是政府行為的重要補充,也是一種有效的社會參與,有利於公民精神的提高。
如果説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的話,那麼保護困難群體維護社會公正則是保證市場持續運轉的基本前提。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扶貧濟困將是一項持久的任務。
(作者現為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訪問學者、博士)
《文匯報》 2002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