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貨幣稅和國際貨幣稅説起

貨幣稅也稱為鑄幣稅，是貨幣發行者憑藉其發行特權所獲得的貨幣面值與發行成本之間的差額，是源於貨幣創造而獲取的財政收入。當貨幣流通超越國界後，就産生了國際貨幣稅———國際貨幣稅是一國因其發行貨幣為它國所持有而得到的凈收益。持有外國貨幣做儲備，就等於向外國政府交納一種“貨幣稅”或“鑄幣稅”。

歷史上首先受益於國際貨幣稅的國家是英國。雖然由於英鎊本身堅持按固定比率兌換黃金，從而英鎊標準建立在黃金標準基礎上，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國際支付手段(英鎊)都有足額的黃金為基礎。也就是説，黃金只是一種必要的後備手段和對英國國家信用的補充保證。其他國家持有的超出英國黃金儲備的英鎊數量，就是英國向這些國家徵收的國際貨幣稅。

二戰以後，徵收國際貨幣稅的特權轉移到美國。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雖然以黃金兌換為基礎，其向全球其他國家徵收國際貨幣稅的本質，同二戰以前的英鎊是一樣的。超過美國黃金儲備的境外美元發行，在扣除美國向這些持有美元儲備國支付的利息之後，都是美國向全球其他國家徵收的國際貨幣稅。

徵收國際貨幣稅引發“特裏芬”難題

為了使美元走出美國境外流通領域，美國必須用其創造的貨幣購買其他國家的貨物、或者到國家投資等方式，貨幣發行的效用和收益留在美國———這樣就必然帶來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

因此，才有了佈雷頓森林體系下著名的“特裏芬難題”:既然美元成為了國際儲備貨幣，那麼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就必然導致對美元需求的不斷增長；要滿足這一需求，美國必須保持長期的國際收支逆差，以使美元持續流入外國，但是這又必然導致美元幣值的不穩；如果美國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以穩定美元幣值，又不能滿足國際經濟交易對美元的需求，那麼世界經濟將陷入通貨緊縮。

其實“特裏芬難題”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國內貨幣稅和國際貨幣稅的本質區別，是因為美國承擔了全球貨幣創造者和國際貨幣稅徵收者的角色，卻沒有履行類似于國內貨幣稅徵收者所履行的公共職責———這既不是一個雙向流動、完整的商業迴圈，也不是一個雙向流動、完整的財政迴圈，而是一半商業迴圈得到的資金變成另一半美國的財政迴圈。

因為國際貨幣稅徵收權與收益權的不對稱，沒有發行發放渠道，只有商業購買渠道，即允許美國以本國政府發行的美元貨幣，白白購買其他國家的商品或服務，但是這必然形成貿易順差，造成美元貶值———而美元貶值的結果，反而進一步擴大了美國的國際貨幣稅:在原有的因國際貿易需求發行美元的國際貨幣稅基礎上，進一步向其他國家徵收美元貶值造成的通貨膨脹稅，使持有美元的國家財富減少，而發行美元的國家財富增加。國際貨幣體系穩定要求人民幣國際化歐洲一直是全球經濟穩定的積極力量，歐元的崛起改變了美元獨大的局面，使歐洲區擺脫了美元儲備的陷阱，並且隨著歐元儲備在全球範圍內的增加，使歐元區從國際貨幣稅的繳納者，成為徵收者。雖然一個國際貨幣在全球擴張的早期，“特裏芬”難題沒有顯現，但這改變不了國際貨幣稅徵收者貨幣商業迴圈與財政迴圈衝突的本質，歐元未來也將面臨同美元一樣的兩難問題。

日本經濟雖然十幾年來一直沒有起色，但是在1973年以來日元長期升值過程中，日元的國際化就開始加速，尤其是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中使用日元的比例一度達到40%以上。從而使日本在持有鉅額美元、作為美元國際貨幣稅的繳納者的同時，也向日元儲備資産持有者徵收國際貨幣稅。

就三大主要國際貨幣的穩定性而言，美元的特裏芬難題最嚴重，因此長期貶值趨勢明顯；歐元仍然處於國際化的初期和上升階段，且歐洲的對外貿易不像美國存在如此嚴重的逆差，因此歐元的特裏芬難題還不突出，但是長期不足以作為戰略儲備資産；日本老齡化的人口結構決定了該國經濟必然長期走下坡路，而出口為主的經濟結構更決定了在未來的競爭中必然依靠日元貶值來提升競爭力。

因此，在全球中央銀行政治上不能成為現實的情況下，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是全球金融穩定的內在要求。國際貨幣走向多元化的過程中，如果美國不負責任地擴大國際貨幣稅的徵收範圍，其他國家又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和增長速度來擔當這一角色，客觀上就迫切要求中國的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來承擔這一重任。

人民幣升值與國家戰略儲備結構變化

作為國際貨幣主導國，美國可以在本國主要産業競爭力強的時候通過高估本幣的政策擴大本國利潤總量；在全球生産過剩和本國經濟低迷的時候，通過貨幣貶值政策，維持本國經濟的繁榮。當美國需要購買資産的時代，美元高估；當美國需要擴大出口的時候，增加美元投放、本幣貶值，可以擴大國際貨幣稅，直接導致美國購買力和財富增加。

可見，人民幣國際化對於中國經濟和國民財富增加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關鍵是把握好人民幣升值的節奏，並且通過政治、外交和經濟的手段擴大人民幣的國際結算範圍。從長期來看，如同美元在成為國際貨幣過程中對英鎊升值三倍以上，德國馬克和日元在成為國際儲備資産過程中也曾對美元升值三倍以上一樣，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其對美元的匯率在2~3年內應該達到1:6，長期必然突破1:4。

然而，以人民幣為核心構築亞洲貨幣結算單位，如同以日元為核心構建亞洲貨幣階段單位一樣，都有一個“硬傷”，就是兩國的戰略儲備資産不合理。任何一個國際貨幣發行國除了本國經濟實力的保障之外，必然以多元化的戰略儲備資産作為本國貨幣發行的保障。目前歐元區各國央行的黃金儲備超過10000噸，美國長期保持8000噸的黃金儲備，而中國和日本卻仍然以貨幣從屬國的地位各自持有六、七百噸的黃金和8000多億美元儲備———亞洲大國的這種戰略儲備結構不僅是本國金融體系的薄弱環節，也是亞洲乃至全球貨幣體系不穩定的因素。

如同在一國貨幣不穩定時，國內投機力量會儲備各種商品一樣，對全球貨幣體系的不信任必然導致國際投機力量對石油、銅等大宗商品的囤積。然而，黃金才是信用貨幣真正的對立面，如同佈雷頓森林體系倒閉以後黃金價格升值10倍以上一樣，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必然導致國際天然貨幣———黃金價格的重估。

滕泰:經濟學博士，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師、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證券業協會第二屆證券分析師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代表作為《價值創造與證券公司成長》、譯著《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演講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