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日本有一個頑固堅持“皇國史觀”的國粹主義者和極端民族主義者群體，其代表人物可以追溯到明治時代“脫亞入歐”論的始作俑者、尊崇天皇制的帝國主義擴張論者福澤諭吉，以及目前一小撮“中國威脅論”的蠱惑者。他們無視日本侵略別國、殘害無辜的歷史而不知懺悔，是一夥從不敬畏道德法則的人。正如德國哲學家康得所説：“有兩樣東西我們對它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所喚起的那種越來越大的敬畏就會充溢我們的心靈，這就是頭上眾星的天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

    其二，日本一些政客和極右勢力的野心日益膨脹，一心“脫亞入美”。他們想在經濟和科技大國的基礎上，將日本變為一個軍事和政治大國。為了確保其在亞洲“老大的地位”，他們反誣中國給日本造成了“潛在的威脅”，甚至把中國視為有可能對日本在亞洲的戰略優勢構成“挑戰的強國”。日本竭盡全力把自衛隊建設成為精悍高效的現代化軍隊，卻在防衛白皮書中大肆渲染所謂“中國強大的軍事實力”，並指責中國超出必要的“防衛範圍”，表示強烈“憂慮和警戒”。

    其三，在一些日本企業家、部分媒體從業人員及少數右翼分子的頭腦中存在著不確定的臆斷和想像。在扭曲心態的驅使下，製造中國經濟“威脅論”。他們認為，日本長期通貨緊縮的主要因素是“中國廉價商品如潮水般涌入日本”、“日本工廠遷入中國引起對日本經濟空心化的擔心。這意味著就業機會日趨減少”。長此以往，“中國就會搶走日本的一切”。眾所週知，製造業的外移，不僅僅出現在日本。美國和歐洲的産業轉移比例均高於日本。産業外移的內因在於其在本國失去了競爭優勢，如不轉移就會遭受關門倒閉的厄運。産業轉移後，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才有機遇，發展新興産業才會有足夠的空間。

    中國經濟“威脅論”既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也是不識時務的錯誤觀點。其實，真正的威脅來自“威脅論”的製造者。中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正逐步融入到現有的全球化體系中。中日兩國是有著共同利益的近鄰。從長遠觀點來看，中國經濟的發展對日本的影響是有益的。從日本對華投資情況看，有70％的企業正在盈利。為了維護中日兩國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日本理應從現實出發，擺脫狹隘視角，把“對立”轉換為“互補”，將“摩擦”變成為“依存”，在競爭中加強合作，在發展中實現共同繁榮。

    《人民日報》 2002年06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