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只有戰爭，沒有遊戲

    巴勒斯坦的小孩子特別喜愛玩打仗的遊戲，他們急切盼望著早日成為真正的男人。為此，他們穿著滿是皺褶的迷彩服，努力讓幼稚的眼神充滿殺氣，給本來單純的笑臉平添一絲酷意。他們想讓大人知道，自己不是那麼柔弱無力，可以做大人能做的一切事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像他們這麼大的孩子還在家裏纏著爸爸媽媽索要玩具，而這些孩子，過早地把自己和戰爭、炸彈、殉難這些詞聯繫在了一起。

    在約旦河西岸，在加沙，這些稚氣的孩童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攜帶自殺炸彈和某個以色列人同歸於盡。他們的同齡人在玩戰爭遊戲，但巴勒斯坦孩童學習的一切都可能成為活生生的現實。長大成人後，他們會把紙制炸彈換成真的，投向似乎無處不在的以軍士兵，因為這些人曾經侮辱過他們的父母，曾經在街道上毆打過他們的兄弟姐妹。

    “儘管對烈士這個詞的涵義不是特別清楚，但他們依然夢想著成為烈士，”加沙賈巴利亞難民營一所小學的校長説，“他們從電視上和街頭的宣傳欄裏得知，烈士的家庭受到怎樣的尊重，於是他們想為自己、為家人贏得類似的榮耀。”

    在難民營塵土飛揚的街道上，美國《新聞週刊》記者採訪了10歲的阿亞。她是個漂亮的女孩子，大眼睛忽閃忽閃的，看上去聰明伶俐。記者問，一個和你差不多年紀的以色列女孩被一個巴勒斯坦女孩炸死了，你怎麼想？她回答説：“我不為她感到難過，他們的家庭促使他們和我們打仗並殺死我們。”她説她希望成為一名醫生，也願意做一個烈士。

    消除仇恨，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這到底是怎樣的“瘋狂”？在巴以這場不對稱的戰爭中，人體炸彈成了終極武器，讓敵人防不勝防。以色列國際反恐政策研究所的艾裏卡門説：“一個人體炸彈就如同一個精確制導導彈，但是花再多的錢也無法構建反導彈系統。”

    最近，以色列生産了一部宣傳片，裏面有一段話頗能説明巴以兩個民族目前的狀況：仇恨的種子已經深深植入了一代人的心裏，無法消除。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孩子將來會成為殺手，誰也無法改變。不畏死亡的恐怖分子會向以色列出手，讓以色列人每天都在流血中生活。

    對於這股無法避免的潮流，一位巴勒斯坦學者毫不避諱地説：“如果當前的狀況持續下去，你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恐怖事件。”

    如果自殺炸彈真的成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到底有沒有防禦的手段？答案是有。首先，外交是有效手段之一，巴勒斯坦人即使再憤怒，也不會拒絕談判，因此説他們的自殺行為不可改變是錯誤的，問題是外交談判太慢，而炸彈爆炸得太快。

    哈馬斯營造崇拜死亡文化 　

    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以哈馬斯為代表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多年來營造了一種崇拜死亡的文化。1992年，幾名哈馬斯領導人被以色列放逐到黎巴嫩，他們和當地的真主黨遊擊隊有了親密接觸。在清真寺裏，他們一起唱歌頌烈士的讚歌，宣揚保衛巴勒斯坦領土，號召消滅以色列國。23歲的哈尼長著絡腮鬍子，是哈馬斯的忠實追隨者，他説：“這是一場宗教戰爭，不是為了領土。”

    過去，哈馬斯建造了高度機密的營地，徵召有志於執行自殺行為的年輕人。像哈尼這樣的應徵者大都沒有結婚，沒有工作，受過一定教育（至少上過中學），但是前途黯淡。他們中許多人受到了誘惑，哈馬斯聲稱天堂裏可以有幸福的婚姻，有72個黑眼睛處女等著每個烈士。

    1995年，哈馬斯展開第一輪自殺炸彈行動，當時只有20％的巴勒斯坦人表示贊同；但最近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至少有80％的人表示支援這樣的行動。

    上周，以色列情報人員從阿拉法特官邸搜出了一些文件，證明其精銳部隊阿克薩烈士旅從去年8月以來，至少策動了22起攻擊，殺死26名以色列人，傷613人。對此，巴勒斯坦方面堅決否認，認為文件是以色列人偽造的。

    真假暫且不論，且看文件透露的人體炸彈的全過程。花費清單中寫道：“行動早期需要大量電子元件和化學藥品，這是最大的一筆花費，大約需要700謝客爾（以色列貨幣單位，約合150美元）。每週需要給各地的戰士提供5到9顆炸彈。”另外，還需要一筆專門的經費，為烈士印製海報，做宣傳欄，舉行紀念儀式。

    以色列反恐專家艾裏卡門説：“阿克薩旅看到哈馬斯在鬥爭中得到民眾支援後，也執行了自殺策略。推動他們這樣做的不是真主安拉，而是巴勒斯坦夢。” 　

    金錢的作用勝過一切

    整個過程中，金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行動本身需要錢，鼓動士氣、宣揚英雄崇拜也離不開錢。有些錢用來製作錄影帶，招募“志願者”時一遍遍地播放，打動他們的心。哈馬斯官員伊斯邁爾阿布沙納波説：“軍事陣營中有部門專門製作錄影帶，在新兵訓練結束、行動開始之前播放。它告訴人們烈士的行為純粹是出於個人意願，並鼓勵大家採取類似行為。”

    烈士犧牲後，他的家人會得到一個信封，裏面至少是1萬美金。阿布沙納波説，錢是對犧牲者的一種補償，但以色列安全人員認為錢也是烈士自殺的動機之一。“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死了可以賺一筆錢，給自己的姐姐做嫁粧，嫁個好人家，他會更願意做。這也是自殺炸彈難以遏制的原因之一。”

    在同胞“取義成仁”後，悲痛往往被掩蓋，但決不會被平空抹去。沙哈爾馬斯裏對兒子的行為不贊同。去年8月，他22歲的兒子伊茲迪尼走進耶路撒冷的一家比薩店，引爆了身上的炸彈，致使15人喪生。當天，約旦河西岸城市傑寧人聲鼎沸，巴勒斯坦人衝上街頭，慶祝這一“勝利”，當時沙哈爾和妻子法蒂瑪心情還不太難受，但人群散去後，縈繞他們的是喪子之痛。沙哈爾説：“我希望孩子在身邊，如果我事先知道，一定會阻攔他。” 　

    伊雅得撒拉吉是一名巴勒斯坦心理學家，專門研究自殺攻擊現象。他説自殺者的家人最初為孩子的英雄行為感到驕傲，但大約6個月後，悲痛就籠罩了一切。 　

    大量金錢來自美國

    支援像哈馬斯這樣的組織的錢大多來自國外。上周，伊拉克發出嘉獎令，宣佈給每個自殺者的家人2萬5千美金。但美國諜報人員透露，伊拉克在自殺行動的財政體系中扮演了一個小小的配角，金錢主要來自一些激進的伊斯蘭組織（其中包括本拉登的基地組織）、腰纏萬貫的阿拉伯商人和西方國家的富有伊斯蘭家庭。

    令人吃驚的是，大部分金錢來自以色列的親密盟友美國。據美國財政部官員透露，他們確信某些以美國為基地的組織給巴勒斯坦自殺行動提供了大量金錢。去年11月，聯邦調查局（FBI）給財政部提供了一份49頁的報告，指出美國最大的伊斯蘭慈善機構之一———聖地基金會，給哈馬斯提供了關鍵的財政支援。該組織1989年成立於得克薩斯州，公開集資支援巴勒斯坦解放事業。 　

    但是聖地基金會否認了政府對其支援恐怖分子的指控，並已經把財政部告上了法庭，要求恢復凍結的財産。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該基金會説，它的目的在於減輕世界各國人民，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所受的苦難，堅決反對恐怖主義，和哈馬斯沒有任何聯繫。

    另外一個涉嫌和哈馬斯有牽連的組織是伊斯蘭巴勒斯坦聯合會（IAP）。有情報顯示，哈馬斯高級官員穆薩阿布馬祖克曾經給IAP捐資49萬美元，IAP幫助散發哈馬斯招募新成員的錄影帶，還出版兩份親哈馬斯的報紙。但是，IAP領導人拉菲克賈巴爾説，他對那49萬美金的來歷不清楚，聯合會的資金主要用於出版報紙、錄影帶和其他文化産品，目的在於告訴美國人巴勒斯坦發生了什麼，根本沒有給烈士金錢上的支援。 　

    死亡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都不主張放棄生命。巴勒斯坦人犧牲自己的肉體和以色列人同歸於盡，其最強烈的動機是保護自己的家園。有巴勒斯坦人説，如果給我 F－16,我不會去犧牲自己的生命。生命的可貴人人都曉得，但凡有機會，誰也不會選擇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飛行員駕駛飛機，衝向美國人的艦艇，這一行為稱為神風特襲隊，飛行員認為自己是保衛國家的最後一道屏障。斯里蘭卡有泰米爾猛虎組織，他們在過去的25年裏製造了大約170起自殺性爆炸，他們是受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人的召喚，保衛自己的家園。同樣，黎巴嫩真主黨遊擊隊的主要目的，也是反對以色列入侵他們的國家。在伊斯蘭世界，自殺是逃避現實，被看作是一種罪過，因此自殺性爆炸受人尊敬的前提是為了信仰和土地。

    很難給巴勒斯坦人的自殺性爆炸下個定義。以色列人毫不猶豫地稱之為恐怖行為，但巴勒斯坦人認為這根本不是恐怖行為，而是反對侵略的英雄行為，死者值得後世銘記。顯然，不能把巴勒斯坦人的自殺爆炸和恐怖分子混為一談，因為它是對以色列人軍事佔領的反應。當自己的領導人官邸被包圍，生命危在旦夕的時候，恐怕任何一個民族都會行動起來。 　

    4月7日，以色列坦克開進巴勒斯坦城市，交火中至少3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每天早上，當巴勒斯坦的年輕一代從睡夢中醒來時，得到了更多實施自殺行為的理由。當天，小學老師撒米拉阿布沙馬克聽到一個6歲的小女孩要炸彈，她説：“我想成為烈士。”沙馬克説：“我能説什麼呢？我不知道。我告訴她，等長大後再説吧，也許情況會發生變化。”

    《青年參考》 2002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