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原因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差異，首先在於宗教信仰上。伊斯蘭教信奉真主，不搞偶像崇拜，印度教信奉多神，偶像崇拜盛行；穆斯林把牛肉視為主要的肉食來源，而印度教徒則把牛視為神，對神牛頂禮膜拜。因此在伊斯蘭教的宰牲節時經常發生教派衝突，有時甚至發生流血事件。其次，是在社會生活上，他們之間不能通婚，也不能共同進餐，居住區彼此明顯分開。另外，兩教的教義、習俗迥然不同。還有，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大量不甘忍受印度教種姓制度壓迫的“不可接觸者”皈依伊斯蘭教，希望擺脫自己的悲慘命運，而印度教高等種姓則因此把伊斯蘭教等同於“不可接觸者”，視之為不潔凈而加以鄙視。這些都是造成印穆兩大宗教難以和睦共處的文化心理根源。

    （二）經濟原因

    由於種種原因，印度社會財富的分配大都集中在印度教徒的手中，穆斯林的經濟地位向來較低。雖然經濟發展給他們帶來了不少利益，但是總體上還是少於印度教徒所得的份額。據統計，在印度獨立後發展起來的５０個工業財團中沒有一個是穆斯林，在擁有５０００萬盧比資産的２８３２個工業資本家中只有４個穆斯林。穆斯林在政府機關、軍隊、警察和入學人數上都低於它在整個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一些富裕起來的穆斯林工商業者和手工藝人往往成為教派衝突中首當其衝的攻擊目標。而那些原屬低種姓的穆斯林，則一直生活在貧困之中，經濟狀況十分糟糕。

    （三）政治原因

    獨立以來，印度實行政教分離的基本國策，對各宗教採取較為寬容的政策。在印巴分治後近２０年時間裏，沒有發生大的宗教衝突。主要原因在於，國大黨政府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民眾中具有相當高的威望，政治穩定，人心平和，印度教的強硬勢力受到政府的嚴密控制。再則，穆斯林的代表同政府達成了保護穆斯林文化特徵的協議，穆斯林的利益能夠得到較為充分的保障。另外，執政的國大黨能夠堅持世俗主義原則，反對教派主義。

    ７０年代中後期特別是８０年代以來，印度政府領導人威望下降，經濟發展遲滯，民眾生活遇到嚴重困難，教派衝突開始曲線上升。特別是由於經濟發展的失衡，廣大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的經濟地位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加之某些政客利用宗教矛盾，玩弄政治騙局，借題發揮以謀私利。在事態平靜時，他們往往採取煽風點火、製造事端的手段；在形勢緊張時，他們往往採取推波助瀾、火上澆油的手段，使教派問題不斷升級。特別是近年來，印度教的一些極端分子公然宣稱穆斯林是入侵者或者是印度教的叛逆者，提出建立“印度教特性國家”的主張。而伊斯蘭教的一些極端分子特別是那些原教旨主義者，利用國際上“伊斯蘭復興運動”狂潮，宣揚維護本教利益的聖戰。在這種情況下，印度國內印穆兩教的對立日趨尖銳，衝突日趨劇烈。

    印度的穆斯林政黨是“穆斯林同盟”。該組織成立於獨立之前，獨立後成為一個地方政黨，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喀拉拉邦最有實力，１９５６年以來一直在邦議會中佔據一定席位。該組織後來發生分裂，“全印穆斯林同盟”與國大黨合作，“印度聯邦穆斯林同盟”與國大黨的反對黨合作。在北印度，穆斯林政黨有“伊斯蘭聖哲會”。

    在印度，帶有強烈印度教色彩的政黨有：“世界印度教大會”（VHP)，其口號是“政治要印度教化，印度教要軍事化”，曾多次製造教派衝突。其次，有國民志願團(RSS)、創始人是KB赫奇沃，１９２５年成立於那格普爾。其基本宗旨是保護印度教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促進改信伊斯蘭教的印度教徒重新皈依印度教，在政治爭端中代表印度教徒的利益，力圖在南亞建立一個“印度教的國家”。１９４８年，該組織因刺殺聖雄甘地而被取締，後來打著文化招牌重新恢復直到現在。該組織的領導人繼續鼓吹印度教教派理論，聲稱“在印度斯坦的土地上，印度教種族及其印度教、印度教文化和印度教語言一起構成了印度教民族”強調“只有讚譽印度教種族和民族，併為達此目的盡最大努力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如果非印度教徒拒絕放棄他們與印度教徒的全部不同特點，不完全溶化于印度教民族大種姓之中，印度便沒有他們的民族生存的餘地”。１９８２年１月，國民志願團在班加羅爾專門設立統一著裝的“訓練營”，向參加者灌輸印度教沙文主義思想，參加訓練的人員多達兩萬以上。該組織還和人民聯盟一道出版各種出版物，據説現今共有１０種日報和５０種週刊，並設有網路密布的新聞社－－印度斯坦新聞通訊社以及若干出版社。他們的宣傳使得廣大的穆斯林感到厭惡甚至仇視，因而採取某些激烈的對抗行動。此外，還有主張以印度教的“法”（即達摩）統治國家的“拉瑪聖國會”，以及激進的印度教文化和準軍事組織“國家公僕同盟”。

    “印度人民黨”是一個具有強烈印度教色彩的政黨，它成立於１９８０年。其前身最早可追溯到１９１５年由提拉克創建的印度教大齋會。印度教大齋會是一個典型的印度教教派組織。它完全排斥穆斯林，主張實行強制性的印度教教育，大肆鼓吹印度教民族主義和“印度教國家”理論。１９５１年，該會副主席慕克吉率領一批成員退出該組織，成立一個教派政黨－－印度人民同盟（BJS），大肆鼓吹印度民族主義，反對印巴分治，主張用和平方式重新使國家統一。現任總理瓦傑帕伊是該組織的骨幹成員。１９７７年，印度第６次大選前夕，印度人民同盟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與其他５個黨派組合成一個新黨－－人民黨。後來由於存在嚴重分歧，瓦傑帕伊等人宣佈退出人民黨，另行召開代表大會，成立印度人民黨。該黨在成立之初，曾提出非教派主義的綱領，力爭改變教派主義形象。１９８４年，該黨在大選中嚴重失利，只得到２個議席。於是，它改變既定的方針政策，以“重建羅摩廟，恢復羅摩盛世”為旗子，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為指導思想，迎合印度教教派主義思潮，爭取廣大印度教徒的支援。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它在議會中的席位從１９８９年的８６席增加到１９９１年的１１９席，１９９６年以１６１席的成績取代國大黨成為印度第一大黨。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再次取得執政地位後，該黨的教派色彩有所淡化，但其內心深處仍存有明顯的印度教傾向。

    （四）國際因素

    印度獨立之後，留在印度境內的某些的穆斯林組織某些外國的支援下一直鼓吹穆斯林應該單獨組織起來，以保護自身的利益，保持原有文化、語言和宗教。１９６７年成立的全印穆斯林宣稱，它只為印度的穆斯林講話。還有一些地方穆斯林組織在外國勢力的支援下公開主張從印度分離出去，這無疑加劇了印穆兩教的教派衝突。近年來，國際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嚴重氾濫，對印度的穆斯林産生了一定影響。印度穆斯林中某些組織和個人在國外力量的支援下堅持分離主義，在相當程度上危及了對國家統一的訴求，刺激了印度教徒的情感，導致教派衝突不斷激化。 　

    （馬加力 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 2002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