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三年級,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情感陪護”
手機又響了,這是整個晚上第二十幾次出現海哥的名字,我已經算不清了。海哥是我打工的茶館的領班,他的新婚妻子穎姐也在那個茶館工作。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是很好的“階級弟兄”,而今天,我連他的電話也不願接。我知道他是叫我去工作的,他願意我去工作,因為客人花在我身上的每小時三十元錢裏,有茶館的二十,那是他們工資的一部分來源,然而,我不想再為賺錢透支我的單純。
大三那年十一月,我剛和男朋友分手,閒暇時光驟然多了起來,一時間我不能適應這種空虛。一天在街上閒逛,見一茶館外貼著招聘啟事,特別指出要在校女大學生,便進去看看。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劉經理説他要招的是 “情感陪護”,就是有客人喝茶,陪他們聊天或下棋。他一再強調我們的工作性質是完全區別於“小姐”的,客人有無禮要求,我們可以隨時走開,茶館會保護我們。沒有客人時可以看書,只要不趴在吧臺上寫作業就可以。薪水每小時十元。這樣,我有了第一份工作。
茶館地理位置不好,客人很少。和我一樣孤獨的是海哥和穎姐,因為每天形影不離可能也沒有什麼可説的,沒有客人的時候,他們相對無語。他們已經領了結婚證,只等舉行典禮了。閒談中得知,茶館是三個機關職員投資辦起來的,劉經理是其中一個股東的侄子,而海哥是另一個股東的外甥。海哥和穎姐人都很好,有農村人特有的善良,也有城市下層人對社會對上層人的不滿和無奈。
■張叔成了我的固定的客人,他來了,點最貴的茶,然後和我聊天,聊的都是些不如意,當然也不斷地告訴我他有錢
一天下午,我和海哥正坐在吧臺邊聊天,一個肚子挺得老高的客人進來,右臂夾著一個鼓鼓的皮包。海哥迎上去説:“張叔可有日子沒來了!”他笑而不答,把包放在吧臺上找出一張紙條,叫海哥給他裝點紙上寫的那種茶。我無意中瞥見,包裏裝的滿滿的紅色百元鈔票。一會兒經理叫我上去陪張叔説話。張叔笑瞇瞇的樣子很是慈祥,他説一進門就看見我了,真美。是“美”,不是“漂亮”。他還説自己有錢,就能有各種各樣的美女陪在身邊,但他就喜歡和有知識的女人在一起。
經理和張叔是朋友,晚上叫我一起吃飯。席間我得知,茶館裏曾經有個服務員,也是我們學校的,經理都沒她能喝酒,所以經理經常帶她出去吃飯,後來那女孩跟著酒桌上認識的一個“大款”走了,經理為此有苦説不出。我知道經理這次也是想看看我的酒量,事實上我也不知自己能喝多少。酒瓶一點就是一盅兒,也不記得拿著酒盅的手在唇邊和桌面間穿梭了多少回。後來張叔悄悄告訴我,可以偷偷換水。
回到茶館小坐之後,大家都張羅離開,張叔要開車送我,我堅持騎自行車回去,畢竟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後來聽穎姐説海哥見我騎車晃悠,就在後面跟著我,直到我進了宿舍。
後來張叔經常來茶館,多是中午,進了門就要一壺最貴的“杉林溪”,叫上我跟他進一個大雅間,脫了鞋躺在沙發上,閉上眼睛就説忙,真忙,到這裡就是想休息休息。他説其實這個茶館東西很貴,服務品質也不高,他來就是衝我來的。張叔忙裏偷閒地能來找我應該算我的榮幸。他什麼都跟我説,説自己年輕時在海南當兵,想家的時候一邊喝酒一邊哭;説自己最困難時老婆毫無怨言,現在有了錢卻沒了感情;説女兒事業不爭氣,交了個男朋友全家不願意。
再後來他要認我做乾女兒。他的確不是壞人,對我一直都沒有不該有的想法,我也就同意了。就像對自己女兒一樣帶我去吃烤鴨,去超市買高檔水果,關心我的衣食住行。他給我多少東西並不重要,我能感覺到離家在外還有一個親人,真的很難得。我甚至想過以後畢了業,掙了錢,每年都會回來看他,給他買他惟一喜歡的水果——西瓜。
■去茶館的人的素質也良莠不齊,生活展現給別人的,不都和展現給我的一樣美好
去茶館的人的素質也良莠不齊。有一個環保學的教授,經常到美國、日本講學,同時經營一個和植物有關的公司。我至今記得那次我像記者採訪一樣和他聊天。臨走他問我小費多少,我説我不要小費,他拍拍我的臉説: “你的老闆一定喜歡你,你是個聰明單純的女孩。”春風化雨般的關愛,沒有絲毫猥褻的味道。
還有個石家莊人,好像是一個什麼工程公司的,到我們那裏開會。我們談到北京申奧,談到中國援外,談到美中關係,我們都感到輕鬆愉快,他説下次來還會找我。
也有彼此都感到不愉快的,是私企的兩個老闆,四十多歲,一高一矮。第一次高的説自己以前的“小朋友”大學畢業了,想讓我“接班”;第二次矮的説自己以前的“小朋友”要結婚了,也想讓我“接班”,還拿個手機做 “見面禮”。我邊冷笑著説“您的誘餌也太小了吧” 。他問我多麼大的才對我的胃口,我説是對我的尊重。結局還算愉快,只是從那以後他們再也沒來過。我不是想炫耀自己的價值,只是想告訴他們,女大學生不全是他們的 “小朋友” 那樣的。
■在整個城市,我是第一個把這一不被人理解的行業做得有聲有色的,可是我仍然感到空虛。
■不屬於我的奢華和世故讓它們走吧,我需要在象牙塔下填滿金錢填不滿的空虛。
穎姐和海哥請假準備結婚,一時間我成了茶館的主力,茶館發廣告招兩個新服務員。她們都比我小,我教她們各種茶藝表演,各種器具的清洗。
那一段時間客人出奇的多。
幾個月以後,很多客人慕名而來,只為和我聊聊天,找一些別的茶館找不到的清新空氣,我的收入也高起來。為了聯繫方便,我用賺的錢買了手機。
寒假過後聽穎姐説很多人找我,還有的經常打電話問我什麼時候回來。我感到莫大的成就感,可以説在整個城市,我是第一個把這一不被人理解的行業做得有聲有色的。
有一次有個客人到茶館找我,我正上課,海哥給他推薦了另外一個曾經面試過的。後來他又往茶館打了好多次電話找我,我不是上課,就是手機沒電。終於有一次,我們都有時間。他説上次和他聊的那個思維很敏捷,但是長相不令他滿意,我反駁説僅僅是聊天,和長相關係不大。他説那有兩個選擇,誰不願意找好看的?他還説他想找個長期的朋友,我要是再高一點就更好了。我總在努力岔開話題,而他總在試探我能不能做他長期的朋友,這樣拉鋸似的談話持續了三小時,後來我實在不願和他爭執,推説有課離開了。臨走他給我一百元小費,加上一次一結的聊天收入,我帶著一百三十元出了茶館。
我去了本地最好的商場,想買個錢包,櫃檯的小姐向我介紹每個錢包的特點時我都在想,你把它説得那麼好,其實憑四五百塊的月薪你一個也捨不得買。最後我選了一個正好一百三十元的。我意識到自己掏錢時的表情是多麼憤恨和不屑。只要我往沙發上一坐,動一動嘴皮子,一個錢包有多難呢?僅僅是一百塊錢,我儼然把自己當成了“大款”,因為這錢來得實在容易。
坐在商場休閒區品一杯清淡如水的咖啡,我從心底感到從沒有過的孤獨,別人都為自己的生活奔波,辛苦並快樂著,我毫不費力掙錢不少,悠閒並墮落著。這條路,我看不到盡頭,可能是美麗的罌粟花擋住了不遠處的懸崖。皮包裏那個為學英語用第一個月工資買的文曲星提醒我,我還是個大學生嗎?
説工作,我學到了一點茶藝,這對我的人生能有多大影響呢,至於社交,我能學的也都學到了,再做下去,也只有感嘆社會的不公而慢慢頹廢、墮落了。
我拿出手機,撥通了茶館的電話,麻木地對海哥説:“告訴經理,我不幹了。”
後來海哥又叫我到茶館幾次,僅僅是和他們聊聊近況。聽説我走後生意每況愈下,劉經理也徹底放棄了,一個股東暫時做經理,還想請我回來,要給我買古箏,只要給客人彈彈琴就可以拿多少多少的月薪,事實上海哥他們的工資已經拖了一個月了。善良無辜的海哥和穎姐,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劉經理,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服務員,一擲千金的客人,你們教會我什麼呢?不屬於我的奢華和世故讓它們走吧,我需要在象牙塔下填滿金錢填不滿的空虛。
海哥打不通我的電話,給我發了短資訊:“茶館有客人找你,請馬上過來。”如果手機不是我自己的汗水換來的,我一定會把它扔到我永遠都看不到的地方。
《北京青年報》 2001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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