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語文教材怎樣變化，它影響了並正在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大概很少有人沒有受到過語文教材中豐厚的精神滋養。多少年過去，我們可能對其中的某一段話、某一首詩還記憶猶新，甚至這段話、這首詩會對我們産生悠遠的影響。作家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讀著語文教材長大，其中有一些人，他們的作品又被充實到語文教材中去。哪些作品深藏在記憶中，又有哪些對自己産生過影響，聽他們娓娓道來，我們或許能從中體會到課文以外的東西……

    80年代初，馮驥才的《挑山工》被選入語文教材，直到現在也仍是教材中的典範。據有關調查，很多青年人知道泰山正是由《挑山工》而來。正因為這篇課文，泰山市政府還授予馮驥才“榮譽市民”的稱號，送給他一把“金鑰匙”。作為回報，馮驥才畫了一幅《挑山工》送給泰山市政府。另外，還有一些省的語文教材選入了馮驥才的《珍珠鳥》。《捅馬蜂窩》、《珍珠鳥》、《巨籠》則分別被馬來西亞中學、新加坡中學的二、三年級選入語文教材，還有一些國家的大學將他的文章選作大學必讀課文，比如英國、美國都選了《神鞭》。馮驥才的作品作為課文廣為流傳，那麼他自己又喜歡什麼樣的課文呢？馮驥才喜歡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葉聖陶的文章也有印象，但是記憶最深刻的還是古代的詩歌。這些閱讀時就能産生畫面感的古詩對馮驥才的影響特別大。“不是説某首詩對我立即發生作用，關鍵是引導。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能逐步把自己引入唐詩的境界，使我一下子愛上唐詩，愛上古典文學。”

    馮驥才一向比較關注教育。他曾收到過來自馬來西亞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教材選用了他的文章，但稿費很低。馮驥才謝絕了稿費，他説：“作為作家，自己的作品能用於教育後代，應該是分文不取。”馮驥才認為現在的教材選得非常好，中國是文化積澱深厚的大國，有眾多經驗豐富的教師，語文教材的編寫很有眼光。他認為對孩子教育的第一方式是在學校的課堂裏，課本又是教育的中心，應該給孩子挑選最好的精神食糧，使他們一下子能看到最好的東西，這對於孩子們一開始就進入文化的中心和深層非常重要。現在他們的視野非常開闊，資訊交流的渠道也多，如果選擇不好很容易進入誤區。作為教育者來説，包括出版社、家長都應選擇精品放在孩子周圍，不論是課本還是其他方面的知識。

    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有一段文字是關於名曰“怪哉”的蟲，“冤氣所化，用酒一澆，就消釋了。”張煒對這段文字至今記憶猶新：“‘怪哉’，多麼強烈的個性，體現了兒童之間共同的、不可理解的神秘性。個性的魅力在魯迅所有的文章中瀰漫著。還有《紀念劉和珍君》給我的印象也非常深。當初讀的時候吸引我，現在回憶起來也同樣吸引我。這兩篇文章都存在強烈的個性，有作為生命的、不可取代的非常強烈的人性在裏面。”張煒認為現在的好多課文回避了這些，這樣不利於啟迪學生的智力。培養下一代重要的一面就是激發創造力，不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科普還是文學的文章，都要強調個性，而不是達成了共識的、溫吞的、四平八穩的一切方面都正確的文章——儘管這些文章結構、觀點、語言都挑不出毛病，但是丟掉了一點，就是文字的、作者的魅力，這是在字裏行間都能感知到的，讓人一輩子都能記住的東西。我們應該選擇飽具個人情感的文字，真正的好文章是應該讓任何一個有素養的人看了都覺得好讀的文章。不能以為給孩子看的書都是淺薄的，給孩子的書也應該是非常迷人的東西。好的語文課文一定是好的讀物，最有魅力的讀物不僅能讓人讀文字和故事，它首先在文字上打動你，而不是強化

    給學生思想主題和文章的作法。真正的好文章沒什麼作法。

    劉震雲一針見血地指出語文教材最大的問題是課文的選擇上帶有一定的強迫性，所選的內容依據的是成年人的思維，跟中小學生沒什麼關係，就得死記硬背。劉震雲認為課文中選擇跟孩子年齡段相關的更能産生共鳴。魯迅的《社戲》並不能稱為魯迅的代表作，但是跟少年的情感比較貼近，所以印象很深刻。選《阿Q正傳》、《狂人日記》孩子未必能理解得了。另外小學課本中有一篇高玉寶的《我要讀書》，是寫一個苦孩子讀書非常不容易，終於有一天，老師説可以不收學費了，他當天晚上睡不著，一會兒爬起來問一次時間，這種心情跟孩子也很貼切。

    莫言最近應聘山東大學中文系的教授，他謙虛地説，不是講課，我也講不出什麼，就是跟學校裏有文學愛好的學生做一些交流和切磋。猛然間一問他學過的課文哪篇記憶深刻，他首先想到的是《烏鴉與狐狸》，還有《小馬過河》。“我記憶深刻的就這兩篇，那時還帶拼音，有插圖……”童年時期受過的教育對自己的影響也許不那麼直接，但卻是潛移默化的。

    鄭淵潔的創作速度是比較快的，他以平均二、三個月的速度不斷推出新作：《金拇指》、《鬼車》，再寫完《愁象》，鄭淵潔今年的寫作計劃就完成了。但是，他給兒子編寫“家庭教材”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從數理化到歷史、哲學、工商經營、法律……編出的書像個大雜燴，同時又是一部童話，通過主人公皮皮魯貫穿起所有的知識，非常好看。鄭淵潔説：“我完全假設自己是個孩子，怎麼有用就怎麼編。當然也參考別的書，包括一戰二戰的歷史，比我寫作費勁可大了。”談到語文教材改革時，鄭淵潔聯想到高考改革。聽説參加高考的考生年齡放開，鄭淵潔的興致很高。他初步準備明年參加高考，檢測一下自己的語文水準。因為恢復高考時他沒報名，以後就再沒有機會，作為一次人生體驗，不參加高考是一種缺憾。所以鄭淵潔想補上這一課。去年他曾經根據報紙上刊登的高考語文試題做過自我測試，由兒子打分，結果很“慘”。鄭淵潔説那些題目跟寫作還是有些距離。但他仍想參加高考，他開玩笑説：“考上考不上都沒關係，考不上我也不會輕生，當然萬一來個破格錄取也説不定——我估計沒準真能上成，他們會不會照顧我呀？……”如果真能上大學，鄭淵潔希望去西部或比較偏遠的大學，但是被褥一定要自己帶。

    因為他聽説有些學校的被褥是一些破舊的材料做成的，他特別希望學校能照顧他允許自己帶——説著時，感覺像明天就要上大學的樣子，鄭淵潔特別興奮，“這個機會如果真有，我一定抓住，一定要跟別的學生住一個屋子——住8個人一間的宿舍，想想和那裏的人一起生活4年，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和莫言一樣，鄭淵潔在讀書時也經歷了“文革”。原以為“童話大王”印象最深刻的課文應該是童話，沒想到鄭淵潔提到了《劉胡蘭》。他覺得15歲的女孩就能為了信念或者信仰獻身，真是很了不起。現在有多少人能做到為了信仰獻身呢？所以這種教育還是必要的，課文中有必要增加一些這方面的內容。

    方方剛參加完“中日女性文學的現狀與未來發展”會議，正在寫一部女性的小説。另外她又有兩部作品出版，一是由湖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到廬山看老別墅》，用她的話説是“很好玩的一本書”，還有一部中篇小説《奔跑的火光》，讀者會在《收穫》上看到，單行本也已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在談到自己印象深刻的作品時，方方説自己上學時正好經歷“文革”，根本沒有好好上課。她只記得小學時學過的一首詩《夏天過去了》，因為特別喜歡，印象一直非常深刻，詩很美，讀起來很舒服，就始終印在腦海裏。方方小學三年級時就開始寫詩了，到現在也還喜歡讀詩。另外還有《寒號鳥》，她邊説邊背誦起來：“寒風凍死我，明天要壘窩……”方方覺得課文還是純文學、純美一些好，給孩子灌輸唯美的東西，他們長大後自然會愛憎分明。“我的女兒剛上初一，她們的課文已經很不錯了，我能感覺到教材的改革。”

    遲子建剛剛獲得魯迅文學獎的短篇小説獎。關於這次獲獎，她打了一個比方，就像一個人趕路，不知怎麼刮來一朵鮮花，拿在手裏非常高興，但是過兩三天以後這鮮花也就枯萎了——獲獎只是意外的喜悅，過兩天也就平息了。非常巧合的是，遲子建最喜歡的作者就是魯迅。她對中學課文中魯迅的《故鄉》、《孔乙己》印象最為深刻，她甚至還背誦過《野草》。其他的課文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也還有一定的印象，但遠不如魯迅的深刻。“魯迅的作品讀起來語言感覺非常奇妙，文字表現力非常強，有音樂感。為什麼背誦《野草》，就是因為讀起來朗朗上口。當時只是高中生，讀作品能讀出某種意味來，適合我的口味，就是我的選擇，這些作品直到現在我也仍然喜歡。”遲子建幾乎沒寫過童話作品。這使她想到教材中也應該加入一些童話，像格林、安徒生等等，不應只是一個面孔。一些即使是很有名氣的人讀起童話來也是興味盎然，這是鍛鍊想像力的好辦法。現在的課文好是好，就是過於深刻，對中學生來説讀起來未免有些吃力，真正的教育應該充分開發學生的想像力，兼收並蓄很多後，學生的很多情感自然能培養出來，而不必刻意強化。

    《中華讀書報》2001-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