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我考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即文學系)、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長，當時我的名字是蕭稟原。蔡先生的辦學宗旨是相容並包，主導思想是提倡新學。他聘請了陳獨秀先生擔任文科長(即文學校長)，聘請了周樹人、錢玄同等新派人物擔任教授，因而使北大面貌為之一新。那時我是一個學生，和蔡先生接觸不多，但有件小事使我深深領略到了蔡先生的教育家風度。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聽生，我原來就讀的河南省立二中有位姓杜的同學要求旁聽，我去北大教務代為申請。教務處一位先生卻説：“座位滿了，不能再收。”我説：“座位沒滿，請你去教室看看。”教務處的先生不去。我氣呼呼地去見蔡校長。校長室在紅樓二樓上，也沒有秘書阻擋，學生可以隨便去找。我一進門，蔡先生看我怒氣沖衝，便和藹地説：“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鐘，五分鐘後你再講話。”我坐了一會兒，便和蔡先生説了為杜姓同學申請旁聽的事。我説：“多收一個學生總比少收一個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務處的先生卻説座位滿了。請校長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聽後，馬上親自打電話把教務處那位先生請來。我當著蔡校長的面對教務處的先生説：“教室確實還有座位，不信你去看。”教務處的先生沒有説話。蔡校長當即拿筆寫了一個條子“准予杜到中國文學門旁聽”，交給教務處的先生。於是這位杜姓同學終於入學旁聽了。

    陳獨秀學長二事

    陳獨秀先生那時任文科學長，不僅是提供新思想、新文學的一位領導人物，而且對文科教學工作也認真負責，一絲不茍。有兩年小事使我終生難忘。我考入北大中國文學門後，上英文課，當時英文教學按試卷分數編成甲乙丙丁五班，我被編到乙班。教授是一位英國人，完全用英語講課，一個中國字不説。我是在河南省二中學的英文，雖然文法清楚，英文字認得也不少，但聽力不行，對英國教授講課一點也聽不懂，便不去上課了。過了一個星期，陳獨秀突然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問我：“你為什麼不去上英文課?”我説：“聽不懂。”陳先生説：“我看了你的英文卷子，成績很好，怎麼會聽不懂呢?”我説：“我在中學是跟中國老師學英文，只能寫，不能説。現在英國老師用英語講課，説得太快，我聽不懂。”陳先生便説：“那你就退到丙班吧，還聽中國老師講課。”後來我就在丙班上課了。中國文學門是由黃侃先生講授古文。第一天上課就出了個《文心雕龍》上的題目，叫學生作文。我剛寫了一百多字，黃先生看見了説：“好!”便拿到講臺上念一遍。有一天下午上課，我精神有點疲倦，便用手捧頭而坐。黃先生看見後勃然大怒，説：“我講書，你睏覺!”我説：“姿勢不對，並非睡覺。”隨即放下手，端正了姿勢。但黃先生怒氣未息，説：“不願意聽就下去嘛!”我一負氣就出去了，接連兩個星期沒上黃先生的課。又是陳獨秀學長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去了，問我為什麼不上課。我陳述了以上情況。陳先生説：“你是中國文學的，主課是黃先生講，你不上課怎麼學呢?”我説：“怕黃先生不許我上課。”陳先生説：“好!我送你去。”便拉著我的手，把我送進教室，正好黃先生在講課。陳先生看我坐在位子上，黃先生也沒有説話，陳先生才離開教室。從此我就恢復上古文課了。

    錢玄同先生一事

    錢玄同先生那時講授文字音韻學。他是北大有名的教授，很受同學尊敬。有一次，錢先生在課堂上講到廣東音韻，課後一位廣東籍學生李錫予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對他所講的廣東音韻提出了不同意見。下一次上課時，錢先生上臺後面帶笑容，客氣地問：“哪一位是李錫予同學?”李錫予站起來回答説：“我就是。”錢先生説：“請坐!我見到你的信了。你對廣東音韻的解釋是正確的。我不是廣東人，對廣東音韻是一知半解。很感謝你糾正了我的紕漏。”接著，錢先生在課堂讀了李錫予同學的信，還希望其他同學對講課中紕漏之處提出意見。從這件小事，可見錢先生虛懷若谷的治學態度。

    黃侃先生三事

    黃侃先生當時在北大教授《文心雕龍》，他對古典文學有相當造詣。他是“國故派”的一位首領，常常身穿藍緞子團花長袍，黑緞子馬褂，頭戴一頂黑絨瓜皮帽，腰間露出一條白綢帶。有一次他過生日，幾位中國文學門的學生登門拜壽，其中有位陳蓮痕同學是我的好友。他們進門後行了三鞠躬禮。不料黃先生勃然大怒，説：“我是太炎先生的學生。我給太炎先生拜壽都是磕頭。你們卻鞠躬嗎?!”當時嚇得這幾位同學只好磕頭。黃先生是最喜愛的一位學生叫鄭奠，常常給黃侃先生拿皮包。後來鄭奠畢業了也在北大任教。有一天，黃節先生(北大講授詩詞的教授)在家裏請客吃飯，黃侃先生和鄭奠二人都去了。黃侃先生看見鄭奠穿著一件皮袍，大為不悅，説：“我還沒有穿皮袍，你就穿皮袍了?”鄭奠説：“我穿的皮袍，你管不著我。”黃侃先生聽了很生氣，從此不理鄭奠了。黃侃先生的脾氣古怪，他本來住在一位朋友家中，不知什麼緣故和這位朋友鬧翻了，搬走的時候，用毛蘸濃墨在房間的墻壁上寫滿了帶鬼字旁的大字。眾人看字滿壁皆“鬼”，黃先生才得意而去。

    羅家倫二事

    羅家倫在“五四”運動中是個風雲一時的人物。但他追逐名利權勢，當時就為同學所不齒。我記得“五四”旅行後的一天晚上，在法科禮堂的學生集會上，羅家倫大肆吹噓自己，引起與會同學不滿，説他“沽名釣譽”、“風頭主義”。一位同學就走上去把他推下了講臺。羅家倫當時是北大學生會的負責人之一，卻暗中到太平湖安福俱樂部參加段祺瑞的宴會。有些北大同學得知此事，畫了一幅羅在宴會上拿著刀叉吃大菜(西餐)的像，加了注解，貼在北大西齋壁報欄上。同學們看了都很氣憤。有位同學寫了四句打油詩諷剌羅：“一身豬狗熊，兩眼官勢財；三字吹拍騙，四維禮義廉(意指無恥)。”這四句打油詩在北大廣傳一時。羅家倫還給蔡元培校長寫信，請求和蔡先生的女兒訂婚。蔡先生復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無權包辦。況小女未至婚齡，你之所求未免過分。這件事在北大傳為笑談。(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作者：蕭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