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後的20年，將看到科學專業以及研究機構逐漸走出康橋的院墻

    ■康橋與大企業的聯繫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

    亞歷克布羅厄斯，1938年出生於澳大利亞；1959年，獲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物理學學士學位；1960年，獲墨爾本大學電子學學士學位；1962年，獲康橋大學機械科學學士學位；1965年，獲康橋大學電子工程學博士；1965年-1984年，在美國IBM公司任職，研究微電子器件的製作，IBM的首席科學家；1984年，返回康橋大學並創立奈米加工實驗室，歷任電子工程學教授、三一學院院士、丘吉爾學院院長和工程部主任；1996年，擔任康橋大學校長，發表學術論文150篇，擁有多項專利，並當選為英國皇家工程院院長。

    身披北京大學紅黑相間的博士袍，康橋大學校長亞歷克布羅厄斯顯得冷靜而堅定。在4月12日北大“康橋日”上獲頒名譽博士頭銜的他，為自己題為《新千年的大學：前沿與合作》的演講精心選擇了意味深長的開頭和結尾：演講稿封面上，80年前遊學康橋的中國著名詩人徐志摩那首膾炙人口的《再別康橋》歷歷在目；結尾，出自《詩經》的一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宣示著他背負歷史、變革求新的信心。

    4年前，北京大學剛剛度過了百歲生日；7年後，康橋大學將迎來建校800週年。布羅厄斯以“時代的制高點”來詮釋新世紀、新千年對於這兩所古老大學的特殊意義。“我相信，古老的大學和古老的文化能夠煥發出強大的力量，去應對新的挑戰。”他語氣肯定。

    ■主導康橋的不是不變的東西，

    　而是不斷的變化

    在康橋，有一種書籍被稱作“永恒之書”——數百年間康橋積累下來的繁縟瑣細的校規，清晰具體地界定著康橋人的一舉一動，似乎不可改變、不可抗拒。

    “實際上，所謂的不可改變只是表面現象。”布羅厄斯説。他回憶起自己求學康橋的二三十年前，“那時學校有明確的規定，學生必須身著長袍，太陽落山時必須回到學院，否則會被糾察者處罰。”這位坦承曾經因晚歸而翻過墻頭的校長説，今天，這一切早已不復存在了。

    作為康橋大學第一位工程師出身的校長，亞歷克布羅厄斯以實幹精神和不墨守成規而著稱。他出生於澳大利亞，60年代求學康橋，合唱隊、賽艇隊都有他的身影；隨後是19年IBM的職業生涯，榮膺“IBM首席科學家”；80年代重返康橋，1996年就任校長，推動康橋周邊形成資訊技術園區“硅沼”(Silicon Fens)，吸引跨國公司投注大筆資金。

    面對康橋的悠長歷史，別人也許更多地看到沉甸甸的傳統，而在這位“跨越學術、商業兩個領域和三個國家”的校長眼中，貫穿康橋800年的，是連續不斷的變革。“主導康橋的並不是不變的東西，而是不斷的變化。”

    布羅厄斯上任後的一些新舉措也曾激起反對的聲音。有些人説，有800年曆史的康橋，是英國乃至歐洲最好的大學，為什麼還要改變？布羅厄斯説，悠久歷史在積澱傳統的同時也可能成為一種負累。“所謂世界一流的大學，應該用不懈的努力推動時代前進，同時要時刻保持警覺，反省到自己是否落伍。”

    ■60多項諾貝爾獎詮釋“康橋精神”

    有人戲言，康橋大學60多項諾貝爾獎的傲人紀錄，和劍河邊悠閒自在、天馬行空的下午茶閒聊分不開。英國人傳統的下午茶，在康橋似乎被賦予了特殊的含金量。

    在康橋生活了20多年的布羅厄斯，這樣詮釋“康橋精神”：活躍的文化融合和高度的學術自由。而形成這一精神氛圍的重要形式，他認為就是下午茶和喝咖啡時自由隨意的交流。在擁有31所學院的康橋，其學院的定義並非是以某一學科為核心的學術機構，而是一種打破學科界限的學生的組織機構。對於學院制帶給各個領域學生的交流機會，以著述《中國科學技術史》聞名於世的康橋大師李約瑟曾這樣描述：你也許是一位學習英國文學的英國青年，同對面房間學生物化學的愛爾蘭人相善，同樓上宿舍學法律的尼日利亞人和學神學的蘇格蘭人友好。“學生們在一起，沒完沒了地談天説地，沒完沒了地飲咖啡。”“可以説，康橋每一個學院，都是由學系不同、社會出身不同、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混合而成，這些學院將整個康橋大學變成一個奇妙的熔爐。”

    康橋産生了許多改變世界的思想。牛頓、達爾文、培根、羅素，這些巨擘也曾是康橋的平凡學子，也許正是交流與碰撞點燃了他們思想的火花。“在康橋由學院文化構成校園氛圍中，充分的交流使你開闊眼界和心胸，同時你也時時會感到挑戰和競爭，這些無疑會帶來靈感和動力。”布羅厄斯説。

    談及康橋令人驚嘆的諾貝爾獎紀錄，布羅厄斯校長更強調科學研究的“原創性”和基礎科學的非功利性。他説，諾貝爾獎委員會特別強調對於人類知識的原創性貢獻，而原創性更是一所大學的活力源泉。同時，電力、電子、蒸汽機、抗生素，這些與康橋相關的發明都有其偶然性，它們在誕生時並未呈現出即時的實用性，發明者也不是刻意為之。“人們從事基礎研究是為了增進人類的知識，基礎研究必須得到極大的支援。”

    中國人所知道的康橋，大多源於徐志摩的詩句，撐長篙、挽金柳，放歌劍河，為人們描畫出康橋深濃的人文氣息。

    事實上，英國不少著名的文學家、詩人也出自康橋，如彌爾頓、丁尼生、華茲華斯、拜倫。正如布羅厄斯所説：“康橋在藝術和人文方面的成就絕不遜於科技方面的成就。”他説，徐志摩所秉承的是康橋的悠久傳統，而創造這種傳統的靈感則來自康橋優美動人的自然環境——劍河、奇石、樹木花草的完美結合。“這也許就是那些康橋詩人和哲學家汲取力量的源泉。”

    “今天人們往往更注重實用性。藝術領域的學者喪失了穩固的社會地位，學生更希望為職業生涯獲取實用的經驗，因而一些歷史悠久的文科課程受到冷落。”出身理工科的布羅厄斯校長對人文科學同樣關注。“事實上，在當今世界，人文科學和藝術在延續文明、挑戰功利主義價值觀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布羅厄斯校長懇切地説，當不斷進步的科學技術日益改變人類的景況時，我們越來越需要兩件事：對倫理問題的精確分析研究；對過去的了解，尤其是對人類過去經驗的了解。“以一種獨特的人文精神去詮釋哲學和歷史，關於理念、宗教、文學、社會、政治等的歷史，都是與當今生存環境密切相關的。”康橋大學最近建立了一個藝術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中心，以加強人文科學的研究。

    中國學術界近年來提出“中國需要諾貝爾獎”的口號，以提倡原創性，注重基礎研究。布羅厄斯對此建議説，中國大學應該把自身的資源集中于具有廣泛效益、有潛能、有應用性的原創性科學研究，同時這些研究也應該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對於中國大學來説，首先要找到那些最有才能的研究人員，然後保證他們得到足夠的支援。而通過同行之間的評估來挑選人才，是最有效的途徑。”

    ■康橋校長面臨的最大挑戰——

    　如何贏得足夠的錢

    儘管康橋本身是一座沒有圍墻的大學，但是在許多人的心目中，800年的傳統、曾經的貴族化特色，都構成了一道無形的墻。古老的康橋近年來一直在努力突破種種設限，無論是新校區向西拓展的“西進運動”，與企業合作設立研究機構，還是教育理念上的吐故納新。

    布羅厄斯校長説：“現代研究正打破19世紀學科的邊界。今後的20年，將看到科學專業以及研究機構逐漸走出康橋的院墻。”康橋與大企業的聯繫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2000年，微軟公司向康橋投資3.38億美元，設立一項英國最大的國際獎學金，每年資助230多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就讀康橋；馬可尼公司投資6400萬美元，在康橋設立研究機構；李嘉誠在康橋捐資建立醫學研究中心，並設立李嘉誠基金，資助康橋知名學者來華講學。

    “學生們將受益於學校與這些全球性公司的合作。”布羅厄斯校長説，他認為這些密切的合作不會妨礙學術的獨立性，因為合作各方都會遵守事先訂立的週密詳細的契約。

    時至今日，康橋已經擁有資産12.3億英鎊，儲備3.75億英鎊。但布羅厄斯校長認為，他面臨的最大挑戰仍是如何贏得足夠的來自各個方面的收益流，使尖端科研獲得充分的資金投入。康橋的資金三分之一來自英國政府的撥款，其餘則是企業和校友捐贈。布羅厄斯説，在學術界的自我獨立和保持商業性捐贈者的興趣之間取得平衡是件“微妙而棘手”的事。他認為，捐贈者過多的干預會妨礙大學的獨創性和靈感，會妨礙研究者的自由思索精神，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保持捐贈來源的多樣性。近年來，國際高等教育界曾有關於美國和歐洲教育精神、模式優劣的探討。布羅厄斯認為，英國教育制度的最大優勢在於強化特性、不斷積累的傳統以及幾個世紀以來學術的投入，“憑藉強烈的探求精神，我堅信我們的國際地位能夠得到保持。”

    同時，康橋也在積極汲取其他一流大學的優點。1999年，康橋與麻省理工學院開始5年合作計劃，設立康橋麻省理工學院（CMI），兩所大學學分通用，學生可互相選課。目前，在英國大學中，惟有康橋在最高決策機構——教授委員會中未吸納本校以外的人士，布羅厄斯表示，希望未來能夠引入美國一些大學或跨國大企業的人才，參與大學的管理。

    中國的高等教育界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作為目標。對此，布羅厄斯建議説，與美國大學相比，英國缺少資源和規模去發展大眾化的高等教育，而中國的規模和潛能則更近似于美國。同時，他指出，大學的發展水準取決於經費、投入以及招募和留住具有國際最高水準人員的能力。

    ■“硅沼”：新“康橋奇跡”

    “硅沼”（Silicon Fens）之名，得自康橋周邊資訊技術企業所在的那片沼澤地，與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周邊的“矽谷”（Silicon Valley）並稱。幾年間，這裡冒出了1000多家高新技術企業，雇傭員工3萬多名，年收入30多億美元。

    興起于60年代的康橋大學科學園，致力於將大學科研與企業相結合。到80年代，這片130英畝的土地上集中了近500家高新技術企業，為4000多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年産值以數億英鎊計。這座歐洲最成功的科學園，被稱為“康橋現象”或“康橋奇跡”。90年代，由布羅厄斯參與推動的“硅沼”則為“康橋奇跡”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布羅厄斯這樣追述康橋與企業相關的歷史：“康橋大學對於應用性科研的支援，遠遠早于科學園的建立。而康橋和企業之間建立起明確的聯繫已長達一個多世紀。”他認為，康橋現象的繁榮發展，得益於康橋的一大特色——賦予個體以學術自由，使他們能夠去追求自我的理念、思想，並保留他們自己的智慧財産權。

    布羅厄斯認為，財政政策、土地使用以及美國的經濟規模，使矽谷與硅沼有所不同。他認為，在康橋的經驗中最值得關注的有兩點：對於新興企業的扶持和一些促進小企業建立的法律、財務機構的存在。“今天，康橋通過各種方式鼓勵人們的創新精神，並專門建立了康橋創業中心。”

    近年來，在制藥、電腦科學等領域，康橋與葛蘭素、微軟等大型跨國企業開展了深入的合作。面對未來，布羅厄斯認為，康橋必須誕生一種新型的體制，更具靈活性、激勵性，能夠進一步催生新型的小企業。同時，大學與大企業結成有效的合作體制，也將有力地推動巨大成果的産生。“我們新近的重點是植入式實驗室，即企業在大學建立實驗室，這對於大學的基礎研究非常有利。”

    中國的不少大學目前都在努力將科研與産業結合起來，北京大學的校辦産業規模位居中國大學之首，現在又在主校區附近建設科技園區，布羅厄斯對此非常感興趣。他建議，大學科學園的建設需要具備幾個先決條件：對於商業發展和組建公司有高度技巧的專業化建議；對於創業的專門培訓；對於智慧財産權的共用。

    ■中國2000多年的教育理念，

    　與康橋的教育目標相契合

    北大未名湖畔，長眠著一位傑出的康橋學者賴樸吾(Ralph Lapwood)，他把自己交付給這片曾執教多年的土地；劍河西岸的李約瑟研究所，被康橋人稱為“中國廟”，默默地見證著這位傳奇人物將中國科學技術史呈現給世界的不懈努力。嚴復、華羅庚、肖乾、徐志摩，曾經負笈康橋的中國學人，在中國社會進步的歷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印。

    布羅厄斯校長就讀康橋時，所在學院的院長正是李約瑟。在北大的演講中，他追述了康橋與中國一個多世紀的學術交往。他特別強調説，中國2000多年的教育史所蘊涵的許多理念，與康橋追求的教育目標相契合，如無論出身貴賤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強調教育的開放性，教育服務於社會等。

    4年前，康橋設立了東亞學院，其核心是中國研究中心。香港富商李嘉誠2000年捐資設立基金，資助康橋每年向中國派出4位著名學者講學；2001年開始，康橋受英國政府委託，每年派遣數位“現代中國研究”項目的本科及碩士生到北大交流，涉及法律、經濟、語言、歷史等方面；幾天前，李嘉誠還捐資給康橋一項獎學金，使每年能夠進入康橋學習的中國學生增加了60余名。同時，為中國培訓律師、官員、經理，也是康橋與中國交流合作的重要內容。

    今天，康橋有60個不同國家的學生在校求學，其中包括來自中國的200多名學生。“我們錄取學生的唯一標準就是實力。中國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非比尋常的人才，提供了各個領域的傑出學子，尤其是在康橋處於強項的學科領域。”布羅厄斯説。

    他認為，世界一流大學首先要以國際化的視角來思考。“康橋人從不把康橋看作是孤島上的大學，而是敞開大門，與世界其他大學，包括北大加強溝通交流。”他在演講中表示，康橋將與北大建立夥伴關係，互相借鑒，“相信康橋會在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中起到特別的作用”。

    摯愛康橋的布羅厄斯，儘管積極倡導變革，卻對康橋不變的美麗風景深深眷戀。説起康橋古老的建築、蜿蜒的劍河、青青的草地，還有他最鍾愛的國王學院的教堂，他眼中洋溢著激情。“這些自然景物孕育著康橋的魅力，那種不變的靜謐讓你感受歷史的存在，體味歷史的真諦。”

    ■文/夏紅衛　程瑛

    《北京青年報》 2002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