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面試”選拔的近６００名預錄取的大學生即將向社會公佈。

“一石激起千層浪”。當高考分數第一次與高校錄取脫節，人們或期待，或質疑。記者近日圍繞著高考改革問題採訪了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等幾所高校的負責人。

高考：見分不見人的選拔？

“良好的生源是辦學成功的一半”，上海交通大學分管教學、招生的副校長印傑打了個比方，“如果將大學比喻成一個工廠，招生就像工廠選購材料一樣，沒有良好的原材料，怎能指望工廠生産出好的産品？工廠要有特色，才能打造品牌。同樣道理，國家幫學校‘採購’完成‘選材’過程，這是不科學的。一流大學更應注重多元化，否則特色和品牌無從談起。”

我國現行高考錄取原則簡單説是“三步走”——先分數優先，接著志願優先，再分數優先。即首先定出錄取分數線，一分之差可決定考生是進重點一本，還是二本；接著，同一批次學校第一志願優先錄取，未招滿時，第二志願才納入學校考慮範圍（一般這種情況可忽略不計）；最後，填報同一志願的學生中，學校又按分數高低進行錄取，直到錄滿為止。

高考利用“剛性”的分數和志願，完成了幾乎所有高校的人才選拔。考生往往因一分之差，一志願之差，與大學失之交臂。

印傑説，“唯分數論”的學生培養模式導致的後果是過分強調培養學生追求標準答案的能力。他以政治考試為例説，很難想像，高考中的主觀政治問答題均有標準答案，為了更靠近標準答案以得高分，考生們紛紛將與問題相關的內容全部答滿試卷，哪怕毫無邏輯、甚至前後矛盾。原因只有一個：學生只想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讓閱卷老師找出盡可能多的接近標準答案的“得分點”。

印傑認為，創新的動力在於不斷提問，過分強調標準答案等於抹殺學生的創造力，久而久之學生變成了“答題機器”。

“以往，學生通過高考，按分數高低，被‘劃撥’到各高校，很少考慮到學校的需求，而建設一流大學，需要有一流的生源，所謂一流的生源，就是適合學校發展特色的優秀學生，而不是光分數高的學生。”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秦紹德説。

不少人指出：由於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相對匱乏，高考多多少少依然在中國社會扮演著“社會分工”的角色，甚至成了農村學生改變命運的唯一手段，雖然高考帶來的弊病很多，但目前還找不到一個比高考更公平、更不易受干擾的辦法來遴選人才。

浙江大學副校長姒健敏説，對一流大學而言，“自主招生”是大勢所趨，重點高校應有適當權力選拔符合學校發展特色的“材料”，國際上大凡一流大學，沒有一所不是自主招生的。“中國地區發展失衡，高校自主招生不可能大面積鋪開，但一些經濟相對發達、高等教育入學率和誠信水準相對較高的地區，可以實施小範圍試點，探索和積累自主招生的經驗。”

高考：素質教育的天敵？

目前，素質教育遲滯不前、應試教育勢頭卻依然強勁，不少人認為，高考一天不改，素質教育就一天難以前行，甚至有言論表示“落實素質教育，必須取消高考”。

“高考指揮棒影響素質教育的發展，但高考本身並不是阻礙素質教育發展的癥結所在，分數至上的選拔錄取手段才是阻礙其發展的根本”，姒健敏説，改革現有的高校招生辦法，建立科學合理的學生評價制度，是推進中小學素質教育的關鍵。

姒健敏説，素質教育不是簡單的一句口號，還要有提倡素質教育的整體環境。中國東西部差異大，西部落後地區的孩子考上大學非常不容易，“與城市孩子相比，他們身處更糟糕的教育環境中，卻要在高考中以最高分數來換取改變命運的機會，這種情況下，對他們談素質教育可能是非常奢侈的。”

南京大學副校長張大良説，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其實是教育思想的區別，而不是教育方法上的不同，不能簡單地説“搞面試就是素質教育、搞筆試就是應試教育”，“筆試照樣能考出素質來，但考什麼、怎麼考很重要，不能過於強調標準答案”。

張大良説，西方發達國家大多是將考試和面試兩者相結合，大學自主招生與全國統一考試相結合，但無論哪種選拔方式，考試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環節，即使他們經濟發展程度較高、高等教育資源相對豐富。

不過，有一點大有區別：世界發達國家的升學考試成績（聯考、會考、高考成績等）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如“託福”（ＴＯＥＦＬ）考試成績的有效期可以是兩年，ＧＲＥ考試成績的有效期可達５年，而我們全國的高考成績使用期限還不到一個月。

高考：選拔制度何去何從？

近年來我國的高考改革可謂年年有新招：在考試組織上，２００４年有１１個省市開始在高考中實施國家統考分省命題改革；在考試內容上，有“３＋Ｘ”科目設置方案；在考試時間上，有了春季、秋季兩次考試；目前，全國５３所高校享受著所謂的５％“招生自主權”。

然而，這些高考改革“新招”的效果均不盡如人意。我們不能回避一個問題：我國高考選拔制度將何去何從？

張大良表示，中國作為高等教育大國，考試人口眾多，為保障公平，全國高考不可能輕易取消，但公平不能以“抹殺學生的創造力”為代價。當下，並不是所有高校都有能力走上自主招生之路，不過，國內一流高校完全可以探索走“自主招生”這條路，且形式可以多樣。

印傑認為，此次復旦、上海交大“面試”選拔模式，尚屬於小範圍試點。因受地域招生數量和實施“面試”招生的學校數量的限制，“面試”選拔暫時很難在全國推廣。例如，上海交大欲在江蘇招生３５個人，卻引來了３５萬人的面試報名，這樣篩選材料、筆試、面試等諸多環節下來，高考招生成本將非常之高。如此大範圍中挑選區區幾十個人，以概率來算，錄取準確率也會大大下降，如果上海、北京、廣州等地同等水準的高校聯合“面試”招生，可能更具操作性，一方面可以適當降低招生成本，一方面考生也可以避免連續面試而帶來的壓力。

姒健敏説，因為各高校的辦學目標、辦學特色不一致，培養學生的思路也各有特點，高校“分類選拔”是必然趨勢，不同類別的高校，應在選拔方式上適當區別對待。

他介紹了所謂“分類選拔”的一些思路：對高職院校而言，可讓少部分考生，通過標準化考試，或者高中畢業考試，不用參加高考，申請直接入讀；對名牌大學而言，可讓少部分考生參加高考或標準化考試，並配以適當的面試，儘量擴大學校自主招生來“不拘一格錄人才”，特別是研究型大學可更多地挑選創新型人才；對一般高校而言，大部分考生可主要通過高考考試分數進行選拔。

張大良認為，為了減輕集中高考給學生帶來的重負，也可實施多種不同層次的高考，諸如一年內舉辦全國統一高考、重點大學聯考、地區高考等，考生可以選擇參加任何種類的考試，並用他認為最滿意的一次考試成績，向多所學校提出申請。

而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學校，可根據學生提供的參加不同層次高考的成績、中學的表現、學校自行組織考試、成績等綜合表現決定是否錄取。理想的狀態是：考生可以同時拿到不同學校的錄取通知，學校也可以提供學生不同的機會選擇，最終讓學生和學校進行合理雙向選擇。(記者劉丹 王駿勇 余靖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