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等幾所上海高校嘗試甩掉高考直接通過面試招生，高考分數第一次與高校錄取脫節，專家評價“這是中國高考制度改革的破冰之旅”。我注意到，新華社發出的通稿題為《復旦改筆試為面試，關鍵是先保住公平》，而網站轉載時大都改為《復旦首次面試招生，家長擔憂人為因素影響公平》——這表現出輿論潛意識中對面試的天然不信任。事實上，這種不信任早在宣佈試點之初就通過中青報的輿論調查顯現出來了：３８．９％的人斷言“很難做到真正的公平”。

可以看到，幾所試點高校在報道中都竭力展示對面試的精密安排：又是體制保障，又是程式設計，又是技術保證，甚至抬出了名譽作擔保，總之是竭力説服輿論相信面試錄取的公平。我想，校方再科學嚴密的面試程式設計，也難以消除輿論對面試錄取人為不公的質疑。因為“面試錄取隱藏著的不公”是一種大環境，復旦也許可能通過努力改變小環境，做到力所能及的公平，但對“大環境”卻無能為力。而輿論對面試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正是出於對“大環境”的不信任：人們並非不信任復旦，而是對錄取腐敗無處不在的“大環境”缺乏信心。

人不能揪著自己的頭髮將自己提離地面。同樣，復旦不是教育的“獨立王國”，也不能脫離“大環境”獨獨把自身的面試錄取公平提升到一個很高的高度，很多東西是不以高校的意志為轉移的。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是，面試錄取屬於高校自主招生，可當下高校在許多方面並沒有實現自主，如何在“招生”方面就能單兵突進地實現自主呢？比如財務不自主，許多名牌高校的招生為何大幅度地向本地傾斜，呈現本地化的傾向，正是源於財政上對地方財政的過度依賴；比如教學不自主，開什麼專業、用什麼教材、教師的考評、教授職稱的評審，都受到上級事無巨細的干預；比如校長不自主，大學校長嵌在行政序列之中，校長的任免權牢牢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門手中，校長必須在行政主導的評估模式下艱難生存。

也就是説，在當下的制度環境中，高校本身就是不自主的，如何單單保證在招生上實現自主呢？復旦可以在“小環境”上把面試錄取設計得非常嚴密，可許多方面的不自主會“逼”著他們向“大環境”屈服。試問，烏紗帽掌握在上級手上的校長能拒絕一個上級關照的名額嗎？

另一種“大環境”是當下的整體制度環境和道德水準。毋庸諱言，基於制度約束的失范，社會當下的倫理環境並不能讓人放心，潛規則橫行、暗箱操作流行的現實讓很多人對顯在的制度失去了信心，無論做什麼事，總感覺會有人在鑽空子走後門，總感覺潛規則的影子無處不在，總有一種自己安分守己就很吃虧的“受迫害意識”。在這種“大環境”下，人們自然很難相信會有什麼能免俗的“小環境”；或者覺得，再潔身自好的“小環境”也會被“大環境”湮沒。

經過這番梳理可以看到，面試錄取的公平只是一種想像的公平：脫離了社會大環境，想像面試有一個科學公正的程式，想像考官精心設計的問題能“考”出考生的素質，想像面對面交流的靈活考試能突破僵化的“人紙較量”。這實際上僅僅是一種想像，回歸現實環境之後，“想像的公平”會因為整體環境的複雜而變得不可控。公平並非想像得越完美越好，它最重要的品質是現實中的可控性。很多時候，大環境決定著公平實現的路徑，在大環境下只能儘量選擇一種次優的公平實現方式。

從這個角度看，高考雖然有許多弊端，也存在許多不公，但在既有的“大環境”下，通過它實現的公平卻是相對最可控的公平；面試錄取雖然在想像中更公平，但“大環境”使其帶有太多不可控的東西。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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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招生須先解決教育公平問題

４月１日、２日，１２０８名上海高三學生在萬眾矚目中先後走進了復旦大學光華樓。他們中將有３００人通過這所著名大學自主的“面試”而被錄取，高考分數第一次與高校錄取脫節。（４月３日《資訊時報》）

然而，這一被認為是“進一步擴大了學校自主招生權利”的高校自主招生“新嘗試”，卻沒有贏得公眾的好感，中國青年報的調查顯示，５９．２％的人對此舉並不贊同。該調查還表明，面對高考制度，公眾呈現出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人們對目前高校沒有招生自主權、“一考定終身”的高考表達了不滿和指責；而另一方面，公眾又對增強高校自主權的改革有一種天然的不信任，更為重要的是自主招生沒有完善的保障公平的制度。

像此次復旦大學自主招生，３００名上海學生“近水樓臺先得月”，恐怕這個“新嘗試”有違起碼的教育公平的原則。因為，復旦大學不是上海的復旦大學，是全國考生的大學。

雖説自主招生的“面試”錄取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然而，自主招生同時意味著參與面試的教授權力的擴大，如果這種擴大後的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便可能導致面試教授完全憑自己的喜好選擇新生，利用手中的權力徇私舞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招生自主權下放後，高校可以自主決定是否預留少量機動指標，用於調節各地上線生源不平衡問題，教育主管部門對機動指標的具體比例也未作規定。

這些都涉及自主招生的公平問題。高校的自律制度建設不到位，就會影響自主招生改革的成敗。如若受到金錢和局部利益的左右，自主權可能會成為少數人謀利的工具。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如果整個教育制度不發生改變，冀望自主招生這小小的一個點就帶動其他制度發生根本性變革是不現實的。

自主招生不僅是對相關高校和高中的考驗，而且是對全社會的一種考驗。如果沒有透明化的操作，有失公平公正公開原則的話，我相信更多的考生寧願堅守過去的高考分數線。

因此，筆者認為，自主招生必須首先解決教育公平問題。當省份之間的分數差達到上百分甚至更多的時候，現在討論自主招生的問題顯然不合適。特別是復旦大學在自主招生中只招本地考生、讓籍貫決定命運的做法，使這種自主招生的公正公平性令人生疑。 （胡楊）

高考面試應引入“陪試團”理念

為期兩天的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自主錄取面試落下帷幕。此次復旦和上海交大兩高校自主選拔錄取最大的突破就是以面試成績作為錄取的主要依據，高考成績只作為參考依據。復旦大學面試團由１７０名專家組成，其中包括２０名後備專家。上海交大也由１６０名教授、專家隨機組成若干面試小組，每個小組由不同學科的５名專家組成。（見４月３日《中國青年報》）

由原來的“一考定終身”，變為現在的“資格考試＋面試＋統考”的選拔方式，復旦和上海交大在招生方式上的破冰意義不言而喻。儘管現在對於此種繁冗而細密的高考制度的質疑之聲還是來勢洶洶，但無論如何，作為一種可貴的嘗試代表了高校自主招生的時代方向。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對這種嶄新的高考制度進行不遺餘力的完善。

既然這種嶄新的高考制度把面試放在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地位上，那麼，面試是否具有足夠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就成了重中之重的事情。我們看到，不管是復旦，還是上海交大，都建立了自己的“面試團”，數目不可謂不龐大，面試程式也稱得上週到，但是，惟獨有一點讓人存疑：規模龐大的“面試團”裏清一色都是專家、學者和教授。

如果我們承認面試帶有太強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如果我們承認最了解學生資質的還是任課老師、學生家長和同班同學，我們就必須承認，單純的“教授面試”在某種程度上失之於片面——那些不善於交流而資質又非常優秀的學生很可能在教授們挑剔的眼光中被埋沒掉。而這時，讓任課教師、學生家長和學生參與到面試過程中來就成了一種必須。

當然，筆者的意思並不是讓任課教師、學生家長和同學直接參與面試，我的意思是由他們組成類似“陪審團”的組織——我們不妨稱之為“陪試團”。並且，我們應該賦予“陪試團”和專家教授們一樣的打分權力，作為最終考核的重要指標。可以想見，這種“面試團加陪試團對考生”的三方構架比起“面試團對考生”的考核模式要科學得多。這樣一來，不僅能減少精英立場所帶來的取才標準上的弊端，也能使學者教授們在面試時更加負責、客觀，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剷除了面試腐敗的機會和權力尋租的土壤。

或許有人會説，這樣是不是會加大高考選拔的成本？確實如此。但我們應該明確一點，成本付出的多與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付出的成本必須是有價值和意義的。如果我們付出一點成本，能夠贏得一個公平與正義的高考環境，那付出點成本就是必須的；如果為了減少一點成本而犧牲了高考的公平與正義，那顯然是一個“買櫝還珠”的可悲遊戲。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呼籲復旦和上海交大校方能引入“陪試團”的理念，為實現高考的公平與正義創造一個科學的制度環境。 （張若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