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經濟總量及綜合實力，長江三角洲地區各城市大致可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上海，其人口不足長三角地區的20%，而經濟總量、外貿出口、利用外資等卻佔30%左右，財政收入更是超過50%，是當之無愧的龍頭老大；第二層次包括蘇州、杭州、無錫、寧波和南京，2002年，這5個城市國內生産總值均已超過1000億元、財政收入均已超過200億元；第三層次包括常州、南通、紹興和嘉興，這4個城市2002年國內生産總值均在700億元以上、財政收入均在70億元以上；第四層次包括鎮江、揚州、泰州、湖州和舟山，這5個城市2002年國內生産總值在700億元以下、財政收入在70億元。由於各層次之間總量和實力相差較為懸殊（上海市的經濟總量是舟山市的近40倍），故我們在15個城市中選擇了經濟總量同屬第三層次、産業結構相對接近的常州、南通、紹興、嘉興4市進行比較和分析。2002年，4個城市土地面積為24192平方公里，佔長江三角洲地區的24.3%；總人口為1889.5萬人，佔長江三角洲地區的24.9%；國內生産總值3285.3億元，財政收入347.8億元，分別佔長江三角洲地區15個城市總量的17.2%和8.6%。

    　　一、主要經濟指標的對比分析

    　　從總體上看，作為長江三角洲地區15個城市中的第三層次，常州、南通、紹興、嘉興4市的發展水準及整體實力處於中游，國內生産總值、財政收入、外貿出口、居民儲蓄、投資、消費等大多數指標在15個城市中列第7至第10位。同時，由於上海一市獨大，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本地區的發展平臺，使4市的平均指標和産業層次低於長三角地區的整體水準。而從4市的現狀特點來看，經濟發展的實力旗鼓相當，難分高下；優勢極其明顯，各具特色。

    　　綜合實力方面 從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整體水準的GDP總量看，最高的是紹興市，達928.8億元，是2003年最有可能突破千億元的城市；其次為南通，達890.1億元，如果該市今年的增長速度達到12%以上，也有望衝擊千億元大關；常州和嘉興分別為760.3億元和706.1億元，居第3、第4位，但兩市相比較，嘉興的發展勢頭更為迅猛，大有咄咄逼人之感。2002年，嘉興的GDP在各市中居最後一位，而其當年新增的GDP卻達到101.8億元，僅次於紹興，分別超過總量列第2位和第3位的南通和常州20億元、14.4億元，從而使其與兩市的差距分別由2001年的205億元和68.6億元縮小為 184億元和54.2億元。如果維持這樣的發展格局，再有3-4年的時間，嘉興就有可能超過常州並直逼南通。

    　　産業結構方面 常州、南通、紹興、嘉興4市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第二産業特別是工業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2002年，除南通市第二産業比重略低於50%（49.3%），其餘各市均在56%以上，最高的為紹興，達57.6%，常州與嘉興比較接近，分別為56.7%和56.6%。相對於長江三角洲地區整體水準而言，4市在産業結構上同時存在著第一産業比重偏高而第三産業比重偏低的缺陷。2002年，4個城市一産比重為10.3%，高於15個城市平均水準4.4個百分點；三産比重為34.8%，低於15個城市平均比重7.5個百分點。常州産業層次明顯高於其他各市，三次産業比重為6.5：56.7：36.8，其中，第一産業分別低於南通、紹興、嘉興9.4個、2.5個和2.4個百分點；第三産業分別高於南通、紹興、嘉興2個、3.5個和2.3個百分點。

    　　增長速度方面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4市經濟總量分別為南通（29.4億元）、常州（17.6億元）、嘉興（13.3億元）、紹興（11.3億元），南通、常州分別為紹興的2.6倍和1.6倍。經過20多年的發展，各市的總量排位均發生了變化，紹興由最末位躍居第1位，其他各市則均退後了1位。紹興市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平均增長速度達15.7%，分別快於增速列第2至第4位的常州、嘉興、南通2.9個、3.4個和4.6個百分點。如果將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第1階段從1978年到鄧小平南巡講話的1992年，第2階段從1992年到2002年，則各市後10年增長速度普遍快於前14年，其中，紹興市前後兩個階段的平均增速分別為13.9%和18.3%，常州次之，分別為12.1%和13.8%；嘉興列第3位，分別為10.7%和14.5%；南通最低，分別為9.7%和13.0%。

    　　財政實力方面産業結構的優劣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著地區財政實力的強弱。常州、南通、紹興、嘉興4個城市中，常州市是唯一財政收入突破百億元的城市。2002年，常州市財政收入達102.9億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達56.5億元，均處於第1位。財政收入列第2至第4位的分別是南通、紹興和嘉興，其財政總收入為87.4億元、85.0億元和72.5億元，地方財政收入分別為48.6億元、39.6億元和31.7億元。由於各地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快於經濟增長，因此，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均呈上升趨勢，常州市這一比例最高，升幅也最大，2002年達13.5%，比上年提高2.3個百分點；嘉興次之，達10.3%，比上年提高1.4個百分點；南通、紹興這一比例均未超過10%，分別為9.8%和9.2%，但都比上年提高了1.6個百分點。

    　　投資規模方面投資規模決定著地區經濟發展的潛力與後勁。雖然常州市近兩年在市政設施、舊城改造、工業技改等方面大規模推進、大力度投入，投資增長速度領先於其他城市，但相對而言，常州市的投資總量還是明顯偏低。2002年，嘉興、紹興分別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379.3億元和373.0億元，相當於常州市的1.5倍，南通市也達305.0億元。常州市為250.0億元，是4個城市中唯一低於300億元的城市。從投資結構看，嘉興市基本建設投資和工業投資佔有較高比重，2002年，該市基礎設施投資達143億元，其中僅秦山核電站二、三期工程，當年投資額就超過40億元；工業性投資更是高達160.8億元，比上年增長60%，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不可低估。紹興市工業性投資增長勢頭也十分強勁，當年在建的技改工程項目達4094項，完成工業性投資208億元，比上年增長57.5%，總量和增幅都遠遠高於常州市。

    　　外向程度方面對外貿易依存度指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出口貿易額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它是衡量國家或地區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的指標。常州、南通、紹興、嘉興4個城市同處沿江、沿海經濟地帶，外向型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佔據重要位置。按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低排列，嘉興處於第1位，2002年達43.4%，分別高於常州、南通、紹興0.7個、7.1個和8.9個百分點；按外貿出口總量大小列序，則是紹興領先，達29.0億美元，其餘依次是常州、嘉興和南通，分別為26.6億美元、25.5億美元和25.4億美元；按利用外資多少排位，則常州與嘉興相對較高，2002年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分別達5.6億美元和4.8億美元，紹興與南通分別為3.9億美元和2.4億美元。

    　　居民收入方面在4個城市中，雖然浙江所轄兩市的財政收入低於江蘇所轄兩市，但他們的城鄉居民收入卻明顯高於江蘇所轄兩市，其中又以紹興領先。2002年，紹興市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為11746元，分別高於列第2至第4位的嘉興、常州、南通989元、1813元和3106元；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為5690元，分別高於列第2至第4位的嘉興、常州、南通158元、552元和1557元。但從衡量地區綜合實力、發展水準以及富裕程度的重要標誌——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看，則是常州處於領先地位。2002年，常州市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為22260元，高於嘉興（21658）、紹興（21428）和南通（11380）。同樣，常州市居民每人平均儲蓄餘額也高於其他3市，達14565元，分別高於嘉興、紹興和南通1435元、2120元和4892元。

    　　二、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趨勢探究

    　　改革開放以來，常州、南通、紹興、嘉興的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並在發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特別是紹興、嘉興兩市的發展更是突飛猛進、勢不可擋，主要經濟指標增長速度連續多年在浙江省及長江三角洲地區名列前茅。2002年，紹興、嘉興兩市國內生産總值增長速度達13.8%，在浙江省內並列第一，在長三角地區15個城市中僅次於蘇州。經過20多年的發展，紹興經濟總量在4市中的位次由最後1位躍居首位，而嘉興則大有趕超上來的勢頭。分析這些城市的發展路徑、特點和未來發展趨勢，對於常州尋找自身差距、把握髮展機遇、掌握競爭主動、加快經濟發展等，都具有一定的價值。

    　　——區域經濟特色鮮明。相對於江蘇兩市而言，浙江兩市的發展主題更為突出，發展特色更為明顯。這就是作為支撐紹興與嘉興發展主體的、有著頑強生命力的區域特色産業，也稱之為“塊狀經濟”：從一鎮（一村）一品起步，就近建立專業市場，經過産品檔次的多次提升，主導産業規模不斷壯大，並逐步形成“小商品、大市場、高回報”和“小資本、大集聚”的區域特色産業。這是浙江包括紹興、嘉興在內的許多地區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途徑。紡織大縣紹興2001年化纖布料出口額達8.5億美元，出口比例達35%，其中7月份單月出口超過1億美元，佔全國同類商品的50%以上；紹興縣柯橋鎮的“中國輕紡城”是目前亞洲最大的紡織品集散和交易中心，2001年市場成交額達207.5億元，與義烏小商品市場不相上下，同時，諸暨的襪子、嵊州的領帶等産業，不是全國最強，就是行業最大，具有相當的規模和競爭實力，不僅大比例地佔領了國內市場，而且在國際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嘉興的發展亮點則主要體現為市縣經濟各具特色、並駕齊驅，其所轄的6個市、縣、區形成6大特色規模經濟區，每一個區域都有一個優勢的特色産業，如海寧皮革、平湖服裝、嘉善木業、秀洲絲織、桐鄉和秀洲的毛衫、桐鄉和海鹽的化纖等，6大特色經濟年産值均超過50億元，其中，海寧皮革和平湖服裝的年産值在100億元以上，海寧皮革的國內市場佔有率約為25%，嘉善膠合板的市場佔有率為30%。

    　　——接軌上海思路明確。注重和上海經濟的全面接軌，主動承接上海經濟高速增長的強烈輻射，是近年來長三角地區各城市的共同選擇。在這一方面，紹興、嘉興和南通的做法值得借鑒。以紹興為例，他們把“接軌上海”當作一個常設課題，明確提出與上海錯位發展的思路，即挂靠優勢産業，填補空白産業，如紡織業在上海的經濟結構調整中屬於擴散和轉移的對象，紹興則抓住這一機遇，積極振興和發展這一傳統産業，目前，紹興的紡織業不僅規模大、技術新、産業鏈長，紡織、印染、布料、成衣、貿易成龍配套；而且紡織工業已經佔據全市工業的半壁江山，成為名符其實的支柱産業。同時，紹興還十分注重利用和依託上海的金融、資訊、技術及人才資源，他們的很多紡織品設計都出自上海的大專院校，機械行業中風機的國家標準也是紹興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協助下制訂的。再以嘉興為例，該市與上海相距僅90公里，是浙江省內唯一和上海接壤的城市。因此，當其他城市紛紛表示要與上海接軌的時候，嘉興想得更多的是實現與上海的“無縫連結”，力爭成為在這一國際大都市中佔居相應地位的功能區塊。為此，嘉興專門設立了接軌上海辦公室，具體負責謀劃、協調和實施與上海的全面接軌。他們充分利用與上海地域相鄰、經濟相融、人緣相親、文化相通的優勢，始終把接軌上海作為經濟發展的首選戰略（該市“十五”規劃確定的五大發展戰略中，第一戰略便是“接軌上海”）。近年來，他們通過與上海建立穩定的協作配套關係，已經逐步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具有強大市場競爭力的配角産業群，這就是被人們稱道的 “一二三四五現象”，即：一成多農副産品銷往上海市場，二成多工業産品為上海支柱産業配套，三成多産品通過上海口岸出口，四成多遊客來自上海，五成多外資項目受上海輻射影響。同時，他們還十分重視與上海的要素接軌、資訊開放和資源共用，如嘉興在實現了農産品綠色通道直達上海的基礎上，又實現了與上海的高速公路相通、寬頻網互聯、票據同城結算。再以南通為例，南通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祥地之一，它和上海同是長江三角洲的洲頭城市，通江達海，一衣帶水，區位優勢十分明顯。改革開放以來，南通已經成為中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基地、精細化工基地和具有國際先進水準的修造船基地。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們把南通放到上海都市圈的産業結構中去謀劃，去接軌，去發展。如他們呼應上海發展都市農業的要求，大力發展城郊型、生態型和外向型農業；抓住上海産業轉移的機遇，與上海共建滬通同業走廊，開闢沿江和沿海兩條産業帶，加快發展港口經濟、海洋經濟和特色經濟；為了更好地接軌上海，他們還提出了著力“推進大項目，建設大港口、構築大通道、發展大城市”的戰略構想，以加大工業投入為主戰場，全方位接受上海輻射。　

    　　——縣域經濟實力強勁。“強縣經濟”戰略是浙江省實現資源小省向經濟大省歷史性跨越的成功之道，也是浙江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戰略舉措。紹興、嘉興經濟發展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和優勢，就是縣域經濟實力強勁，這與他們多年來實施“強縣經濟”發展戰略密切相關。強縣經濟使弱縣變強，強縣更強，最近的一次縣域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指數測算結果表明，紹興所轄的5個市（縣）中，紹興縣、上虞市、諸暨市、新昌縣進入全國百強縣行列，分別排在第10、43、45和100位；嘉興所轄的海寧市、桐鄉市、嘉善縣、平湖市、海鹽縣則全部進入全國百強縣（市）行列，分別排在第22、30、31、34和42位。2002年，紹興所轄5市（縣）共完成規模以上工業總産值1259.3億元，平均達251.9億元，相當於常州所轄兩市平均産值的2.6倍，市（縣）産值在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産值中所佔比重高達85.6%，遠遠高於常州；嘉興所轄5個市（縣）規模以上工業總産值均超過100億元，總量達762.6億元，平均達152.5億元，相當於常州所轄兩市的1.6倍，市（縣）産值在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産值中所佔比重也達到81.5%。“縣”強而“市”興，縣域經濟的高速發展，使紹興、嘉興兩市的經濟充滿活力和生機，也為兩市奠定了最具創新力和競爭力的産業基礎。

    　　——未來發展潛力巨大。近年來，長三角地區各城市面對區域經濟發展趨勢，“不用揚鞭自奮蹄”，競爭意識、發展意識、趕超意識和危機意識十分強烈，而一系列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快速推進，也使各地在經濟發展格局中的地位發展了微妙的變化。嘉興距上海、蘇杭均不足100公里，而且，上海規劃的輕軌終點站楓涇鎮距嘉興只有20多公里，蘇州輕軌據説也將鋪設到嘉興15公里以外的盛澤鎮，如果兩條輕軌能夠在嘉興會合，則將使嘉興的發展如虎添翼。同時，嘉興境內能源豐富，秦山核電二三期和嘉興電廠二期全部建成後，總裝機容量將超過600萬千瓦，成為華東重要的能源基地。優越的位置、便利的交通、豐富的資源，將使嘉興打造上海乃至“長三角”地區製造中心的夢想成真。紹興計劃投資近70億元興建跨越杭州灣的公路鐵路大橋，把紹興與上海的時空距離縮短到兩個小時以內，同時，紹興的證券市場籌資額度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到目前為止，該市上市公司達到15家，列全國地級城市第1位，並有多家企業進入輔導期準備上市，這使得紹興未來的發展更具潛力。南通則將借助“依江傍海”的優勢，崛起于蘇中，並融入蘇南、接軌上海、走向世界。蘇通大橋和滬崇蘇通道建成後，南通到上海只需50分鐘，進入典型的“1小時都市圈”。南通近年來招商引資的成效也在不斷顯現，日本三大化纖巨頭紛紛到南通落戶，中外合資的洋口港240萬千瓦天然氣發電項目也已初步敲定，南通將有望成為接軌上海、融於世界的揚子“第一窗口”，成為長江三角洲城市中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

    　　三、對常州經濟搶佔新的發展制高點的思考

    　　除紹興、嘉興、南通外，長三角地區其他城市的發展思路同樣非常明確，未來潛力十分驚人。如潤揚大橋及沿江高等級公路的建設，使揚州到南京、上海、北京的車程分別縮短為1小時、2小時和8小時，區位優勢凸顯；又如交通格局的變化，使寧波由原來的交通末端升格為交通樞紐，特別是杭州灣跨海大橋建成後，寧波到上海的距離將從原來的394公里縮短至170公里，進入2小時經濟圈，其優良的深水港資源條件，又使其成為以上海為中心、江浙為兩翼的組合港發展戰略中的樞紐。作為長江三角洲南翼經濟中心，寧波的發展潛力不可低估。可以預見，未來20年，長江三角洲地區將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同時，長江三角洲地區15個大城市之間新一輪你追我趕、爭先恐後的白熱化競爭也即將展開，而各市在未來區域經濟發展的合縱連橫中將佔據怎樣的地位，完全取決於今天的行動。雖然從一些主要經濟指標分析，常州某些方面在4城市中佔有一定的優勢，然而應當看到的是，這種優勢僅僅體現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中等發展水準的城市之間，而且，一些優勢還在隨著其他城市的加快發展呈現出減弱趨勢，甚至有可能轉化為劣勢。相對於第一、第二層次而言，常州的經濟總量、發展速度、産業結構、外向程度及居民收入等，都存在著不小的差距，即使與紹興、嘉興、南通相比，常州市在發展水準、增長後勁、未來潛力等方面也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十五”時期是我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也是為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奠定紮實基礎的關鍵時期。常州作為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大型城市之一，必須也應當在蘇南經濟板塊中佔據重要位置，在長三角地區新一輪經濟發展中有更大作為。因此，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責任意識，樹立趕超意識、率先意識，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常州的機遇和挑戰、優勢和差距、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牢牢把握本世紀頭20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充分挖掘經濟增長潛力，爭先搶位，努力實現國民經濟的超常規、跨越式發展。

    　　——進一步解放思想，創新觀念，形成服務發展、加快發展的良好氛圍。思想解放的程度，決定著改革開放的力度和經濟發展的速度。經濟發展的快慢固然有多種主客觀因素，但關鍵在於思想解放和觀念轉變的程度。浙江之所以由資源小省變為經濟大省，經濟發展水準在全國的位次不斷上升，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具有小平同志所倡導的“發展是硬道理”、“一切從實際出發”以及“看準了的，就大膽試、大膽地闖”的創新精神，他們敢闖敢幹，敢為人先，當其他地區尚在左顧右盼、猶豫不決的時候，他們已經用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奇跡向世人證明了他們的選擇。常州要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至關重要還是必須把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轉變思維方式放在首位，並將其作為一項長期的、關鍵的和重要的任務來抓，真正做到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具體來説，一要加快以服務為核心轉變政府職能。要從政策法規、管理體制、辦事效率等方面入手，努力做到辦事一條龍、收費一窗口，建立一條聯絡熱線，搭好一個公平競爭的舞臺，提供一套強有力的法制保障，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審批、核準、許可，根治一切亂收費，亂罰款和亂攤派，不斷提高服務的水準和品質，真正為投資者提供一個良好的發展軟環境；二要積極推進政企、政事、政社分開。要把生産經營權交給企業，把資源配置權交給市場，大力發展行業協會、社會團體和仲介機構，在政府和企業之間架起橋梁，把政府的主要工作轉向研究發展戰略、實施宏觀調控、加強社會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上來；三要努力營造有利於解放思想的工作環境和輿論氛圍。要使“思想更解放一些、膽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的觀念深入人心，並化為自覺行動，充分激發和調動起廣大幹部群眾開拓創新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以更加寬廣的視野和與時俱進的精神，開創常州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局面。

    　　——進一步加快接軌上海經濟的步伐，提升常州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作用和地位。上海是長江流域乃至全國經濟實力最強、城市功能最強、輻射能力最強的城市，浦東開發以來，上海的各種優勢得到越來越充分的發揮，其全國經濟發展的龍頭作用、外商投資的輻射中心作用等日益顯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眾多外商投資企業之所以紛紛落戶蘇南特別是昆山一帶，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其緊鄰上海。上海取得2010年世界博覽會主辦權，無疑為上海經濟安裝了“加速器”、增添了“輻射源”。“世博經濟”所孕育的巨大商機，不僅上海可以從中受益，而且將惠及江浙地區，直接拉動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的發展——便利的交通將使長江三角洲地區成為勞動力、資金、技術和商品銷售等各類要素轉移的“腹地”。對此，常州應從戰略的高度來看待與上海經濟的全面接軌。一要不遺餘力地承接和放大上海的要素輻射。要自覺利用和依託上海的金融、資訊、技術、服務等要素資源，為常州經濟的振興和發展服務，加快與上海的有序聯動、優勢互補，在與上海的經濟合作中甘當“配角”，爭當“名角”，使接軌上海成為常州經濟加速發展並全面崛起的“推進器”；二要加強對上海産業特點、總體規劃和發展趨勢的研究。要善於捕捉商機，搶佔先機，在政策上、行動上進一步加大接軌上海的力度，自覺融入上海的經濟迴圈，主動接受上海部分産業的嫁接和轉移，大力開拓上海市場，在工業、建築業、旅遊業、服務業及特色農業等各個方面全線出擊、全面接軌，在接軌上海的過程中發展常州，壯大常州。三要著力營造和提升常州及各轄市的交通區位優勢。要抓住高速鐵路、高速公路、軌道交通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論證或立項的機遇，超前準備，積極工作，主動協調，多方爭取，努力構築常州與上海之間的高速通道，縮小和縮短時空距離，擠進以上海為核心的“1小時”經濟圈、“2小時”經濟圈，為常州未來的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平臺。

    　　——進一步加速現代製造業基地建設步伐，著力提升工業核心競爭力。依託現有産業群，構築區域核心競爭力，從比較優勢轉向競爭優勢，這既是維持常州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的重要途徑，也是提升常州綜合競爭實力的關鍵。市委、市政府明確提出，要“以世界跨國公司的加工廠和上海工業的後方基地為目標，把常州建成長江三角洲地區重要的現代製造業基地”，這是充分分析常州製造業的特點和優勢後所做出的戰略部署。常州工業經濟起步較早，門類齊全，配套協作能力強，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明顯，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就曾經通過專業化協作配套“8條龍”，開闢了常州工業經濟的輝煌。目前，常州已經初步形成了機械、冶金、電子、紡織、服裝等一批在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輸變電設備、重型裝備機械、工程機械、農業機械、城市客車、視聽設備等産品的製造能力在省內甚至國內較為領先,頗具影響；紡織布料、服裝、冶金、精細化工等産品優勢也比較明顯；並崛起了新科電子、現代工程機械、長江客車集團、黑牡丹集團、晨風集團等一批品牌企業。可以説，常州已經初步具備向現代製造業基地邁進的條件，完全有可能依託沿海通江的區位優勢和良好的製造業基礎，成為長江三角洲地區重要的現代製造業基地和中心。一要將現代製造業作為融入世界經濟的連結點。要以形成自主智慧財産權的核心技術和提高産品自主開發能力為重點，加快應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産業的步伐，堅持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相結合，加強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促進産、學、研的聯合與合作，大力實施資訊技術與産品、産業、管理的結合，全面提高工業資訊化水準和工業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二要加快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要以抓緊培育大企業、大集團為重點，加大國有企業的改革和戰略性重組力度，按照投資主體多元化、産權結構合理化、利益格局分散化為要求，推進産權制度的改革與創新，提高企業對市場經濟的適應能力；三要千方百計構築人才高地。要以完善人力資源開發利用機制為重點，加大高層次、複合型、創新型應用人才的培養力度，充分發揮大學城在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方面的資源優勢，加速文化、教育和科技産業的集聚和整合，不斷提高人力資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人才工作的開放度和透明度，使常州成為創業機會多、成功機率大的人才資源高地，為現代製造業基地的建設奠定紮實的人才基礎；四要努力營造有利於加快發展的小環境。對工業園區、産業群和加工製造基地，要更多地在制度創新、差別化競爭、技術創新、標準制定、職業培訓、融資條件、法律服務等方面創造條件，使區域特色産業群、專業化産業區以及通過招商引資形成的外商投資企業集聚區共同快速發展。

    　　——進一步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在著力引進外資的同時，注重內資的吸收和利用。招商引資是加快産業更替和結構升級的重要途徑，利用外資的品質高低和規模大小，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地區經濟能否實現更快更好的發展。近年來，常州加大了招商引資的工作力度，開放型經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利用外資的規模和水準都有了重大突破，但與蘇州、無錫等地相比，差距還比較明顯。分析國際上吸收外資的趨勢和走向，大致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依靠減稅、免稅等財政、金融優惠政策，吸引外商的直接投資；第二階段主要是根據産業化政策和目標，有針對性地尋找合作夥伴，並提供優良的基礎設施和便利的商業環境；第三階段則主要依靠良好的産業集聚效應和強大的協作配套能力，以適應跨國公司投資戰略的轉變。從常州的實際情況分析，常州經濟的長處在於製造業，而製造業的特點就是配套能力及其相應的集聚效應。一要適當調整吸引外資的政策。在注重投資軟硬環境建設、提高服務品質和管理水準的同時，仔細分析本地的産業基礎和産業特點，找準本地的優勢定位和産業定位，有目的、有重點地發展配套企業，形成良好的産業集群和強大的配套能力，以吸引跨國公司、龍頭企業來常投資興業；二要想方設法激活發展經濟的民間活力。要遵循內外資並重的原則，高度重視民間資本的吸收和利用，放開手腳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取消一切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政策規定，在産權改革中鼓勵“民有”，在經營機制上支援“民營”，在投入機制上實現“民資”，在競爭性領域和一些基礎性、公益性領域大力發展民間投資，並向民間資本開放國家鼓勵投資的所有領域，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有集體企業的改革，鼓勵民營企業以多種形式利用外資，鼓勵有條件有實力的私營企業通過上市募集資金，並加大對私營個體經濟的信貸支援力度，主動幫助協調和解決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使民營經濟成為常州經濟重要的支柱和增長極；三要積極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實現資本運作。在經濟的成長期，即快速增長階段，資本稀缺始終是制約地方經濟發展的長期性障礙。因此，要充分認識資本經營的重要性，加大對有實力、有前途企業的扶持和培植力度，爭取讓更多符合條件的企業通過境內外資本市場籌集資金，實現企業的低成本擴張，推動企業的技術改造和産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進一步提升縣域經濟實力，促進區域經濟協調快速健康發展。縣域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中功能和産業門類齊全的基礎層次，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結合部、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的連接點，也是地區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和動力源泉。浙江中心城市的快速成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縣域經濟的活力和實力的不斷增強。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市的縣域經濟，無論是與嘉興、紹興、南通比，還是與相鄰的蘇州、無錫比，都存在著縣（市）數量偏少、規模偏小、在全市經濟總量中比重偏低的問題，這中間既有原有基礎薄弱、自然條件欠缺方面的問題，也有在發展過程中把握機遇和搶抓機遇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以來縣域經濟三次大的發展機遇中，常州成功地抓住了第一次機遇，即70-80年代的“由農轉工”，通過鄉鎮企業的大發展，大幅度提升了縣域經濟的實力，而當第二次機遇即90年代的“由內轉外”到來時，常州在對外開放、利用外資壯大縣域經濟實力方面卻明顯落在了蘇州、無錫的後面。目前，縣域經濟發展正處於第三次大的機遇期——“由一轉多”，即以公有制為主的單一經濟轉向多種所有制經濟並駕齊驅拉動經濟增長的新一輪騰飛，這是一次不容喪失的機遇，必須牢牢把握，緊緊抓住，解放思想，揚長避短，努力實現縣域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一要以富民強縣、加速實現現代化總攬縣域經濟發展全局。要把提升縣域經濟和特色産業的市場競爭力，全面提高縣域經濟品質、環境品質、人口品質和生活品質作為目標，形成全市合力，市縣聯動，政企聯動，工農聯動（優化農業、振興工業），積極引導和鼓勵工商資本和民間資本投向縣域經濟，共同推進農業産業化、工業現代化和鄉村城市化的進程，全面打造能夠支撐全市經濟高速發展的“經濟強縣”；二要因地制宜創新發展路子。要在認真研究縣域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創造地、靈活地貫徹執行中央文件，在不違背中央政策和原則規定的前提下，實現中央政策的地方化實施，即從縣域經濟的實際情況出發，正確定位，強化特色，努力挖掘優勢、創造優勢和嫁接優勢，合理調整三大産業的比重，努力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生産要素向優勢産業集聚，培育和發展一批規模化、差別化、集約化的重點鄉鎮工業園區，形成具有特色的産業和産品體系，以此帶動整個縣域經濟的發展；三要樹立縣域經濟發展新理念。加快推進經濟體制、對外開放、行政管理等多個領域的改革放權，增強規劃、服務和經營意識，不斷創新工作思路，順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和開放型經濟的思路，提高區域塊狀經濟發展水準。我市兩市五區區域規模、經濟總量、財政實力等相差懸殊，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因此，要在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的原則下，統籌規劃，分類指導，不斷完善激勵考核機制，形成你追我趕、爭先恐後、積極奮進、力爭上游的發展格局。（江蘇省統計局）

     國家統計局 2003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