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原因當然不是如此———至少，不止如此。我們還沒有看到有關部門的正式解釋，而據媒體報道，在採訪中，從公安部到當地的交管局，沒有人對此作出明確回答，北京市交管局宣傳處甚至交待媒體“不要炒作”。

    由於看不到管理部門的正式解釋，公眾對於叫停的原因只能處於猜測中。而在有關的幾種猜測中，最有可能導致叫停的原因是兩點：一是車牌過於個性化，比如“SEX001”、“USA911”甚至“TMD168”等；二是對專有名詞的侵權嫌疑，比如BTV、IBM、FBI、BMW等也被人申請成功。

    事實上，按照我的理解，別説可能還有其他原因，上述任何一個原因都足以成為叫停的理由。因為，前者涉及社會道德，在中國，這是個歷來敏感的問題；後者事關産權保護，在加入WTO之後，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在缺少相關法律條文或者法律界限比較模糊的情況下，要想避免可能帶來的種種不良後果，在管理部門看來，最有效的當然就是中止這種遊戲。

    如果上述猜測成立的話，我們只能遺憾地説，在個性化車牌“其興也疾，其亡也匆”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相關部門在管理上的隨意性，看到了政策機制的不成熟。而這種隨意性，這種不成熟，如果相關部門能夠事前考慮週全一些，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以個性化車牌政策的推出為例，在整個醞釀過程中，我們沒有看到媒體報道過政策制定者為此召開過聽證會，或者為此準備了相關法律文書。而按照國外的成熟慣例，一項事關社會多方的公共政策的推出，一般都會徵求社會意見，並且準備相關的法律文書。這種做法至少有兩個明顯的好處：一是讓政策在出臺之前儘量週全可行；二是體現民主———既是公共政策，事關眾人，當然應該共同商量。

    據我的了解，雖然在美國等國車牌也是個性化，但是管理部門制定了若干個禁選號碼，車主的選擇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由此可以避免不良的後果。而北京等4地試行的個性化車牌政策，按公安部規定，不預留任何號碼。從杜絕腐敗、防止尋租行為的産生這個角度來説，管理部門當然決心可嘉，但是解決任何問題的方法顯然不應當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

    不僅如此。

    叫停之前，並沒有任何徵兆，車管部門甚至還在叫停幾天前通過媒體向人們保證，數分鐘之內就可以製作一個車牌，車主們大可不必扎堆兒辦照。而叫停之後，相關部門也沒有隨之給出正式的解釋，一紙公告“系統故障”，任憑廣大群眾雲山霧罩。而作為政策的相關者，群眾本來是有知情權的。更何況，承諾無法兌現也會影響政府部門的誠信形象。

    一項政策的推出應當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其醞釀、實施、廢止都應當有一個科學論證的前提，否則，其可行性在理論上就會遭受懷疑，在實踐中很可能遭受否定。

    對加入WTO後的政府部門來講，迎接“最大的挑戰”恐怕並不是一句簡單的空話，而是像車牌之變所昭示的：應該是實實在在的行動。就目前的事實而言，政府部門在這方面顯然是有差距的。

     《中華工商時報》 2002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