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下午，武漢大學醫學院教授桂希恩正在講課。講台下面那些朝氣蓬勃的年輕人，是他事業的接班人。

    這時，距離今年5月桂希恩前往河南上蔡縣文樓村將5名艾滋病人帶回武漢檢查治療引發波瀾，已經整整半年。那個月，周圍的住戶對此所表現出的激烈反應，曾被媒體廣泛報道。

    “五月事件”發生後，中南醫院被指定為湖北省艾滋病治療技術指導中心，同時任該院感染科主任醫師的桂要承擔大量工作。“經常有病人來信、來電或者來訪，他們需要得到幫助。”

    事實上，還有一些令桂希恩哭笑不得的工作也毫無商量地落到了他的頭上。就在接受採訪的當天上午，“我被拉到一個婚紗影樓裏當了好些時間的‘模特’。”聯合國的一位艾滋病防治官員到武漢來製作、發放一批宣傳品，依照已在北京張貼的宣傳畫作了構圖，但上面的人物要換成桂希恩，“那上面原本是濮存昕。”桂教授滿臉的苦笑。

    但是，很顯然，只要是有利於推進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事情，即便不在意料之內，桂希恩也願意勉為其難。民眾對艾滋病防治知識的缺乏以及對艾滋病人的歧視與排斥，是他最感擔憂的事情。

    “我現在正在做一個艾滋病家庭內傳染的研究。”桂教授告訴記者，在接觸到的60對夫妻病例中，他發現只有6對雙方感染。“這説明性行為傳染艾滋病，但也説明單配偶婚內性行為的傳染率相當低。那些病人感染艾滋病都已有四五年的時間，夫妻吃一鍋飯，睡一張床，甚至被同一隻蚊子叮咬。但科學研究證明這些接觸並不危險，更不用説一般的生活、工作接觸了。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這些知識，因為它們是有科學依據的。”

    “5月份的事情讓我意識到還有太多的人寧願相信感覺，不相信科學。“我也想借此告訴他們，事情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可怕。”桂希恩説。

    但可怕的事情卻在桂希恩6月份再去文樓村時發生了。

    “有些人怨我破壞了當地形象，想要給我點顏色看看。幸虧老鄉們幫忙，先是將我藏了起來，半夜再用摩托車把我送到火車站。”一位64歲的老教授，攜帶著價值一萬多元錢的藥品去給那裏的艾滋病人提供治療，結果卻是一番虎口脫險的遭遇，那些藥也只好寄存在一位老鄉家裏。

    “我肯定還會再去，那批藥品也應該儘快派上用場，那些病人很需要幫助。”桂教授指了指一本病歷本和一個大信封，“裏面是一個病人寄來的X光片，我有不同的渠道同他們保持聯繫。”

    上個月，其中的一位村民再次來到武漢。“他叫程金，是文樓村第一個被發現患有艾滋病的人，曾受到很多村民的歧視。他父母也有病，因為他們也賣血，妻子沒有艾滋病，但兒子有先天性心臟病。程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他死後，孩子該怎麼辦。”桂教授拿出一張照片，上面是程金一家三口，小男孩又黑又瘦。

    “除了提供藥品、治療與諮詢，我想我還可以充當一個仲介。”桂教授告訴記者，現在有些艾滋病病人同醫院、政府溝通不夠，甚至存在對立情緒，有的病人提出了一些過分或不切實際的要求，“我們應該幫助他們面對現實，端正心態。不過，更多的還是需要政府去做工作，畢竟他們是因為貧困而去賣血。”

    在他的促進下，文樓村已經受到全國的關注，並成為全國第一個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費治療的村子。

    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他表示支援。“我們幾次送病危的病人回河南，車站都照顧我們提前上車，還將病人安排在靠近列車員的席位，以便他們提供幫助。”

    最讓桂希恩教授有感觸的是一筆135塊2角的捐款，大大小小的硬幣，包在一個布包裏。“是武漢一所小學一個班的全體同學捐的，我後來還特意去那裏看了看那些孩子。”桂教授給那包零錢拍了張照片，“留下來作個激勵。”

     《南方週末》 2001年12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