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受經濟利益驅動，一些“血頭”、“血霸”私自設點，非法偷採血漿；一些地方和血液製品企業擅自在河南設立單採血漿站點，違規操作，大量採集、收購原料血漿，造成艾滋病病毒在有償獻血人群中傳播，其中有3000多人口的上蔡縣蘆崗鄉文樓村是疫情較為嚴重的村莊之一。在今年的艾滋病日來臨前夕，衛生部在近期召開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公佈了文樓村艾滋病的患病情況。據介紹，這是有關部門第一次以新聞發佈會的形式將文樓村村民的艾滋病病發情況公布於眾。

    其實，早在2000年1月18日，一篇發表于某家都市報題為《河南某村“怪病”驚動高層》的新聞報道，就第一次公開了文樓村乃至豫東南地區的艾滋病患病情況。張繼承，便是那篇報道的作者。為了採訪，張繼承長期奔走在這個局外人聞之色變的“艾滋村落”，與那些艾滋病人在一起，吃艾滋病人為他夾的菜，吸艾滋病人為他點的煙，喝艾滋病人自釀的酒。在採訪的過程中，他的手曾因被艾滋病患者劃破而流血。

    曾與艾滋病人擦肩而過

    走進上蔡縣文樓村，走近艾滋病人，對張繼承而言，其實很偶然。1999年年底之前，張繼承在鄭州的一家報社，和很多同行們一樣，過著平靜的生活。

    那個時候，文樓村艾滋病發病情況在媒體“圈子”裏已經悄悄傳開了。張繼承第一次聽説文樓這個豫東南的小村莊是在1999年10月。當時，他從豫南信陽採訪回來，當火車到達駐馬店站時，4個很拘謹的農民上來坐在他身邊和對面的空位上，從他們的對話中，張繼承隱約聽到他們是“文樓”的，要到北京“去確診的……”

    回到單位後，有同事把張繼承拉到一邊小聲説：“有個線索你要嗎？爆炸新聞：上蔡發現了艾滋病人和病毒攜帶者！”

    張繼承懵了。那位同行一臉默然繼續説：“已經有人在慢慢地死去……”文樓！張繼承聽到“文樓”兩個字，一下子想起了前幾天火車上遇到的那4個人。他們就是文樓村的，他們要到北京去確診的“那個病”是否真是艾滋病？如果這是真的，我已經與艾滋病人擦肩而過了？

    10天之後，對艾滋病知之不多的張繼承，在一家醫院輸了3大瓶抗毒性能很強的藥液之後，坐上開往上蔡的長途汽車，就這樣，他走進了文樓……

    陪他吃飯的8個人中6個人患有艾滋病

    他第一次在文樓採訪的時間很短。從上午的9點到下午的5點，他接觸了8個艾滋病人。在那個處處充滿災難的小村莊裏，他第一次知道了“賣血”這個名詞對於這些貧窮的農民就意味著淚水和死亡。

    2000年國慶節過後，在當地一位朋友的幫助下，張繼承悄悄潛入了當時還不為外人所知的河南省的另一個“艾滋村落”——新蔡縣石湖村。村支書以及村民們對他十分熱情，他們渴望外界知道他們的生存狀態。中午，村支書找了8個村民陪著張繼承吃飯。飯桌上，他們向這個“省裏來的人”傾吐著肺腑之言。

    飯後，村支書很平靜地告訴他：“剛才陪你吃飯的8個人，有6個得了‘那個’病！”張繼承立即有了毛骨悚然的感覺。儘管他那時已經注意到其中的3個人嘴唇和口腔已經潰爛，他們一個個一臉感激，毫無顧忌地和自己碰杯，為自己夾菜，那種被人認同和接受後的激動變成了對客人的真誠和淳樸的熱情。張繼承當然無法推辭（後來張繼承知道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飯、睡覺甚至洗澡，並不會對健康人構成什麼威脅之後，心裏也就坦然了。在他將近兩年調查當中，與艾滋病人同桌吃飯他已記不清多少次了——他已習以為常）。

    村支書還説：飯桌上的雞是村裏人養的，菜是村裏人種的，魚是村邊池塘裏捕的……要知道這個村的艾滋病情也很嚴重……

    2000年1月18日，中國西部發行量很大的一個都市報特別報道欄目，刊發了張繼承在文樓村所作的新聞調查——《河南某村百人身染“怪病”》。

    他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他不知道為什麼再也無法把目光從那些已經絕望或者正走向絕望的艾滋病人身上移開。他只是覺得這個不幸的群體需要外界的關注和幫助——“總得有人走近他們，了解他們，關心他們。”

    採訪時，他的手被艾滋病人劃出血

    2001年3月，張繼承在採訪艾滋病患者蔣大明時，卻實實在在地遭遇了一場“死亡遊戲”。那天下午，在太康縣蔣大明的家裏，張繼承陪著他稱兄道弟地聊了整整一個下午。和他握手，還吸他遞上來的煙。蔣大明的心裏涌上了實實在在的感動。整個下午，他對張繼承説的話比一個月、甚至比一年説的話還要多。

    天晚了，張繼承要告辭，蔣大明無論如何也要留這個“瞧得起俺”的朋友在家裏吃飯。張繼承要趕太康縣最後一班發往鄭州的長途客車，要走。蔣大明不依，他真的不想讓張繼承走出自己這個冷清的家門，他真的想留他吃一頓飯——因為很久沒有人肯陪他吃飯了。

    他們就這樣在熱情的挽留和推辭中扯來扯去。突然，張繼承右手虎口附近淌出了血——是蔣大明的指甲劃破的一道長長的口子。

    兩個人都愣住了，他倆誰都明白這意味著什麼……

    那一次，張繼承真得害怕了。他作了最壞的打算，甚至把“後事”都考慮好了。十分慶倖，省衛生防疫部門的血檢結果表明：沒事，他依然是個健康的小夥子。

    “為了你給俺説這麼多，俺也得活著”

    張繼承是一名清貧的記者，他知道自己不能從經濟上、醫療上給予艾滋病患者任何幫助。他四處奔波的目的只是給他們精神上的支援和鼓勵。

    在張繼承路過的每一個村莊，他幾乎都聽説過艾滋病人或者艾滋病毒攜帶者一旦知道實情之後，便以上吊、服毒、投井等方式自殺的悲劇。

    張繼承説：“我現在對艾滋病説得最多的是，就是想盡一切辦法鼓勵他們活下去。我用自己的一切努力給予他們活下去的勇氣和慾望。”

    2001年8月初，張繼承走進睢縣東山村王銀的家門時，王銀的妻子剛剛在前一天去世。當時，王銀正悲痛欲絕地準備和妻子一起“上路”，他再也不想在這個讓他絕望的世界上呆一天了。

    就在這時候，張繼承來了。他和王銀就坐在棺材旁邊從下午3點一直聊到天黑。王銀的眼裏終於看不到淚水了，他開始把心窩子裏的話説給張繼承。從他述説中，張繼承得知，王銀和他那已經陰陽兩隔的妻子在1994年前後的“賣血狂潮”中賣過血。王銀邊説賣血時的情形邊伸出胳膊、挽起衣袖給張繼承看，那上面遺留著密密麻麻的已經變成黑褐色的針眼。王銀説，老婆因為艾滋病死了，自己是不是艾滋病毒攜帶者還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

    到吃飯的時候，王銀已經完全把張繼承當成了朋友。他答應張繼承安排完妻子的後事，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為了兄弟你給俺説了這麼多、對俺這麼好，俺也得活著。”

    採訪後記

    張繼承在記者面前攤開了一張小型河南省地圖，用一支黑水筆在一個個地名上畫著黑色的圓圈。然後，按著他走訪時的時間先後順序，從一個地名往另一個地名上畫著一個個箭頭。他望著自己畫完的那張地圖，沉默半晌，哀痛地對記者説：“我利用每一個能擠出來的節假日和平時工作之便，走進這些地方。將近兩年時間裏，我認識了許許多艾滋病人。有些人，我第一次去看望他們時，他們還跟健康人沒有什麼兩樣。當我再一次去看他們時，他們卻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近兩年的奔波中，他不止一次遇見過對當地艾滋病疫情“捂蓋子”的現象。這種漠視生命、漠視災難極有可能大規模爆發、蔓延的危險做法，讓他感到比病魔本身更加令人恐懼。他接觸了那些製造這些災難的“血頭”們，也不止一次聽到“只要政策放鬆了，俺還幹這一行”之類令人震驚的想法……對於這一切，張繼承説，我的心一直很沉重。（吳海華）

    《生活時報》 2001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