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５月下旬，舉世矚目的“東方明珠”——國家大劇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側一展風采，如同巨型珍珠般閃爍著耀眼的光芒，橢球屋面的中央兩條不規則漸開曲線圍成弧形玻璃幕墻和穹頂，透過玻璃視線交流，內外空間融為一體，使人們盡情得到美的享受。

巴黎傳來安全隱患信號

５月２３日和２４日，法國戴高樂機場接連兩次出現驚魂事故：２３日，由三個相互連接並用鋼鐵架結構支撐的候機大廳的部分走廊頂棚突然坍塌，長達３０米的候機通道徹底被毀，數十名過往旅客被埋在廢墟之中，其中包括四名中國過境旅客。２４日，在清理現場過程中，候機大廳再次傳來建築物斷裂的聲響，數十名工作人員緊急疏散撤離。

戴高樂機場的安全事故，深深地觸動了北京中國大劇院建築工地的神經。安全事故發生後，令既是法國戴高樂機場的設計者，又是中國國家大劇院的設計者、法國著名建築設計師安德魯立即結束在中國建築工地考察的日程，匆忙趕回法國，以配合調查。在他返國之後，隨著調查的深入，眾多業者和知情人士不斷指出安德魯在戴高樂機場設計方案中的缺陷，安德魯為中國國家大劇院設計方案也存在著安全隱患，同時有人還揭發安德魯在競標中國國家大劇院項目工程的過程中，曾採取非法手段，以大筆佣金委託中國商人進行舞弊。

對於國外傳來的消息，國家大劇院工程業主委員會的負責人王爭鳴出面宣佈兩條意見：一是國家大劇院項目招標“舞弊”的有關報道是“無中生有、混淆視聽”；二是出於慎重考慮，將有可能會同專家再次對大劇院的整個設計方案重新進行安全性評估。

一個有爭議的工程

國家大劇院是我國政府面向２１世紀投資興建的大型現代化設施和標誌性建築。２０００年４月１日，法國著名建築師保羅·安德魯的設計方案中標，但其設計受到我國一批著名科學家的質疑。４９名院士、１０８名建築專家聯名上書黨中央，批評國家大劇院設計方案。這是繼在長江建設三峽大壩工程出現爭論以來，我國國家級特大工程再次遇到不同的聲音。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０日，在北京召開的兩院院士大會期間，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吳良鏞、建設部顧問周幹峙等４９名院士聯名上書，嚴厲批評安德魯方案存在嚴重缺陷，建議中央緩建國家大劇院，並對設計方案展開公開討論。６月１９日，沈勃、鄭考燮等１０８名中國建築學專家也聯名上書國家有關部門，質疑安德魯方案，指出安德魯方案並非原創，造型像金屬覆蓋的法國“水煮蛋”，與整個天安門廣場的建築風格極不協調，破壞了原有民族建築風格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如此眾多的著名科學家和建築學家，強烈反對一座建築的設計，這在我國建築史上尚屬首次。那時，北京市中心挖出的那個大坑，成為一場中國罕見的學術爭議焦點。國家大劇院，這座造價近５０億元人民幣的標誌性工程，正面臨著一種無形的壓力和窘境。

批評內容集中在三個方面

質疑主要表現為三方面——

一、法國方案初步設計中面積與造價嚴重超標。

面積比原計劃超出一倍多。１９９９年法國方案自報１１．７萬多平方米，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核算接近２６萬平方米，造價估計超出一倍半以上。原方案提出造價１５億元人民幣，有單位預計將達５０億元，座位反而減少３００座，僅能容１１００座。許多基本的功能還得不到應有的滿足。

目前尚難預計將來的運營費用，根據上海大劇院的運營經驗，國家大劇院僅電費每月將達４００萬元。

二、造價高昂源於原設計的不合理。

法國方案有兩大特點：一是大殼，大殼要用鈦合金，估計造價在三四億元，由於他們對中國抗震不熟悉，且需要花太多的錢去做試驗，因此準備把此結構交給中國專家去做。二是水池，人從水底鑽進去，耗資巨大，但由於必需的結構處理，將來建成後，至多是一頂鋼架亮大棚，根本達不到“水底世界”的幻境，原方案的南入口的表現圖只是靠技法取得的，實際上難以達到。尤其是，北京是沙塵暴多發地區，這一大殼必然有大量灰沙佈滿殼上，再經雨水一沖刷，必將造成極其難看的畫面，至今也找不出清刷這一天頂的辦法。有人説，它將來臟了就會變成“大皮蛋”。

三、無法修修補補

在控製造價２６億元的方案下達之後，操辦者正在積極組織有關方面進行調整，如劃出一部分造價由地方負擔，地下減少一層，將小劇場挪至劇院頂層，等等，但是這樣做不能解決基本矛盾，造價、功能、藝術等問題均難以保證。據舞臺技術專家組組長李暢教授反映，即使作些調整，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在功能上仍然是二、三流劇院，尚不如上海大劇院好用，而造價卻是超一流。花費鉅資建造大殼，“作繭自縛”，現在“削足適履”，“矛盾百齣”。專家們認為，這是典型的形式主義，即只管外形，不管功能和經濟的失敗設計的“傑作”。

面對這樣一種尷尬的局面，專家們建議，應從長計議，容許國內建築界對此展開討論，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運用集體的智慧，把國家大劇院建設好。

缺陷難以克服？

何祚庥院士説，安德魯的設計貌似簡潔明快，風格獨特，但本質上存在很大缺陷：與周圍人文環境不協調。天安門一帶，政治氣氛十分濃烈，建築不僅大氣磅薄，而且傳統文化氣息很濃。如今，一個所謂的帶有明顯浪漫和反叛色彩、造型新穎前衛、構思獨特、四面水池環繞、中心為透明橢球體的建築一下子就把原來的文化氛圍破壞了，顯得過輕過浮。更重要的是，這個典型的西方玩意，對中國人來説可能會覺得新穎特別，而在外國人看來則是過時的。偉大的建築應該不露痕跡地融入周圍環境，既能讓人眼前一亮，又不覺孤立突兀，這是建築方案的起碼要求。設計本身存在著很大的安全隱患。何祚庥説：“安德魯的設計方案過於看重它形式上的奇突，恰恰疏忽了它的安全要素。在這個延伸到地下有七八層樓深的劇院裏，一旦發生問題，人員極難疏散。而其設計中，地面上壓著重重的水，一旦發生滲漏或坍塌，後果不堪設想。”

設計的不合理源自任務書不合理。何祚庥説，任務書要求把２５００個觀眾席的歌劇院、２０００個觀眾席的音樂廳、１２００座的戲劇院和５００個觀眾席的小劇院蓋在一起，而每一種藝術門類又各霸一方，這種做法有必要嗎﹖

“之所以説任務書不合理，是因為其對落成後如何經營等重要問題沒有回答，造成設計者們一味地追求新、奇、特。”設計人安德魯先生是一位在機場、運動場建設方面卓有成就、享有盛名的建築師，他的上海浦東機場設計也是成功的，但他對文化建築如劇院的設計並不熟悉，這次法方提供的方案也是設計競賽過程中，原方案已經難以發展的情況下，以此“新靈感”孤注一擲的做法。方案對功能技術等考慮很不具體，對非專業人員和未深入考慮功能和技術的建築師而言，初聽很動人，但一經具體化則矛盾百齣。

現在設計工作的困難之處在於設計者的設計意圖，方案説明書裏稱建成後大劇院完全由曲線組成，宛如“湖上仙閣”，然而，將一個鈦合金的罩子、一個大水池作為前提，如同“作繭自縛”，問題的癥結、不合理的根本之點就在這點“特色”。由於湊合外形，不得不把建築向地下壓，整個建築成了一個封閉的空間，就像一個潛水艇，人流、物流均要通過地下進出，因此帶來了一般按常理設計情況下所沒有的複雜性。例如：

——由於採用橢圓形平面與雙曲面球造型，房子外面再加一個罩子，帶來平面立面處理、功能結構、維護等的複雜性。

——由於建築物四週水池，進出口只有４個地下入口，姑且不談疏散問題，各出入需要增加地下坡道，更嚴重者迫使大舞台下降７米，小劇場甚至下降１８米。

——基於上述原因，建築基礎需要加深至２４米，相當於七八層樓深要挖深坑約計３０００多萬土方；由於東西兩側毗鄰人民大會堂與其他建築，無法放坡，故需打鋼筋混凝土墻到４０多米深，造價無疑將提高。

——由於設計方案是兩個殼相連，中央玻璃窗帶，施工難度增加，並且“完全用曲線組成”，金屬鈦板只有４塊相同，其餘全是異形材，製造工藝十分複雜，費用也將相當高。

——有些內部空間組織並無著落，如防火問題難以得到有效的解決，等等。

眾多的專家們指出，法國安德魯方案設計的不合理將造成國家大劇院建成後使用上的無數後患。對此，專家們舉的例子比比皆是：

——觀眾廳兩側視線極差，形成對視，甚至半側視，即部分觀眾視線都不朝向舞臺。在與舞臺同層處竟然沒有化粧室，化粧室都要下到９米至１２米處，這是世界上所有合格的歌劇院中絕無僅有的。

——歌劇院和劇場舞臺後部的跑場路線太長，很不方便。

——舞臺、小劇場深入地下，造成使用不合理，附近電梯小而少，極不方便。

——深入地下，舞臺佈置製作困難。

反對者參與研討

由於各方面存在著不同意見，２００１年７月，大劇院“停工待命”，應專家們的要求進行“重新論證”。

國家大劇院業主委員會成員、建設部總工程師姚兵和建設部設計院總建築師周慶琳７月１０日到廣州召開專家研討會。研討會邀請了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何鏡堂在內的１２名廣東建築界名家。姚兵和周慶琳拿出帶來的厚厚一堆圖冊，向專家們説明大劇院的設計思路和建設的前期情況。據説，設計方案這一天在羊城接受了“評頭論足”。廣州專家紛紛發表看法。一些專家從技術角度提出了改進建議。但據一位有關建築專家事後説：“主要是在減少面積、降低造價的前提下對原有方案進行改進，原方案不會改變太大。”據另一位與會專家透露，在如何減少建築面積的問題上，姚兵、周慶琳提出可以把大劇院地下停車場的佔地面積劃歸為天安門廣場的地下停車場面積中，不算作大劇院的佔地面積，用這種方法減少佔地面積。

也有一些專家對這次會議本身有非議，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與會專家認為，由業主委員會來作專家意見調查是不客觀的。因為業主委員會參與大劇院方案的整個評定過程。這次會議更多的是向大家解釋，而不是諮詢；是如何完善安德魯方案，而不是重新選擇設計方案，有走形式之感。

“一個方案從設計到實施，需要不斷細化，對設計進行深化和完善，開研討會是必須的。方案確定前和方案實施過程中，都得開專家研討會。不同的階段開不同主題的研討會，不同的研討會解決不同的問題。不能説一開研討會就變方案。”

建設部設計院總建築師周慶琳承認，國家大劇院在外殼的安裝、地下施工及施工協調方面，都困難重重。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十分現代，其外形新穎別致，又採用新型的建築材料，給施工帶來新的難題，提出了新的要求，是對中國建築施工隊伍素質的全面檢驗。國家大劇院的施工有三難，一是難在外殼的安裝上，由於國家大劇院的外形如蛋狀，需要幾十米高的鋼架支撐，在外殼的受力設計和運裝上會碰到困難。二是難在地下施工，國家大劇院的地下施工面積遠遠大於地上施工面積，地下除了人行通道還有１０００多個停車位，而且還要考慮到上層是水面，要做一些必要的防水防滲處理。三是難在施工協調，北京城建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香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建工（集團）總公司聯合承擔施工任務。在施工過程中協調三方的施工進度和施工關係也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安德魯被迫修改設計

２００１年７月，法國建築師安德魯表示，在他設計的備受爭議的國家大劇院經過修改設計符合該項工程的財政預算後，預料可于下月獲准動工。安德魯在北京向法新社記者表示，他們應可于２００１年８月中旬獲得批准，９月重新動工。

據説這一新設計削減了２５％的超預算開支，在他本次修改設計前，國家大劇院的預算曾高達５０億元人民幣。安德魯把重新做的財政評估交給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安德魯説，他有足夠的信心，使該份財政評估符合預算要求。雖然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受到中國建築師和知識分子的猛烈批評，擔心設計會破壞北京歷史中心面貌，但安德魯指出，該項工程仍然得到了支援。

安全隱患還存在嗎

對國家大劇院設計方案的爭論，使工程擱置了一年多時間，使設計者和業主更加從容地把方案作大量深入細緻的研究和修改，使一些具體的技術問題及時得到了解決。劇院的功能和造價也日趨合理，安德魯也承認他的方案在這一年裏得到了相當大的改善。經過專家論證後的國家大劇院，不僅節約了投資，內部的佈局和人流路線也更趨合理。原設計的總體建築面積１２萬平方米修改為１４．９５萬平方米。劇院北側的大型停車場改為單獨立項，建成後可以彌補天安門附近沒有固定停車設施的缺憾。新修改的方案還對劇院內部設施作了相應的調整，如取消了一些自動扶梯，將地下的設備層面適當縮小，把原定的四個地下臺倉減少為兩個，壓縮了其中一些面積，並把整個地基基層坑的深度提高了１０米左右……

在建設中，施工單位將共同面對很大的施工難點：一是基礎深，最深處達到地下－３２．５米，相當於１０層樓高。如此深的地基，在北京以至全國都是十分罕見的，堪稱全國之最；地上是建築外殼採用大跨度連續鋼架結構，東西長２１２米，南北寬１４３米，中間高４５米，且沒有任何支撐，差不多能把工人體育場裝在裏邊。如此大跨度的建築，不僅對殼體的整體穩定性、整體硬度和抗震能力以及抗風等，都有著極高的難度，即使在組裝和安裝方面，也是難度極大的，這在我國建築史上均無先例，故而也算得上是全國之最。殼體鈦板的安裝難度也極大。３萬平方米的大面積鈦板殼體的安裝，因其是橢圓體，每塊鈦板的形狀都是不同的，所以在組裝時有很高的難度。設計方案中的這三個全國之最造成了施工中的三個難點。其中沒有任何支撐的大跨度連續鋼網架結構和殼體鈦板的安裝，同戴高樂機場導致安全事故出現的長廊和３萬平方米的玻璃覆蓋都有雷同之處。

國家大劇院的一波三折，但願它的安全隱患都成為過去。我相信它的明天，因為我看到了它的今天。

[連結一]

三上三下的國家大劇院項目

建設國家大劇院最早孕育在上世紀５０年代初期，創議者當屬共和國主席毛澤東。１９５９年，周恩來總理指示當時的國家城市建設部部長萬里，要他儘快拿出項目工程預算和總體設計圖來，在人民大會堂西側興建國家大劇院。但由於當時共和國突然遭受天災人禍進入了嚴重的三年困難時期，在國民經濟調整中，作為“樓堂館所”之首，無論其政治意義如何重大，也得帶頭下馬，宣告停工。

１９６３年春天，當國民經濟剛剛好轉之時，周恩來總理委託國家建工部原部長賴際發，要他對已經立項而又下馬的大型工程作調查並提出部分開工意見，這些項目中就包括大劇院工程。賴際發調查後認為，大劇院還是緩建為宜，周恩來總理沒有堅持己見。１９７５年秋天，周恩來總理在病榻上確定興建北京圖書館新館時，將建設國家大劇院工程託付給當時重主政務的萬里，一年以後，他帶著遺憾離去。

８０年代，改革開放初期，解放了思想的人們對大劇院的興亡也解放了思想，提出三種方案：一是政治觀點，將計劃中的大劇院改建為人大常委辦公樓；二是經濟觀點，將大劇院改建為大飯店，平時對外開放，“兩會時”接待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三是綜合觀點，仍然建成大劇院，但規模、功能、設備都高於原來的設計和概算。

從１９８３年起，每逢“兩會”都有代表和委員提出國家大劇院開工的議案和提案。１９９０年，文化部提出在原址上興建國家大劇院並成立籌備辦公室。１９９６年，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吳祖強借中國交響樂團在北京音樂廳演出之機，交給江澤民主席一封信，建議興建國家大劇院。１９９７年３月，吳祖強聯合了文藝界３９位知名人士向全國政協遞交了提案，並要求轉呈國務院。國務院將提案轉交給國家計委，計委表示支援，同時強調需中央最後決定。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中央決定興建國家大劇院。１９９８年１月，由建設部、文化部、北京市聯合組成國家大劇院建設領導小組並開始了籌備工作。

１９９８年夏天，中國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澇災害。多次開工下馬的國家大劇院又面臨著選擇，曾主持設計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年已８６歲的設計大師張開濟呼籲暫停籌建國家大劇院，將該項目資金用以救濟災區。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也認為國家大劇院規模過大，他呼籲推遲興建，最好在１５年以後再建。

吳祖強堅決反對。他認為，國家遭受災害，損失慘重，亟須資金。但興建國家大劇院是中央作出的決定，它表明瞭一個國家對文化建設的重視，況且已經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豈可因一時的困難而再次擱淺﹖也有一種觀點認為，興建國家大劇院有利於國有資産的保值增值。

儘管存在著這些激烈的爭論，但國家大劇院工程並沒停下來，建築設計的國際招標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１９９９年８月，國家大劇院選中了安德魯方案。

２０００年４月１日，國家大劇院破土動工，但因有反對意見存在，開工儀式最後一分鐘被取消。

２０００年６月，專家、院士們聯名上書，紛紛對安德魯方案提出批評性意見，建議重新論證方案，允許專家們討論。７月，大劇院“停工待命”，召開專家討論會，修改設計方案。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３日，經過三年半的爭議和修改，國家大劇院設計方案經國家計劃委員會批准後正式開工。

[連結二]

保羅·安德魯生於１９３８年，曾就讀于巴黎國立理工學院和道路橋梁學院，１９６８年又獲得巴黎國立美術學院頒發的國家建築師文憑。自１９６８年起，他一直擔任巴黎機場公司的總建築師，他曾榮獲法國建築大獎、佛羅倫薩、古德基金會大獎和阿加汗大獎，並是法國建築學院和法蘭西建築科學院的院士。安德魯具有深厚的建築結構功底，同時又有法國人的浪漫、求新的氣質，他在機場及大型公共建築領域創作了豐富多彩的作品，戴高樂１號、２號機場都是由他主持設計的，在國際上他還設計了雅加達機場、開羅機場、達累斯薩拉姆機場、汶萊機場、大阪關西機場以及上海浦東機場和廣州新體育館、大阪海洋博物館等，他還曾與丹麥的斯佩克森合作完成了德方斯的大拱門。

１９９８年４月，國家大劇院開始國際招標，有４４個國內外的設計方案送交業主委員會，經過一年半時間的幾輪篩選、修改，終於選中了法國機場公司保羅·安德魯的設計方案，並確定由保羅·安德魯總承包大劇院工程的設計工作。

安德魯將他的大劇院方案形容為由曲線組成的“湖上仙閣”。這是一座坐落在近於方形的大水池中的橢球體建築，總建築面積１５．５萬平方米。在冬天水池可作為滑冰場，成為可供市民休閒娛樂的城市空間。大劇院的主要入口在北面，與地鐵的出站口相連通，通道的玻璃頂則是水池的池底，觀眾在進入劇場前就能體驗一下在水面下行走的奇妙感覺。水池下還有１０００個車位的地下車庫，南面地下則有貨車停車處、消防車車道和１００個車位的貴賓停車庫。

據了解，安德魯在國家大劇院方案設計過程中，最初的方案是方形基座上面有個大金錐頂，與天安門廣場的建築有著某種諧調呼應，隨著用地一再向南移，最後移到與人民大會堂西門軸線相對處，他體會到這是業主要擺脫天安門及天安門廣場的影響，並要有更好的城市環境，因此，最後他拿出了這個水面上浮著一個大橢圓殼的方案，這是一個由劇院、水池、綠地構成的與鋪石的天安門廣場截然不同的像公園一樣的環境。

他認為“這是一種尊重相鄰建築而非模倣它們的路子”，也就是“要與傳統決裂”，在第２０屆世界建築師大會上他曾説：“我認為保護一種文化的惟一辦法，就是要把它置於危險境地。”（本文由《方圓》雜誌提供 史晨生）

中國網 2004年07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