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參加“歷史認知與東亞和平論壇”的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經盛鴻教授和常務副主任張連紅博士認為,南京棲霞寺首次向外界披露的斷碑和寺志中有關抗戰時期南京淪陷之初該寺難民收容所的記載,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增添了新史料。
3月27日上午,記者向南京棲霞寺和尚正信提出,要考察一塊與大屠殺史相關的斷碑, 正信將記者等人讓進了方丈大院內。一塊斷為幾段,落款處已遭毀,但主體尚完整、字跡清晰的《寂然上人碑》躺在毗盧寶殿與藏經樓之間的地上。
該碑記載:“(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蘆溝事起,烽火瀰漫,旋及滬京(指南京),(難民)載道流亡,慘不忍睹。(寂然)上人用大本、志開兩法師之建議與襄助,設佛教難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婦孺獲救者二萬三千余人,日供兩餐,時逾四(個)月。道途寧靜,始遣之歸,真盛德也。事變之後,……上人留守棲霞,苦極艱深,困行忍邁,鐵肩負厄,處之怡然。……”(標點為記者所加)
記者是在引領日本東史郎聲援會事務局長山內小夜子和“小泉靖國參拜違憲訴訟 四國原告”菅原龍憲、安西賢誠和釋氏祥子,實地考察南京棲霞寺和江南水泥廠難民營舊址時,提出要看看此碑的。
該寺傳真法師接受記者採訪時説,當時寺廟有些地産和儲備糧食,救濟難民動用了這些儲備糧。該寺檔案室徐業海也介紹説,當時寺廟供應難民用了100多萬(市)斤糧食,除陳糧全部吃空外,社會人士還給了一些援助。
記者追問徐業海的依據,徐取來上世紀60年代由香港朱潔軒編撰、並在港出版的《棲霞寺志》,念了如下一段:“棲霞寺設難民所,廣事收容,不期而至者三萬餘人。盡出寺儲,以供糗……不足繼之副逋,再不足地方士紳……為之募繼”。
《寺志》還記載:“敵酋猶恐滋事生變,促解散;師抗嚴爭,觸怒頑敵。寺眾懼禍及,謂師曰:‘從井自陷,智者不為,況寺財已出,曷不順之?’師曰:‘釋氏方便之教,普度眾生。吾人暮鼓晨鐘,孜孜窮年,現正面臨考驗,今獸兵塞途,兇焰未戟。此數萬無家可歸婦孺,既入慈悲之門,安可違德不卒,推而出之,委諸溝壑乎?’眾聞師言,義肝為壯。迄至南京稍定,始陸續遣散,先後達四月有奇,耗米麥雜糧百萬斤。”
據《寂然上人碑》記載,寂然是江蘇鹽城東臺木並茶市(今江蘇南通市如東縣木並茶鎮)人,俗姓嚴,民國八年(1919年)受戒,“習禪定於鎮江金山江天寺之大徹堂”,後至棲霞寺,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十月十二日圓寂。在該寺祖堂,記者還見到了當年難民收容所領導人寂然的遺像。
徐業海介紹説,該碑是新中國成立前為紀念圓寂僧人寂然所立,原先堆放在後院一個不為人所注意的地方,他們抬出來後,做了清理,拓了拓片。此碑和《寺志》中有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棲霞寺難民所的記載,至今未向外界披露過,也未見到相關的報道。
史料記載,1937年12月23日,丹麥人辛德貝格托德國人拉貝向日本使館遞交了由京特博士譯為德文的棲霞山1.7萬名難民的抗議書,然而日軍從1938年1月4日至19日,11次闖入該寺,姦淫燒殺,搶掠財物。1938年1月25日由棲霞寺方丈起草,20位知名人士代表難民簽署了一份題為《以人類的名義,致所有與此有關的人》的信件。德國人克勒格爾也記載了日軍在此殺人、強姦和破壞、搶走寺廟佛像,虐待和尚的暴行。當時在南京工作的德國人京特,其侄女安尼塔 京特至今還保存有棲霞寺難民營3幅照片的原件。
今天,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經盛鴻教授和常務副主任張連紅博士認為,斷碑和《寺志》記載了淪陷之初該寺難民收容所的主持人、建議人、協助人以及所收容的難民人數、時間和供給情況,記載了難民營負責人的生平,記載了侵華日軍的兇殘和寂然和尚與敵抗爭、保護難民的決心,且能與幾位外國人的記載和所攝照片相互印證,真實可信,為研究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新添了兩份珍貴的史料。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員劉燕軍也認為,這是一個新的發現。
中國青年報 2002年0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