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民營企業家所承受的壓力，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們所想像的承受能力。在眾多的海外兵團面前，在政府行為面前，在不斷變化的市場風險面前，在慾望膨脹的高層管理者面前，在信用迷失的商業規則面前，在非正當競爭面前，民營企業家有時就像一隻扛著財富的“小小鳥，”一不小心就成了“獵人的目標”。

    恐懼之一 財富的憂慮

    從一介書商，到億萬富翁，尹明善深感得意，但隨之而來的憂慮也越來越多，無法解除。經典著作告訴我們，資本家是靠剝削剩餘價值致富的。面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按勞分配原則，每年數千萬元的利潤讓尹明善深感不安。接受傳統理論教育的他，對自己能有如此大的能耐感到疑惑：自己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並無過人的體能，憑什麼擁有那麼巨大的財富！他明白，自己在利用逐漸積累的資本獲取利潤，靠自己經營市場、管理企業的才能獲得財富。這和按勞分配的原則是否相悖？是否適應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它又能存在多久？

    傳統與現實之間的矛盾，理論與實際之間的衝突，確又客觀存在。尹明善潛意識中認定“富人＝有産者＝剝削者”，因此對社會、對員工有一種負罪感，使自己生活得很壓抑。

    即使做了重慶總商會會長，尹明善也常常如有芒在背的感覺，連上街逛書店都覺得有許多眼光在盯著他。有人説：成為富翁的尹明善，的確較之以前活得更累、更難受。

    恐懼之二 “劫富濟貧”

    第一個提出要把中關村辦成“中國的矽谷”，第一個在中關村創辦民營高科技實體的陳春先先生，因為公司間的糾紛就被人綁架過兩次。而相比與其他被綁架的民營企業家，陳春先又算是幸運的。

    2000年12月15日，江西省德興市待業青年朱勝利、潘德生將民營企業家張某年僅10歲的兒子綁架，勒索人民幣150萬元，最後以撕票了結。

    1998年4月4日晚10時20分，家住深圳市筆架山莊一位事業有成的民營企業家明某，開著賓士車從外面回來，走近他的住所時，被早有預謀的兩個人綁架殺害，該案被列為廣東省的大要案。

    一些民營企業家，在遇到這樣的敲詐與綁架時，採取了私下了結的辦法，讓這些黑惡勢力更加肆無忌憚。一些民營企業家不得不接受當地黑惡勢力的“保護”。另一方面的威脅讓民營企業家們更加束手無策。

    恐懼之三 遭遇權勢

    幾年前的雷獻強被綁架案在許多民營企業家心裏都留下了陰影。被譽為“東南亞第一大排檔”的海口市獅子樓大酒店是海南省一家著名企業，而且成為海口的一大飲食景觀。他們組建的獅子樓京劇團也是海南省唯一的一家京劇團。

    然而，該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雷獻強不幸與其合作夥伴--某市公安局創辦的匯通貿易公司，就獅子樓夜食城的有關合作問題發生了糾紛。雷獻強先生依法向海口市振東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然而，訴訟的另一方——某市公安局卻在庭審後不到一小時出動十多名特警，將雷獻強先生從海口直接抓往南昌，製造了一起轟動海南的“獅子樓事件”。

    該市公安局為了達到徹底制服、控制雷獻強的目的，在雙方正在法律訴訟期間下，在舉報雷犯有侵佔罪不能成立的情況下，無視法律，違法將雷抓捕。其後該市公安局派人強行侵佔了雷的公司，趕走公司管理人員；多次搜查雷的私人住宅，強行扣押、沒收雷私人及公司財産100多萬元；對雷的父親和女兒及親屬斷絕經濟來源，致使雷的女兒輟學，雷的父親無錢醫治去世，使其家破人亡，他們還強行解散由雷創辦並經海南省文體廳批准成立的獅子樓京劇團。同時，他們為了給其違法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還對雷關押了八九個月之久，並對其多次刑訊逼供，逼其撤銷對公安局的民事起訴，並承認自己犯有“流氓罪”、“賭博罪”等。

    人民日報內參指出：“這是一起無視法律尊嚴的違法事件”。

    恐懼之四：不平等的罪名

    2002年4月，《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有這樣一篇報道：做家電生意發家的臧偉，生意最大的時候在江蘇省徐州市、新沂市、南京市擁有四家企業，總資産達3000多萬元。還搞起了當時徐州最大的家電商場--徐州貝爾家電商場。

    2000年6月9日下午，臧偉辦公室來了三、四位神秘人物，半小時後他被“請”走了——為新沂市新安鎮鎮黨委書記魏雲峰涉嫌經濟犯罪作證人，從此，厄運降臨在臧偉的頭上。

    13天后他被關進了徐州市看守所，徹底失去了自由。在長達20個月的時間裏，他一直處在檢察機關的偵查起訴狀態，罪名隨著時間的變化而不斷地發生著新的變化。

    徐州市雲龍區人民檢察院經過長達6個月的“偵查”後，以“私有企業使用公有企業資金”涉嫌挪用公款之罪名，向徐州市雲龍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該檢察院檢察長祁樹良向記者的解釋卻是這樣的：“對臧偉定挪用公款罪，按照現行的司法解釋看來是不能成立的。”隨著涉嫌“挪用公款”不了了之，涉嫌“行賄”也不成立，在兩次指控罪名均未能成立的情況下，雲龍區檢察院于2002年又開展了更加“紮實”的偵查，連一些不相干的人員也被抓了進去。該檢察院認為：“從目前偵查的情況看，偷稅數額已達50萬元左右，臧偉的偷稅罪是肯定的”。而記者在新沂市地稅局、國稅局了解到的卻是另外一種情況。新沂市地稅局新安分局蔣少軍局長説：“在沒倒閉以前，他們一直是按期申報稅款的，可以説沒有欠稅問題。”新沂市國稅局稽查局沈耐寒局長説：“如果有，早就查出來了。如果夠標準，早就移送司法機關了，不可能拖到現在。”

    目前臧偉仍在徐州市看守所接受著偵查，超期羈押已近3年。他辛苦創辦的4個企業因此相繼關停。

    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曉陵説，我國的許多法律法規本身就存在著歧視私營企業的問題。如原來規定：從公有單位向私營單位的資金轉移，不論多少，就視之為挪用公款罪；但從私營單位向公有單位的資金轉移，不論多少，只能稱其為“集資”、“入股”等等，與罪無關，因為那是私人財産。

    恐懼之五：地方政府失信

    政府的不正當干預，往往使正在成長中的企業遭遇危機，某些政府部門利用權力參與不正當競爭，更是把企業推到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這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保育均告訴本刊記者的一個故事：1996年，福建某地一家民營企業在政府的鼓勵下，願意搞基礎設施建設，修建大橋。雙方約定，多少年內在旁邊不再批新橋，保證建好後可以收回投資。

    橋建好了，有關部門一看不錯，又批准別人在他的旁邊修了另一座橋，條件更優惠，這條路更方便。保育均説，政府部門的毀約，毀了當地政府的形象，也毀了這家民營企業。

    恐懼之六：産權旁落

    四川三通集團是一家當地很有名氣的民營企業，兩年前，艾欣帶著他的團隊入主金路集團，成為這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當這家公司的狀況開始好轉，當地的另一家大股東開始在地方政府的協助下，動用“司法力量”，迫使艾欣和他的管理團隊在巨大的恐懼中交出了控股權。

    “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艾欣自嘲説。這真有點“自己本是唐僧肉，打落牙往肚裏吞”的慈悲。艾欣因此被一家人物雜誌評為當年最瀟灑的企業家。在山東，類似的權力轉移在一家民營企業身上則能以另一種方式“兵不血刃”地實現。

    據《市場報》朱悅華、袁成本報道，山東省郯城縣頗具規模的焊接設備總廠，一夜之間被工商部門“更換”了法定代表人。2000年12月5日，在事先沒有得到通知的情況下，石得平的企業所有權被變更給了郯城鎮城裏三街村了。他是從該縣內部報紙《今日郯城》上看到工商局變更通知的。5天后，城裏三街村在《今日郯城》上發佈聲明，變更了焊接設備總廠的註冊登記號和營業執照，接著對該廠的銷售網點下發了紅頭文件，內容是“原焊接設備總廠的營業執照、行政章、財務章、合同章”作廢，從此造成了企業停産。

    郯城焊接設備總廠是家戴著“紅帽子”的私營企業。這種挂靠集體、實為個人投資的企業，改革開放之初在全國很普遍。1998年財政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國家經貿委、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清理甄別“挂靠”集體企業工作的意見》，大規模地進行過清理、核實並重新登記。

    令人費解的是，在與石得平的訴訟案件中，郯城縣工商局出現了兩份企業登記原始資料。

    由於營業執照被“變更”，焊接設備總廠一夜之間停止了運轉。面對一天天不斷銹蝕的設備，面對幾十名失去了飯碗的工人，一家曾經紅紅火火、産品暢銷山東和華東其他地區的優秀企業，一個給當地帶來稅收、解決就業、經營穩定的私營企業，就這樣破敗了。

    經過一年多的馬拉松訴訟，最近，山東省平邑縣法院一審判決石得平勝訴，郯城縣工商局所做的“變更”無效。但這場不可思議的爭執，無疑給焊接設備廠和石得平個人造成了一場災難，可贏家又是誰呢？

    恐懼之七：誤入陷阱

    不久前告破的深圳市艾比艾實業有限公司等3家相關公司涉嫌詐騙浙江企業案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3家騙術並不高明的騙子公司在3年內，竟輕鬆卷走國內4000余家企業9000多萬元鉅額資金。其中，浙江企業大約佔到15%～20%，被騙金額超過1000萬元。被騙的六七百家浙江企業中，幾乎清一色的都是民營中小企業，遍及全省各個市縣，企業的種類五花八門：化工、機械、紡織、鞋革、電器……，因為深圳艾比艾公司許諾：只要每年交納1.8萬元“作業費”，國際市場的大門就可以向他們打開。苦於出國無門的浙江民營中小企業面對從天而降的“機會”，一不小心掉進了陷阱。

    如此眾多的浙江民營中小企業為什麼舍“正門”而入“偏門”？騙術不高的騙子公司為什麼如此大有市場？答案令人憂心：許多民營中小企業無法以他們自身的實力，通過正常渠道參與國際市場進行公平競爭，因為它們仍有不少自身難以逾越的限制，仍然遭遇不公待遇。主要表現在：民營中小企業的行業準入禁區多、門檻高；民營中小企業的投融資仍受很大限制；前置審查審批繁雜，許可證過濫。

    恐懼之八：商業沒有秘密

    董輔 先生説，民營企業的商業秘密和商業利益缺乏保障，這也是民營企業最擔心的問題之一。這幾年已經發生過這樣的情況，一些民營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在公司工作一段以後，掌握了公司裏面的技術秘密或者其他商業秘密，然後跳槽，或被高薪挖走，跳槽時他們就會把商業秘密、技術秘密，甚至把一些客戶關係也帶走。

    2000年11月2日，在4年內一手將創維電視的銷售業績從7億元做到43億元的創維中國區域銷售部前總經理陸強華，發表《致創維銷售體系全體員工公開信》，將其與創維集團4年來的恩恩怨怨徹底公開，並攜150多名精兵強將投奔競爭對手高路華，一個原本簡單的高層員工流動變成對原企業的致命打擊而收場。

    這在外企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在它們的聘用協議裏有一條嚴格的規定，離職後多少年內不能到與公司有競爭關係的公司工作，離職多少年內應該為公司保密。但在中國的民營企業裏我們看不到這樣的條款，看到的卻是一些企業的高管投奔到競爭對手的懷抱，而原企業對此束手無策。

    恐懼之九：智慧財産權的威脅

    5月22日，華立集團的董事長汪力成先生在道瓊斯公司舉辦的“2002工商峰會”上指出，“中國企業國際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企業産權，我們就沒有長遠的打算；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品牌，就沒有長遠的希望。而智慧財産權將成為我們與國際企業競爭的一個核心”。

    智慧財産權的問題已經嚴重威脅著民營企業。

    2002年春天，中國民營企業在海外連續遭遇“智慧財産權”的伏擊，先是DVD廠家在歐盟被扣貨，跨國公司飛利浦攔路收取專利費。其理由是中國企業使用了飛利浦的專利而未付專利費。雖然人家早在1999年6月就已經發出過通知，要求生産廠家購買專利使用權，但國內企業未在意。中國入世後，對方就採取了扣貨行動，使國內企業措手不及。

    據《中華工商時報》報道，1月17日，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日本雅馬哈發動機株式會社訴天津港田集團公司、天津港田發動機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商標侵權案，訴訟標的3000萬元。這是我國入世以來最大的一起智慧財産權案。然後，日本摩托車企業聯合代表團來華“打假”。“打假團”包括本田、雅馬哈、鈴木、川崎重工等，他們在北京拜會國家經貿委、國家品質檢驗檢疫總局和國家工商總局等與打假有關的中國政府部門，並向中方遞交了大量指控中國同行侵權的材料。

    日方提交中國的材料稱：根據日本經濟産業省的統計數字，中國每年生産的大約1100萬輛摩托車中的近900萬輛是盜版日方産品，其中200萬輛出口到亞洲各國，有的僅僅把日本産品換個商標而已。力帆、隆鑫、宗申，中國最大的從事摩托車生産的民營企業均在調查之列。

    這是中國經濟在轉軌中遺留下來的一個很尖銳的問題。以民營企業20多年的歷史，和國有企業相比，技術積累和開發能力薄弱，只能普遍仿製國外的産品打開市場。而仿製別人的産品涉及到的智慧財産權保護問題，早就引起外國企業的注意，中國入世使對方終於等到了機會。

    恐懼之十：媒體伏擊

    據悉，海外上市的中國民企自去年底到今年初，因為受到媒體攻擊而損失70億港幣。

    來自媒體的傷害對民營企業形成了“夾擊”的攻勢。董輔先生對最近連續發生的一些民營企業被人在媒體上造謠中傷，造成股價暴跌，使業務造成巨大損失的現象表現出極大的憤慨。

    “這種事例已經不止一起了。這些被造謠中傷的民營企業往往採取忍氣吞聲、息事寧人的態度，以免成為媒體繼續捕捉的對象。應該説輿論監督是對的，對非上市和上市公司監督是對的，但是輿論監督往往被亂用。文化大革命有一句話叫做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成真理了。現在有的人就造謠，有的人似是而非，不斷地重復，你重復我也重復，大家也就相信了，結果造成非常大的損失。另外在網路資訊發展的今天，在網上造謠中傷民營企業的情況就越來越多了，因為在網上你抓不住他，而且傳播也非常快。這種情況得不到應有的制裁，也對民營企業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時代財富2002年0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