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拿房屋做抵押,也沒請經濟擔保人,江西泰和縣農民康寬梁從金融機構一次性貸了5000元春耕資金,這完全是因為他們家被評為“優秀”信用等級。
這筆貸款叫做“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是中國農村金融機構——農村信用社基於農戶信譽,向農民發放的不需抵押或擔保的貸款。這項新業務去年起在中國農村推開,其存在的前提是中國農民開始有了個人信用等級。
根據康寬梁的家庭財産、信用度和道德品質三方面情況,農村信用社、村幹部和村民代表組成的資信評審小組評定他的信用等級為“優秀”。他的一些村鄰也分別被評為“優秀”、“較好”、“一般”和“普通”等不同等級,並因此分別獲得年內可貸款5000元、3000元、2000元和1000元的資格。
一直以來,廣大農民被公認是中國社會最為忠厚的群體之一,但由於農戶與銀行之間缺乏合理的信用機制,信用社擔心農民不能按時還款,農民畏懼信用社“門檻太高”,這種“麻稈打狼,兩頭害怕”的心理,使得“貸款難”、資金匱乏的現狀在中國農村相當普遍。2001年,中國9億農民來自農村信用社的農業貸款僅相當於城市人口住房貸款的二分之一左右。
2001年,一項在相對欠發達地區河南、相對發達地區山東和沿海發達地區浙江進行的農業專項調查顯示,農民貸款難不僅已成為嚴重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卡脖子”問題。從發展的觀點來看,中國最大的市場無疑在農村,9億農村人口消費結構升級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將是持久的和不可估量的。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認為,農民信用體系的建立有利於降低不良貸款的風險,有利於增加農民收入。只有農民收入和農村購買力上去了,才能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迴圈和城鄉的協調發展。
信用狀況已成為農民獲得生産資金的重要憑證。據統計,今年頭四個月,江西為全省98%的農戶建立了信用檔案,其中41%的農戶據此獲得了33.86億元信用貸款。目前全國已有82%以上農村信用社開辦此項業務,41%的農戶得到小額信貸的支援。
中國農村第一批進行信用貸款試點的江西婺源縣,由於農民生産貸款的增加,農業産業鏈已由過去的“三大件”即水稻、茶葉、木材,延伸至畜牧水産養殖、林果種植、農産品加工、流通、旅遊業等。
康寬梁説:“信用就是我們的一本活期存摺。”農民的個人信用直接與他們的生産生活緊緊相連。贛縣梅林村農民林陽被評為“優秀”信用等級,他説:“我靠信用貸到了1萬元錢。更重要的是,它讓我的生意更好做了”。林陽去買推土機,對方聽説他拿的是優秀信用等級,便允許他先開走推土機,事後再付款。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陳淮認為,中國政府為擴大內需鼓勵城鄉居民進行個人消費貸款,但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個人信用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制約了城市消費貸款業務的推開。在這個意義説,中國農村比城市先行了一步。
中國農村現在不僅評定信用農戶,還評選信用鄉、信用村。評為“信用村”的條件是無拖欠貸款的農戶佔80%以上;評為“信用鄉”的條件是信用村比例達到50%以上、信用社不良貸款在20%以下。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信用戶和信用鄉、村必須每年評定一次。農戶個人信用等級將根據實際變化相應上調或下降甚至取消。信用村、信用鄉的農戶享受貸款優先、可貸資金金額更高等優惠。
廣東高州市根子鎮是中國農村第一個“信用鎮”,如今全鎮已形成“人人守信用,共同來致富”的社會信用環境。2000年,根子鎮農信社發放信用貸款276筆,除3筆因特殊困難到期尚未歸還外,其餘273筆均按時還本付息。現在,來該鎮收購水果的各地客商明顯增多,各種交易貨款也沒有出現拖欠現象。
中國各方合力構築巨大的信用體系
一方面是在農村出現“信用農民”;另一方面對於企業信用、社會信用的強烈呼聲正轉化為理性的行動,中國各方正合力構築一個巨大的信用體系。
加快建立健全由個人、企業和政府信用有機組成的中國國民信用體系,在中國已成為共識,對於信用問題的探討步步深入。不少專家認為:企業的信用缺失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安全的“瓶頸”,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參與國際競爭極為不利。
有關研究表明,中國一些企業因為信用不高乃至失信,導致直接和間接的經濟損失已近6000億元。而信用體系的不完善,也使消費信貸等難以順利推開。
國家經貿委經濟法規司司長張德霖日前針對當前市場經濟中出現的信用問題提出,各界、各層面人士應當共同參與,合力構築中國的信用體系。
他認為,政府在架構信用體系時大有作為。政府應以信用為立法基點,制定並頒布相關法律、法規,指導信用體系的建設;建立公開的社會信用資訊網路;引導企業切實講究誠信為本;推進、培育信用仲介機構的建立;發揮積極的監管作用,懲戒失信行為。“建立中國信用制度,下一步應從治標轉向標本兼治,這也是應對加入世貿組織的根本之策。”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今年5月進行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拖欠貨款、貸款、稅款”、“違約”和“制售假冒偽劣産品”是中國企業信用中最為突出的問題。飽受失信之苦的中國企業,正在反思求變。
中國著名僑鄉廣東潮汕地區,曾經因大量的騙稅、制假、售假行為成為信用缺失的“重災區”。去年上半年,佔汕頭經濟比重近一半的潮陽市國內生産總值比上年下降了21%、財政收入下降了44.2%,經濟陷入困境。信用缺失的慘痛教訓,促使潮汕地區企業積極“重建信用、重塑形象”,大規模制假售假違法活動基本得到遏制。當地的企業經營者痛定思痛地説,“信用是我們的生命線”。
面對加入世貿組織的衝擊,金融行業也把信用體系建設擺在首位。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説:“缺乏信用基礎,就搭不起資本市場發展的橋梁,融資格局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變。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構築發達的信用體系,建設支援金融發展的信用基礎平臺。”目前,中國各大銀行都在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內部評級體系,以作為信貸管理的基本依據。
“信用離我們普通人並不遙遠。我和幾個同學正在籌備成立一家公司,特別希望憑我們的信用獲得貸款,為創業注入‘第一桶金’。”馬上就要畢業的電腦碩士研究生孫翔説。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説,信用的基礎是長期預期。今天的中國百姓,因為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充滿信心而更加殷切地呼喚誠信。
整個社會對信用立法的呼聲日益高漲。對此,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主任楊景宇介紹説,截至今年4月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292個法律,通過了121個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制定了920個行政法規;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7800多個地方性法規。“這些法律、法規、規章中有相當部分與社會信用有關,有些還是直接調整社會信用關係的,對規範、引導、保障、促進社會信用的建立發揮了積極作用。”
新華社 2002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