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在浙江、福建、廣東三省部分地區明察暗訪時了解到,沿海發達地區民間資金相當充裕,其流動量也相當驚人,各種形式的企業民間融資、地下錢莊、“標會”等不僅屢禁不止,且日益活躍,已經形成一個頗具規模的“地下金融”市場。
“地下金融”的盤子究竟有多大?
對於這樣的疑問,所有接觸到的人士,包括政府官員、學者、金融界、企業界人士等在內,都無法給記者一個確切的回答,但是都隱約感覺到這個“盤子”在沿海發達地區很大。
如果從點上的情況分析,則較容易估算出三省的民間金融規模。據福建泉州市計委副主任葉舒揚介紹,泉州市民間資金用於炒股的有近80億元,加上購買國債的資金一共有140億元左右,而今年上半年居民的儲蓄存款是446億元,這些還是“顯形”的民間資金,加上隱蔽的“標會”等等,泉州的民間資金至少也有600億元。而泉州的民間資金要佔福建全省的四分之一,整個福建的民間資金至少有2400億元。
人民銀行溫州支行一位官員從側面介紹説,他們曾作過統計,自1995年以來,溫州現金凈投放每年都在60億元以上,居全省首位,證明老百姓手持的現金量驚人。溫州有上千家企業在上海買地置業,在海外投資,在全國的商會多如牛毛,這些資本通通算起來,溫州的民間資本的“盤子”是一個驚人的量。僅去年上半年,溫州的存款餘額為100億元,其中,城鄉居民的私人存款佔55%,另外,私人擁有外幣8億美元,要佔浙江全省私人外幣存款的23%。
五花八門的“地下金融”依附形態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地下金融”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存在形態:
(1)農戶與農戶之間的民間借貸活動。
浙江樂清市虹橋鎮是一個經濟強鎮,鎮上有24家金融網點,各項存款14億元,貸款8億元,保守估計民間借貸日均餘額4億元;大荊鎮地處半山區,據農行分理處主任講,該鎮雙峰鄉平原村上百戶人家,每戶都做同一産品“鐵皮楓鬥”,每戶至少要80萬資金,大戶要300~400萬資金,全村約需資金1億元左右,基本都是向社會借貸。
據記者調查,過去民間借貸的範圍比較小,主要用於生活臨時資金急需如結婚、建房等等,而現在,不僅工業、商業,就連辦學校、辦醫院,也會採取向民間集資的辦法。如果沒有民間借貸,溫州的橋頭紐扣市場、柳市的低壓電器市場等十大專業市場根本就不可能發展壯大。人民銀行漳州市中心支行曾經作過調查,福建平和縣民營經濟的發展主要靠民間借貸,規模在7000萬元左右;而龍海市民間借貸的規模則有5000萬元左右。
(2)民間借貸成為中小企業融資“主渠道”。
廣東澄海市一家工藝玩具廠姓林的廠長介紹,當地民間借貸十分平常:“我廠自有資金2000萬元,生産旺季時需要流動資金約4000萬元,不足部分主要靠民間借貸。我這家企業還算好些,這裡的小企業更要靠民間借貸。我妹妹辦了一家小廠,天天鬧著向我借錢。”
福建石獅市鴛鴦池布料市場年成交額達到100億元,市場內550多家經銷商向銀行貸款的不超過50家。幹了近10年布料生意的商人侯智江對記者説,他從未向銀行貸過一分錢,做生意全靠自有資金和向朋友臨時藉以及企業之間相互拆借。
溫州市工商聯趙文冕介紹説,溫州企業絕大多數都是靠民間借貸發家的,而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後,創業者往往利用擴股的形式籌集資金。如在溫州瑞安市,江南印染有限公司5個股東集資500萬元作為企業的週轉資金;三星膠鞋廠以每股50萬元,分4.5股從社會上籌集到225萬元的週轉資金。他説,目前溫州中小企業共有16.7萬家,資金來源60%靠民間借款。
(3)地下錢莊和民間“標會”死灰複燃
潮陽市是粵東地區逃稅騙稅最嚴重的縣市之一,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地下錢莊,形成騙稅和洗錢“一條龍”作業。據介紹,騙稅分子大多將騙來的稅款通過地下錢莊匯到新疆伊犁,再到烏魯木齊市場換成外匯,用飛機運抵廣州,輾轉深圳、汕頭、香港等地,形成一條完整的洗黑錢鏈條。僅去年一年,從潮陽匯到新疆的錢就超過上百億元人民幣。
據知情人士透露,“標會”在浙江省溫州、台州地區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就在台州市境內,20世紀八十年代主要活躍在玉環縣、黃岩區一帶,九十年代則活躍在椒江區、溫嶺市,據介紹,椒江“會主”跳樓;玉環縣“會主”也被人打死。一些上當後的農民則埋怨“會主”“沒良心”、“人心不可測”等等。
在一些貧困地區,由於投資項目少、投資渠道狹窄,為尋求資金增值,民間金融活動也十分活躍。目前僅福建沙縣民間標會“體外”迴圈的資金就達5.2億元~5.8億元,民間標會在當地相當盛行。一些青年婚嫁消費以及出國留學等也靠民間標會來籌集資金。福建寧德市民間標會資金約佔居民收入總額的三分之一多。一般情況下,每會“會金”有100元、200元、300元等形式,以200元居多。到今年6月底,福建省平潭縣公安機關共受理民間標會案件29件,涉案金額共計3400萬元。
“前門”不開,只好走“後門”
國有商業銀行這兩年來正忙於收縮陣線,一些經濟落後地區的農村,銀行機構乾脆撤消。與此同時,近年來對農村小法人金融機構清理整頓,使農村資金需求矛盾日趨緊張。這些都給民間金融創造了生存的“土壤”。所以,儘管屢生事端,但一些專家依然認為,像民間借貸這類民間金融活動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無法消滅,甚至在事實上已成為當地農村金融市場“必要的有益的補充”。不能一味採取“關門政策”,必須區別對待,“堵”、“疏”結合,最大限度發揮其積極作用。
福建石獅市愛登堡製衣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田啟明説,他的廠房是租的,無法抵押,因為沒有信用記錄,一直就沒有向銀行貸過一分錢。只好常常向朋友“化緣”,能借多少資金就做多少産品,白白失去了很多商機。
浙江溫嶺市海佳寶冷凍廠廠長張雲方向社會上借了100多萬元。他對記者説,企業向社會借錢一般由他寫張私人借據即可,一年還一次利息,期限也很靈活,利率則由借貸雙方自行協商;不像銀行,既要審查財務報表,還要半年結算本、利息。他説:“現在社會上借給我利息是8厘,而銀行將近6.97厘,還要審批,太麻煩。”
張雲方的話頗具代表性。由於金融機構無法滿足民營、中小企業正常的資金需求,後者只好“望貸興嘆”,只好尋找民間借貸。浙江瑞安市華濱包裝材料廠副總經理鐘雲彬説,民營企業融資的渠道很窄,要上市,主機板市場註冊資金必須達5000萬元,這對大多數民營企業沒戲,只好盯住二板市場。現在又聽説二板市場“兩年之內不考慮”,使他們無可奈何。華泰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尤作虎反映,企業多頭貸款也是“逼出來的”,誰願意跑來跑去?他説,現在搞一個技改貸款,要跑兩、三個月,還不一定能批下來,這就給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壯大“拖了後腿”。用房産作抵押,要打兩個“七折”,100萬的房産,評估70萬元,銀行最後貸70(萬元) 70%=49(萬元),還要房産保險。這些企業主都反映,現在他們的企業已經處於一個“坎”上,銀行“扶”一把,企業就能騰躍。
“助推器”隨時可能成為金融風波“導火索”
民間金融市場的初衷是助推民營經濟,以及尋找富裕“閒錢”的出路,結果卻往往演變成為金融“地雷”。
在浙江省溫嶺市“清會辦”,墻壁上《陳情會友守則》十分醒目。工作人員趙禮福拿出一摞厚厚的賬冊,上面詳細地記錄了“會主”有365名。記者隨意拿出一名已經被正式逮捕的“會主”———謝彩娥的記錄,此人下面有74名會員,至今尚有188萬元沒有“化解”。趙禮福講,“標會”的錢不可能百分之百償還,市裏劃定一個償付率,合理分攤。如果“會主”不配合市裏的工作,沒有房産作抵,應該償付50萬元以上卻沒有償付的,都要被刑事拘留。他透露,截止到去年上半年,全市尚有4500萬元沒有償還清,已有29名“會頭”被刑事拘留,但還是無法平息一些受騙群眾的情緒。
地下錢莊和民間“標會”往往帶有詐騙性質,一旦“蓋子”捂不住,就會引發社會不穩定。福建省長樂市的“十八姐妹標會”,自稱是“民間互助會”,專門以婦女為詐騙對象,聚斂近億元資金後宣佈“倒會”。今年以來,大批入會者因為投資被吞沒而接連陳情,當地金融秩序和農村社會穩定受到嚴重威脅。一些商業銀行把長樂市圈定為“金融雷區”,乾脆只收不貸。
不獨“標會”如此,一些企業向民間借款後,因為經營虧損,企業主往往採取“走為上”的辦法,留下廠房、舉家外逃,其後果是整個信用鏈條的斷裂。溫嶺市東海冷凍廠廠長朱夏香以1.2分的高利息向社會集資,短短四、五年時間,集資1500多萬元,加上銀行的部分貸款,總共負債近2000萬元。朱一家外逃後,法院以280萬元的價格拍賣了該企業,在依法定程式歸還銀行借款後,已無力歸還民間借款,使120多位當地農民蒙受損失。有的農民哭天喊地,有的夫妻反目成仇。溫嶺市松門工商所副所長徐一文説,他的丈母娘連廠裏也沒有去過一次,僅憑親戚一句“收購魚貨需要錢”,就將自己的養老錢12萬元借給了這家企業,至今也沒有要回來。松門遠景村林某一家人將67萬元借給東海冷凍廠,想不到廠長一夜之間卷鋪蓋走人,氣得林某夫婦幾日茶飯不思。
黑惡勢力的滲透,是“地下金融”的一個更值得警惕的方面。今年4月,浙江省慶元縣警方一舉搗毀縣境內一個“強盜錢莊”。惡霸蔡豐和、蔡豐賢兩兄弟先以放高利貸為誘餌,如果到期不還,就會指使打手到府暴力逼債,“違約金”每日高達20元到200元不等。這個縣6個鄉鎮11個村莊的數百名群眾誤入圈套後,很多被逼得傾家蕩産。有的借了4000元要還15000元,有的錢還了不退借條,兩兄弟反而憑藉條向法院起訴。老百姓罵他們是“比黃世仁還黃世仁”。
“堵”、“疏”結合將民間資金“拉”出地面
溫州市委一位官員認為,溫州民間金融市場是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這裡民營中小企業居多,資本運作以自我積累為主。而國家對其投入太少,建國後到1981年,整個國家給溫州的投入資金僅僅6.5億元。現在溫州正在進行“二次創業”,産業集聚、産業升級和城市化進程加快,資金的需要量也再度升級。柳市、平陽等地的工業園區投資上千萬元,皆為民間資本。他認為,目前國家的整個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租賃業不發達,加入WTO後“這些問題就變得更為急迫”
。暨南大學金融係教授杜金岷也認為,民間金融市場具有“土生土長”的融資方式,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打個不恰當的比方,資金是經濟的“血液”,血液必須要讓它流動,但要控制“流向”和“流量”。
政府究竟應該如何“疏導”民間金融市場呢?專家們普遍認為,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建立民間信用體系。比如建立為中小企業貸款的信用擔保機構,政府有關部門幫助中小企業“樹立”信用。浙江省瑞安市經委主任蘇德賢説,整個瑞安市至少有2.4萬家中小企業,僅1%屬於國有企業,絕大多數還屬於家庭作坊企業。為了讓企業貸到款,由市經委出面,評比企業星級,給銀行參考,還可以在用地價格、外貿出口獎勵等方面提供方便。他認為,縣域經濟宜“抓大聚小”。如何“聚”?把小企業聚攏在大企業周圍,作“配套”。這樣,資信程度就比原來的“小作坊”強多了。人民銀行瑞安市支行副行長王連國也認為,政府不可能為某一個企業籌集資金,但是,政府可以為大多數企業“營造一個適宜的信貸環境”。
二是開啟民間資金的多種投資“通道”。溫州市計委固定資産投資處邵為平處長説,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國債、開放基礎設施民資進入領域,“有形的手”將閒錢從民間取出,“代人理財”。她建議,針對個體投資風險大的特點,應建立一批實力雄厚、規範運作、由專業人才管理的産業投資基金,將眾多分散的資金集中起來參與橋梁、道路等社會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投資。這樣,既避免了政府投資的“孤軍作戰”,又可為民間資金的保值增值找到出路。
三是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包括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等,這樣有利於減少民間借貸,增強國有商業銀行的輻射力。人民銀行福州支行調統處處長秦振強説,老百姓手中的錢擁有自主權,銀行利率高的時候,民間資金自然就會流入銀行,他建議利率杠桿保持最佳的狀態。浙江省民營經濟研究所所長單東認為,金融體制的改革,不僅要把目光盯住銀行、證券,還要注意非銀行金融機構,如建立小的投資公司、小的信貸公司、小的基金會甚至租賃公司等等,以這些富有活力的形式,發展面向民營企業的合作金融機構和金融仲介機構。廣東省銀行同業公會的負責人還建議,基層商業銀行也應“眼睛向下”,在經濟發達的農村地區拓展“個人理財”業務,將更多的民間資金納入到銀行渠道中來。
新聞背景
“邀會” 我國一種古老的民間信用互助形式,一般由發起人(稱“會頭”)邀請親友若干人(稱“會腳”)參加,約定每月、每季或半年舉行一次,每次各交一定數量的款,輪流交由一人使用,藉以互助。“會”的名稱五花八門,有的叫“日日會”、有的叫“月月會”、有的叫“樓梯會”、有的叫“互助會”、有的叫“臺會”等等。目前一般以5萬元會居多,利率在1分至1分5,高出銀行利息好幾倍。浙江省溫州市金鄉鎮幾乎家家都參加“會”,有的一家參加好幾個會,全鎮8000戶,“會”的資金總量約2.4億元。擁有120萬人口的浙江省溫嶺市,捲入“日日會”的人數就有11萬人次,幾近十分之一。涉及金額達到10多億元。
相關數據
據人行蒼南縣支行統計,在120萬人口的溫州蒼南縣,僅有29億元的城鄉居民儲蓄存款,每人平均2000多元,遠遠低於全國每人平均5000元的存款標準,這從側面説明大量的錢在“地下”迴圈。
這個縣的三個鄉鎮頗能説明問題:金鄉鎮金融機構貸款不到資金市場總量的1/3;炎亭鎮以漁業為主,信用社存款600萬元,貸款300萬元,而民間需要約1.5億元;龍港鎮是全國三大印刷包裝基地之一,該鎮有33個金融網點,各金融機構存款10.8億元,貸款12億元,行社貸款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這個經濟強鎮90%企業有社會借貸,民間借貸一般佔企業資金總量的30%—40%,利率月息8厘至1分5。
據對溫州66戶農戶抽樣調查,約有83.3%的農戶都曾經有過民間借貸活動,其中,用於投資辦廠的佔36.3%,經商開店佔21.2%,養殖業佔18.2%,其他如房地産、學校佔7.6%,沒有一戶用於種糧。目前,民間借貸與金融機構的貸款之間存在2—9厘的利差。民間金融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據農行溫州市支行調查,溫州市民間借貸的“盤子”要佔到整個農村資金市場總量的1/3,經濟欠發達的農村佔一半左右。在落後的縣市,比如文成縣、泰順縣,民間借貸的比例更高達2/3。 (崔礪金 李江 吳亮)
《國際金融報》 2002年0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