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在浙江、福建、廣東三省部分地區明察暗訪時了解到，沿海發達地區民間資金相當充裕，其流動量也相當驚人，各種形式的企業民間融資、地下錢莊、“標會”等不僅屢禁不止，且日益活躍，已經形成一個頗具規模的“地下金融”市場。

    “地下金融”的盤子究竟有多大？

    對於這樣的疑問，所有接觸到的人士，包括政府官員、學者、金融界、企業界人士等在內，都無法給記者一個確切的回答，但是都隱約感覺到這個“盤子”在沿海發達地區很大。

    如果從點上的情況分析，則較容易估算出三省的民間金融規模。據福建泉州市計委副主任葉舒揚介紹，泉州市民間資金用於炒股的有近80億元，加上購買國債的資金一共有140億元左右，而今年上半年居民的儲蓄存款是446億元，這些還是“顯形”的民間資金，加上隱蔽的“標會”等等，泉州的民間資金至少也有600億元。而泉州的民間資金要佔福建全省的四分之一，整個福建的民間資金至少有2400億元。

    人民銀行溫州支行一位官員從側面介紹説，他們曾作過統計，自1995年以來，溫州現金凈投放每年都在60億元以上，居全省首位，證明老百姓手持的現金量驚人。溫州有上千家企業在上海買地置業，在海外投資，在全國的商會多如牛毛，這些資本通通算起來，溫州的民間資本的“盤子”是一個驚人的量。僅去年上半年，溫州的存款餘額為100億元，其中，城鄉居民的私人存款佔55％，另外，私人擁有外幣8億美元，要佔浙江全省私人外幣存款的23％。

    五花八門的“地下金融”依附形態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地下金融”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存在形態：

    （1）農戶與農戶之間的民間借貸活動。

    浙江樂清市虹橋鎮是一個經濟強鎮，鎮上有24家金融網點，各項存款14億元，貸款8億元，保守估計民間借貸日均餘額4億元；大荊鎮地處半山區，據農行分理處主任講，該鎮雙峰鄉平原村上百戶人家，每戶都做同一産品“鐵皮楓鬥”，每戶至少要80萬資金，大戶要300～400萬資金，全村約需資金1億元左右，基本都是向社會借貸。

    據記者調查，過去民間借貸的範圍比較小，主要用於生活臨時資金急需如結婚、建房等等，而現在，不僅工業、商業，就連辦學校、辦醫院，也會採取向民間集資的辦法。如果沒有民間借貸，溫州的橋頭紐扣市場、柳市的低壓電器市場等十大專業市場根本就不可能發展壯大。人民銀行漳州市中心支行曾經作過調查，福建平和縣民營經濟的發展主要靠民間借貸，規模在7000萬元左右；而龍海市民間借貸的規模則有5000萬元左右。

    （2）民間借貸成為中小企業融資“主渠道”。

    廣東澄海市一家工藝玩具廠姓林的廠長介紹，當地民間借貸十分平常：“我廠自有資金2000萬元，生産旺季時需要流動資金約4000萬元，不足部分主要靠民間借貸。我這家企業還算好些，這裡的小企業更要靠民間借貸。我妹妹辦了一家小廠，天天鬧著向我借錢。”

    福建石獅市鴛鴦池布料市場年成交額達到100億元，市場內550多家經銷商向銀行貸款的不超過50家。幹了近10年布料生意的商人侯智江對記者説，他從未向銀行貸過一分錢，做生意全靠自有資金和向朋友臨時藉以及企業之間相互拆借。

    溫州市工商聯趙文冕介紹説，溫州企業絕大多數都是靠民間借貸發家的，而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後，創業者往往利用擴股的形式籌集資金。如在溫州瑞安市，江南印染有限公司5個股東集資500萬元作為企業的週轉資金；三星膠鞋廠以每股50萬元，分4.5股從社會上籌集到225萬元的週轉資金。他説，目前溫州中小企業共有16.7萬家，資金來源60％靠民間借款。

    （3）地下錢莊和民間“標會”死灰複燃

    潮陽市是粵東地區逃稅騙稅最嚴重的縣市之一，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地下錢莊，形成騙稅和洗錢“一條龍”作業。據介紹，騙稅分子大多將騙來的稅款通過地下錢莊匯到新疆伊犁，再到烏魯木齊市場換成外匯，用飛機運抵廣州，輾轉深圳、汕頭、香港等地，形成一條完整的洗黑錢鏈條。僅去年一年，從潮陽匯到新疆的錢就超過上百億元人民幣。

    據知情人士透露，“標會”在浙江省溫州、台州地區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就在台州市境內，20世紀八十年代主要活躍在玉環縣、黃岩區一帶，九十年代則活躍在椒江區、溫嶺市，據介紹，椒江“會主”跳樓；玉環縣“會主”也被人打死。一些上當後的農民則埋怨“會主”“沒良心”、“人心不可測”等等。

    在一些貧困地區，由於投資項目少、投資渠道狹窄，為尋求資金增值，民間金融活動也十分活躍。目前僅福建沙縣民間標會“體外”迴圈的資金就達5.2億元～5.8億元，民間標會在當地相當盛行。一些青年婚嫁消費以及出國留學等也靠民間標會來籌集資金。福建寧德市民間標會資金約佔居民收入總額的三分之一多。一般情況下，每會“會金”有100元、200元、300元等形式，以200元居多。到今年6月底，福建省平潭縣公安機關共受理民間標會案件29件，涉案金額共計3400萬元。

    “前門”不開，只好走“後門”

    國有商業銀行這兩年來正忙於收縮陣線，一些經濟落後地區的農村，銀行機構乾脆撤消。與此同時，近年來對農村小法人金融機構清理整頓，使農村資金需求矛盾日趨緊張。這些都給民間金融創造了生存的“土壤”。所以，儘管屢生事端，但一些專家依然認為，像民間借貸這類民間金融活動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無法消滅，甚至在事實上已成為當地農村金融市場“必要的有益的補充”。不能一味採取“關門政策”，必須區別對待，“堵”、“疏”結合，最大限度發揮其積極作用。

    福建石獅市愛登堡製衣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田啟明説，他的廠房是租的，無法抵押，因為沒有信用記錄，一直就沒有向銀行貸過一分錢。只好常常向朋友“化緣”，能借多少資金就做多少産品，白白失去了很多商機。

    浙江溫嶺市海佳寶冷凍廠廠長張雲方向社會上借了100多萬元。他對記者説，企業向社會借錢一般由他寫張私人借據即可，一年還一次利息，期限也很靈活，利率則由借貸雙方自行協商；不像銀行，既要審查財務報表，還要半年結算本、利息。他説：“現在社會上借給我利息是8厘，而銀行將近6.97厘，還要審批，太麻煩。”

    張雲方的話頗具代表性。由於金融機構無法滿足民營、中小企業正常的資金需求，後者只好“望貸興嘆”，只好尋找民間借貸。浙江瑞安市華濱包裝材料廠副總經理鐘雲彬説，民營企業融資的渠道很窄，要上市，主機板市場註冊資金必須達5000萬元，這對大多數民營企業沒戲，只好盯住二板市場。現在又聽説二板市場“兩年之內不考慮”，使他們無可奈何。華泰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尤作虎反映，企業多頭貸款也是“逼出來的”，誰願意跑來跑去？他説，現在搞一個技改貸款，要跑兩、三個月，還不一定能批下來，這就給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壯大“拖了後腿”。用房産作抵押，要打兩個“七折”，100萬的房産，評估70萬元，銀行最後貸70（萬元）70％＝49（萬元），還要房産保險。這些企業主都反映，現在他們的企業已經處於一個“坎”上，銀行“扶”一把，企業就能騰躍。

    “助推器”隨時可能成為金融風波“導火索”

    民間金融市場的初衷是助推民營經濟，以及尋找富裕“閒錢”的出路，結果卻往往演變成為金融“地雷”。

    在浙江省溫嶺市“清會辦”，墻壁上《陳情會友守則》十分醒目。工作人員趙禮福拿出一摞厚厚的賬冊，上面詳細地記錄了“會主”有365名。記者隨意拿出一名已經被正式逮捕的“會主”———謝彩娥的記錄，此人下面有74名會員，至今尚有188萬元沒有“化解”。趙禮福講，“標會”的錢不可能百分之百償還，市裏劃定一個償付率，合理分攤。如果“會主”不配合市裏的工作，沒有房産作抵，應該償付50萬元以上卻沒有償付的，都要被刑事拘留。他透露，截止到去年上半年，全市尚有4500萬元沒有償還清，已有29名“會頭”被刑事拘留，但還是無法平息一些受騙群眾的情緒。

    地下錢莊和民間“標會”往往帶有詐騙性質，一旦“蓋子”捂不住，就會引發社會不穩定。福建省長樂市的“十八姐妹標會”，自稱是“民間互助會”，專門以婦女為詐騙對象，聚斂近億元資金後宣佈“倒會”。今年以來，大批入會者因為投資被吞沒而接連陳情，當地金融秩序和農村社會穩定受到嚴重威脅。一些商業銀行把長樂市圈定為“金融雷區”，乾脆只收不貸。

    不獨“標會”如此，一些企業向民間借款後，因為經營虧損，企業主往往採取“走為上”的辦法，留下廠房、舉家外逃，其後果是整個信用鏈條的斷裂。溫嶺市東海冷凍廠廠長朱夏香以1.2分的高利息向社會集資，短短四、五年時間，集資1500多萬元，加上銀行的部分貸款，總共負債近2000萬元。朱一家外逃後，法院以280萬元的價格拍賣了該企業，在依法定程式歸還銀行借款後，已無力歸還民間借款，使120多位當地農民蒙受損失。有的農民哭天喊地，有的夫妻反目成仇。溫嶺市松門工商所副所長徐一文説，他的丈母娘連廠裏也沒有去過一次，僅憑親戚一句“收購魚貨需要錢”，就將自己的養老錢12萬元借給了這家企業，至今也沒有要回來。松門遠景村林某一家人將67萬元借給東海冷凍廠，想不到廠長一夜之間卷鋪蓋走人，氣得林某夫婦幾日茶飯不思。

    黑惡勢力的滲透，是“地下金融”的一個更值得警惕的方面。今年4月，浙江省慶元縣警方一舉搗毀縣境內一個“強盜錢莊”。惡霸蔡豐和、蔡豐賢兩兄弟先以放高利貸為誘餌，如果到期不還，就會指使打手到府暴力逼債，“違約金”每日高達20元到200元不等。這個縣6個鄉鎮11個村莊的數百名群眾誤入圈套後，很多被逼得傾家蕩産。有的借了4000元要還15000元，有的錢還了不退借條，兩兄弟反而憑藉條向法院起訴。老百姓罵他們是“比黃世仁還黃世仁”。

    “堵”、“疏”結合將民間資金“拉”出地面

    溫州市委一位官員認為，溫州民間金融市場是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這裡民營中小企業居多，資本運作以自我積累為主。而國家對其投入太少，建國後到1981年，整個國家給溫州的投入資金僅僅6.5億元。現在溫州正在進行“二次創業”，産業集聚、産業升級和城市化進程加快，資金的需要量也再度升級。柳市、平陽等地的工業園區投資上千萬元，皆為民間資本。他認為，目前國家的整個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租賃業不發達，加入WTO後“這些問題就變得更為急迫”

    。暨南大學金融係教授杜金岷也認為，民間金融市場具有“土生土長”的融資方式，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打個不恰當的比方，資金是經濟的“血液”，血液必須要讓它流動，但要控制“流向”和“流量”。

    政府究竟應該如何“疏導”民間金融市場呢？專家們普遍認為，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建立民間信用體系。比如建立為中小企業貸款的信用擔保機構，政府有關部門幫助中小企業“樹立”信用。浙江省瑞安市經委主任蘇德賢説，整個瑞安市至少有2.4萬家中小企業，僅1％屬於國有企業，絕大多數還屬於家庭作坊企業。為了讓企業貸到款，由市經委出面，評比企業星級，給銀行參考，還可以在用地價格、外貿出口獎勵等方面提供方便。他認為，縣域經濟宜“抓大聚小”。如何“聚”？把小企業聚攏在大企業周圍，作“配套”。這樣，資信程度就比原來的“小作坊”強多了。人民銀行瑞安市支行副行長王連國也認為，政府不可能為某一個企業籌集資金，但是，政府可以為大多數企業“營造一個適宜的信貸環境”。

    二是開啟民間資金的多種投資“通道”。溫州市計委固定資産投資處邵為平處長説，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國債、開放基礎設施民資進入領域，“有形的手”將閒錢從民間取出，“代人理財”。她建議，針對個體投資風險大的特點，應建立一批實力雄厚、規範運作、由專業人才管理的産業投資基金，將眾多分散的資金集中起來參與橋梁、道路等社會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投資。這樣，既避免了政府投資的“孤軍作戰”，又可為民間資金的保值增值找到出路。

    三是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包括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等，這樣有利於減少民間借貸，增強國有商業銀行的輻射力。人民銀行福州支行調統處處長秦振強説，老百姓手中的錢擁有自主權，銀行利率高的時候，民間資金自然就會流入銀行，他建議利率杠桿保持最佳的狀態。浙江省民營經濟研究所所長單東認為，金融體制的改革，不僅要把目光盯住銀行、證券，還要注意非銀行金融機構，如建立小的投資公司、小的信貸公司、小的基金會甚至租賃公司等等，以這些富有活力的形式，發展面向民營企業的合作金融機構和金融仲介機構。廣東省銀行同業公會的負責人還建議，基層商業銀行也應“眼睛向下”，在經濟發達的農村地區拓展“個人理財”業務，將更多的民間資金納入到銀行渠道中來。

    新聞背景

    “邀會” 我國一種古老的民間信用互助形式，一般由發起人（稱“會頭”）邀請親友若干人（稱“會腳”）參加，約定每月、每季或半年舉行一次，每次各交一定數量的款，輪流交由一人使用，藉以互助。“會”的名稱五花八門，有的叫“日日會”、有的叫“月月會”、有的叫“樓梯會”、有的叫“互助會”、有的叫“臺會”等等。目前一般以5萬元會居多，利率在1分至1分5，高出銀行利息好幾倍。浙江省溫州市金鄉鎮幾乎家家都參加“會”，有的一家參加好幾個會，全鎮8000戶，“會”的資金總量約2.4億元。擁有120萬人口的浙江省溫嶺市，捲入“日日會”的人數就有11萬人次，幾近十分之一。涉及金額達到10多億元。

    相關數據

    據人行蒼南縣支行統計，在120萬人口的溫州蒼南縣，僅有29億元的城鄉居民儲蓄存款，每人平均2000多元，遠遠低於全國每人平均5000元的存款標準，這從側面説明大量的錢在“地下”迴圈。

    這個縣的三個鄉鎮頗能説明問題：金鄉鎮金融機構貸款不到資金市場總量的1/3；炎亭鎮以漁業為主，信用社存款600萬元，貸款300萬元，而民間需要約1.5億元；龍港鎮是全國三大印刷包裝基地之一，該鎮有33個金融網點，各金融機構存款10.8億元，貸款12億元，行社貸款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這個經濟強鎮90％企業有社會借貸，民間借貸一般佔企業資金總量的30％—40％，利率月息8厘至1分5。

    據對溫州66戶農戶抽樣調查，約有83.3％的農戶都曾經有過民間借貸活動，其中，用於投資辦廠的佔36.3％，經商開店佔21.2％，養殖業佔18.2％，其他如房地産、學校佔7.6％，沒有一戶用於種糧。目前，民間借貸與金融機構的貸款之間存在2—9厘的利差。民間金融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據農行溫州市支行調查，溫州市民間借貸的“盤子”要佔到整個農村資金市場總量的1/3，經濟欠發達的農村佔一半左右。在落後的縣市，比如文成縣、泰順縣，民間借貸的比例更高達2/3。 （崔礪金 李江 吳亮）

    《國際金融報》 2002年0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