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條件：呈現新的四大特徵

    21世紀初，中日關係在國力、心理、利益、政策等方面呈現新的特徵，其總和便構成了未來中日關係發展的基礎條件。

    第一特徵，綜合國力日趨均衡。

    一部漫長的古代史，基本上是“中強日弱”的歷史；而近百年的近現代史，則主要是“日強中弱”的歷史。二戰以後，中日兩國因美蘇冷戰格局的阻礙而經歷了20多年的政治關係隔絕期。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為兩國克服冷戰格局制約而發展相互關係打開了大門。1978年以後，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為改變近代以來的貧弱狀況鋪平了道路。1983年，中曾根首相提出爭當“政治大國”的目標，標誌著日本開始致力於擺脫“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戰後體制。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大國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國化出現了雙向交叉發展勢頭。中日關係經歷了“中強日弱”、“日強中弱”兩種形態以後，首次出現了中日國力趨向均衡即“中日兩強”之勢。

    從靜態看，日本的經濟實力依然強于中國。以美元換算，日本的GDP為中國GDP的4倍以上，日本每人平均GDP為中國每人平均GDP的約40倍。從動態看，中國在過去10年間正在縮小與日本的國力差距，並出現了在未來15—20年間在經濟規模上趕超日本、在經濟品質上進一步縮小與日本差距的趨勢。如以“購買力評價法”（PPP）計算，則現階段中日間國力差距當比上述數值小得多。

    就目前而言，中日國力均衡是一種逐步實現的趨勢，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心理預期均衡”。但從國際政治和對外影響的角度看，長期以來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確立了獨特的政治地位，在經濟與技術領域正採取跨越式發展和全面趕超的態勢。這一國力變化趨勢對中日兩國的戰略心理、外交態勢和相互關係産生著很大影響。

    第二特徵，相互依存日益深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來，中日關係取得了長足發展，積累了深厚的基礎。

    在政治領域，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聯合聲明》和1978年8月12日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就中日間最重要的政治與安全事項作了原則規定。1998年11月26日的《中日聯合宣言》，就冷戰後新形勢下的中日關係諸原則作了補充規定。在這三個基本文件的指導下，中日政治關係取得了長足進展，兩國高層往來和政府間交流與合作日趨密切。

    在安全領域，中日間三個基本文件為兩國睦鄰友好、永不再戰奠定了基礎。回顧近現代中日關係史就可知曉，最近30年間中日安全關係處於19世紀後期以來的最好狀態。近年來，中日間安全對話與交流正在起步，國防高層互訪已在進行，軍官交流有待啟動，艦艇互訪等軍事交流有望實現。

    在經貿領域，1972年中日貿易總額僅為10.38億美元，2001年則已達892億美元（日方統計）。日本已連續近十年成為中國的首位貿易夥伴，中國連續多年成為日本的第二位貿易夥伴。中日貿易在優勢互補的基調下正從“垂直分工型”向“水準分工型”轉變。日本是中國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的主要對象國之一。截至2000年7月底，中國吸引日資的累計合同金額370.26億美元，實際使用265.8億美元，日本僅次於美國而為第二位的對華投資國。1980年以來，日本政府對中國提供了政府開發援助。截至2000年，其對華政府貸款總額達26507.07億日元，無償援助1233.25億日元，技術合作1244.41億日元。

    在民間領域，中日各界人際交流快速擴大，由70年代初期只有幾千人相互往來發展到每年數百萬人進行互訪。2001年，在日本出遊人數中訪問中國者上升為238萬人次而躍居第一位。中日友好城市已逾200對。

    第三特徵，心理因素趨向對等。

    在古代，中國人形成了以已為“華”、以他為“夷”的自我中心意識。近代以來，日本人形成了“脫亞入歐”、蔑視東亞的優等意識。中日關係史證明，中日在歷史上先後形成的優劣心理以及近現代造成的歷史積怨和感情隔閡是根深蒂固的，至今並未得到真正緩解。20世紀末21世紀初，以中日國力均衡化趨勢為依託，兩國間出現了感情碰撞似乎更加激烈的局面。其實，這正是中日相互心理趨向對等的一個轉折契機和必經階段。

    日本曾是對歐美列強的“趕超者”和後起的非歐美“經濟巨人”，如今中國則是繼日本崛起後的東亞“醒獅”和“騰飛的龍”。當年美歐各國曾以複雜失衡的心態望著日本這個“暴發戶”的崛起，在一些心態扭曲者的煽動下“日本威脅論”在歐美風行一時。如今，當中國從百年沉睡中覺醒而終於走上現代化快車道時，日美歐一些勢力在陰暗心理的驅動下正使“中國威脅論”在西方媒體上風行起來。

    當前中日關係正處在調節相互心理的過渡期。中日兩國人士都應能看到，兩國間利益上的相互依存正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相互交流已是勢不可擋。因此，當前對中日關係不應只看樹木不看森林，而宜看到兩國關係迅速發展的全局和主流。

    第四特徵，重新審視相互政策。

    以國力、利益、心理的變化趨勢為背景，中日兩國都在重新審視對方。1998年11月，中日兩國就建設“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達成了共識。1999年以來，中日關係在高層往來、經貿關係、安全對話、地區合作等方面均有了進一步發展。中日建設“夥伴關係”的進程，是兩國不斷調整政策、心態及相互關係的過程。目前，這一進程處於初步走上正軌的階段。應當清醒地看到，中日間形成一種戰略互信的新型關係，依然任重而道遠。

    政策互動：逐步轉向戰略對話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間始終存在著一些有可能動搖兩國關係基礎的潛在摩擦因素。30年來的中日政治摩擦表現出如下一些特點。

    其一，各種矛盾盤根錯節、惡性迴圈。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日間潛在政治摩擦因素可歸納為五大領域：歷史、台灣、安全、領土、經濟。這些問題既各有其緣由及解決方式，又“牽一髮而動全身”。例如，圍繞歷史是非的爭執總是引發感情衝突，而感情衝突又會給政治交往和安全對話帶來負面的輿論壓力。中日關係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兩國政府和民間逐漸形成一種理性應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使一種摩擦點燃另一種摩擦的全新局面。2001年中日兩國在處理“李登輝訪日事件”、“教科書問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等政治摩擦和“大蔥貿易戰”這一經濟摩擦時所採取的“政經分離”方式，就已初見抑制摩擦升級的良好效果。

    其二，政府與民間、主流和支流複雜交錯。

    中日政治摩擦總是涉及另外兩個相互關聯的重要問題：其一，究竟哪些摩擦屬於政府責任，哪些屬於民間行為？其二，究竟如何看待兩國社會的主流和支流？今後，中日兩國政府和民間應繼續就這兩大領域進行長期、耐心和高水準的對話。

    其三，中日均有透過美國的哈哈鏡看待對方的傾向。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觀察中國社會的很多理論乃至一些偏見都帶有“美國製造”的印記。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化的進展，中國經濟界考察日本經濟的很多觀點乃至偏見也正日益受到龐大的美國輿論機器的影響。

    儘管諸多潛在矛盾導致中日間摩擦不斷，但中日關係仍得以在曲折中持續發展。從客觀基礎看，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兩國間不僅存在著潛在摩擦因素，更是存在著抑制這些摩擦因素的“誰也離不開誰”的共同利益因素和廣泛、深厚的民間交往基礎。

    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關係經過20年間的“和平友好型”而過渡到重新調整期，如今進入了共築“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時期。中日“夥伴關係”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在現階段，人們至少可以為這一概念排除一些內涵，肯定一些內涵：首先，中日不應成為敵人，而應成為夥伴；其次，中日不會成為同盟，而是將成為一種合作夥伴。中日“夥伴關係”的具體內涵，將在兩國關係的發展進程中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

    目前，中日走向“夥伴關係”的進程正在進入由具體論爭轉向戰略對話的階段。中國的經濟大國化趨勢和日本的政治大國化趨勢，使得中日關係越來越難以繼續維持低水準論爭的局面。這一現實促使中日兩國日益正視對方，從而正逐步進入相互戰略對話的心態和角色。

    中日雙贏：最佳途徑在於東亞合作

    中日走向戰略對話，意味著兩國關係正處於邁向更高層次的入口處。近年來，中日各界精英紛紛描繪著21世紀中日關係的藍圖。在各式各類的方案中，中日共築“東亞共同體”的模式是最能體現中日雙贏發展的未來前景。

    地區一體化是當今世界上與經濟全球化並駕齊驅的兩大潮流之一。在環太平洋地區存在著亞太、東亞、東南亞和東北亞這三個層次的區域、次區域結構。其中，東亞合作機制的發育明顯滯後，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日兩國尚未能就推動東亞合作達成戰略共識。中日作為兩個東亞大國，具有強盛的國力和舉足輕重的對外影響。沒有中日合作，“東亞共同體”的遠景終將成為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中日共同推動“東亞共同體”，意味著中日融入地區合作機制，在其中作為東亞兩個主要大國與其他成員國和睦相處和共同發展。

    中日共同推動“東亞共同體”的發展將是21世紀的一個長期、耐心的進程，其間需要成功地度過一些重要的中間環節。其中，摒棄“一山不容二虎”的“零和”觀念、形成“雙贏”的戰略心理和現實條件，是尤其關鍵的環節。

    妥善處理和調整與美國的關係，是東亞順利走向共同體的重要前提。其關鍵在於：其一，日美關係能否由主從關係平穩過渡到對等關係？其二，中美關係能否順利度過戰略調整階段？日本一些“戰略家”津津樂道于如下“零和遊戲”對策：在陸權勢力和海權勢力之間、在中美兩國之間，日本必須與一方結盟以防另一方。這種思維方式將成為中日走向戰略和解的一道最終障礙，如日本沿著這條死衚同走到底，到頭來只會使其自身與確立自主外交的最佳機遇擦肩而過，終將被排除在21世紀大國關係調整進程之外。

    展望21世紀，中日關係面臨著諸多歷史性機遇與挑戰。中日兩國應抓住良好機遇迎接嚴峻挑戰，共同推動21世紀的中日關係朝向更好的前景健康發展。

    （金熙德博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 2002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