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個“國民經濟的首位”的發展卻不盡順利，從宏觀的指標看，過去４年我國糧食總産量持續下降，已明顯低於現時生産能力。據２００１年《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１９９８年我國糧食總産量達到最高峰，為５１２３０萬噸，２００１年下降為４５０００萬噸，已低於１９９３年的水準，比１９９８年減少了６２３０萬噸，在過去４年（指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期間）,全國農産品銷售價格指數累積下降了２２．６個百分點。

    在國際和國內農産品供大於求且價格持續下降的情況下，中國農産品並不具有競爭力，農民通過農業增加農業收入的可能性愈來愈少，農民種植糧食的積極性越來越小。 我們的調查在微觀上證實了這一點。

    種田不合算 農民不種糧

    在江西長岡鄉，我們調查的１０戶農民中，每戶都種糧食，但都是只種供家庭消費的口糧，只有一戶種了１０多畝地的柑桔、蔬菜等經濟作物。參加農業勞動的也大多是家中婦女兒童老人，當地人戲稱為“３８６１９９”部隊。

    浙江甘一村農民則離農業更遠，１／３的家庭沒有農田或者自願放棄農田，１／３家庭擁有農田但是將它轉包，另外１／３家庭種植農田，卻將主要工序承包出去，只有不到十戶農民完全自己勞作，但幾乎都是５０歲以上的老農，耕種農田的只剩下“９９”部隊。當地的村幹部説：“村裏４０歲以下的勞動力幾乎沒有種田的了，３０歲以下的從沒有碰過農田，剩下的只是捨不得土地的老農了。”

    農民不願意種田的理由是充分的。農民們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一方面種田成本如種子、農藥、化肥價格不斷上升；另一方面糧食價格不斷下滑，種田的收益持續下降。長岡鄉的地理位置每年能夠種植兩作糧食。每畝産糧約８００公斤，早稻、晚稻各４００公斤，以早稻每５０公斤糧食３７元、晚稻每５０公斤４６元計算，每畝産生收入６６４元，其中化肥農藥費用１００元，耕地費用６０元，水電費４０元，種子２０元，這樣每畝地能夠收入４２８元。長岡鄉每人平均攤派約１２０元，每人平均耕地７分，平均到每畝地攤派約１７０元，這樣每畝地純收入２５８元，以一家四口平均三畝地來説，如果純粹務農種糧食，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為８４０元，還不到１０００元，即使是不考慮家庭其他支出，單單一個孩子的教育就足以使得這個家庭捉襟見肘了。據估算，這樣一畝地一個勞動力需投入３０個工作日，平均每個工作日能夠得到的收入不足１０元，如果外出勞動並找到工作，每天收入遠在１０元以上。

    對於沿海地區的甘一村來説種糧的吸引力就更加小了。甘一村灌溉便利，氣候適宜，屬於糧食高産區。這裡最多一年可以種三季作物：早稻、晚稻、小麥，畝産在２０００斤左右。據當地有經驗的種田戶介紹，如果完全自己勞作，種植一作單季稻一畝田需要種田成本總共約為２５０元，需投入１５個工作日，總共能夠收入１０００斤稻穀，以現在的單季稻市場收購價每５０公斤稻穀５５元計算，折合人民幣收入約５５０元，純收益３００元，平均每個工作日２０元，如果種植兩作，需投入的工作日和成本加倍，總共能夠收入７５０公斤稻穀，即使價格不變，折合人民幣收入８２５元，純收益３２５元，平均每個工作日１１元多；如果種植三作，投入的工作日和成本變為三倍，總共能夠收入１０００公斤糧食，折合人民幣收入約１１００元，減去成本以後純收益３５０元，平均每天８元多。而且，以上的分析都是基於村集體已經將農業稅和灌溉費用統一支付，不計入成本的前提下，如果計入這些費用，農業收益將會更低。離開農業務工，最低收入每天都有２０多元，因此，當地４０歲以下的青壯年幾乎沒有下田務農的。

    不種田成了最優的選擇，村幹部説：“２０００年上級要求穩定糧食生産，增加早稻的種植面積，結果總共種植的不到５畝，還不到上級政府要求數量和最終上報數量的百分之一”。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的甘一村村民選擇了次優項：種植單季稻。一方面是因為有些老人不願意離開土地，一方面是許多農戶將它作為一種心理的保障，如果將來改革開放的政策有變，他們可以回到農田過自給自足的生活。這種情況下，繼續種植的農戶將主要的工序都承包出去，如雇人收割、種植，同時發展新的種植技術，如撒種、拋秧、除蟲施肥同時進行等，儘量減少工作時間，每畝成本增加到約為３５０元，但是只需要５個工作日（去農田５趟），這樣就減少了對非農工作的影響，農戶自己只負責除蟲、施肥、晾乾等程式，基本上沒有重體力活。一位甘一村私營企業主這樣説：“我們不放棄農田，萬一情況有變，還是要回來接著種田。”

    非農收入撐起半壁江山

    農業收入的比重在不斷的下降。對於長岡鄉來説，打工收入已經超過糧食生産成為第一大收入。從得到的數據來看：種植基本的糧食作物收入一般只佔３０％，其他經濟作物（甘蔗、花生、煙葉）以及養殖收入佔２０％，打工收入的比例在５０％左右，非農收入已經撐起半壁江山。非農收入主要來自打工的收入。在農業之外，長岡鄉本地工作機會不足，縣城的企業亦不太景氣，本地勞動力難以消化，外出務工成了第一選擇。我們的調查表明，長岡鄉大約有６０％以上的男勞力出外打工，外出打工主要有兩個地點，一個是珠江三角洲，一個是本地縣城，但是在本地以打短工為多（主要是建築小工）。在調查的長岡鄉４個村中：塘石村４２４８總人口有１１００人長期在外打工，上社村３６５０人中有１１００人外出打工，榔木村３６００人中外出打工者超過５０％，我們沒有得到長岡村確切的數據，但是村民説：“村裏都很難見得到壯年勞動力了。”

    對於甘一村農戶來説，糧食收入早已不是主要的收入來源，在總收入中的比例，約佔５％上下，而且不是現金收入，只是解決家庭的口糧，或許解決了一部分老人的社會保障甚至心理保障，絕大部分的收入都來自於其從事的非農産業。與長岡鄉不同的是，當地能夠提供的工作機會較多，勞動力幾乎都就地消化，全村約６００名青壯年勞動力（２０歲以上，６０歲以下，２０歲以下基本都在上學），約有２５０多個在本村的個體私營企業工作，１００人左右在外地（臨近鄉村、縣城、及更遠）經商、辦企業或打工，１０多人種植蔬菜及養殖，以及少數賦閒待業者之外，其餘都在本地經商。

    警惕農業生産出現萎縮

    現在農田對於東部農村更多的是起到了一種心理保障的作用，經營農田收益很低，但是他們又不願意放棄農田，導致農業的集約化經營的趨勢難以繼續。少量的土地自願轉包，多是短期不穩定的，沒有一種正式的制度和法律加以規範。承包者不敢對農業大量的投資，影響了農業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西部地區農民每人平均收入６０％以上來自於農業收入，貧困農民這一比例高達７０－８０％。他們不像東部地區或富裕農民，非農産業收入特別是勞務收入已超過總收入的一半以上。農業生産條件惡劣，自然災害十分頻繁，家庭小規模經營，農業勞動生産率低下，交通條件不便，市場交易成本高，農産品交易比例低，再加上各種攤派稅費比例高，非農就業和收入機會少，加入ＷＴＯ以後農産品繼續下跌的情況下，如何提高這些農民的收入水準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雖然我們的調查反映出種糧還能盈利，但這是在不考慮勞動力成本的情況下得出的結論。不管是在我們調查的東部還是中部，農業已經開始變成比較劣勢的産業，種糧已經失去了對農民的吸引力。種糧盈利的多寡相當程度上取決於糧食價格的高低和農民（農業）負擔的多少。在農民負擔沉重的地區種糧虧損也是常見的事情，最近幾年李昌平所揭露的湖北監利的情況就是一個例證。我們的調查雖然沒有觀察到大面積的農田撂荒現象，可是零星散佈的拋荒農田隨處可見。另外，由於農業幾乎沒有什麼收益，農民對農業生産的現金投入明顯減少，由１９９７年的每人平均支出４３７元到２０００年降至為２８６．５元，累計下降了４０％，這相當於全國農民對農業生産投入減少１２００億元。另外，農業貸款也大幅度下降，從１９９６年的２３６８億元減少為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８９億元，下降了４５．５％。如果這種態勢繼續下去，伴隨著中國加入ＷＴＯ之後，農民還會進一步減少對農業的各類投入，不僅減少資金投入，而且減少勞動投入，中國再次出現農業生産萎縮的情形不是不可能的。

    要穩定農業生産，就需要加大對於農業的投資，關鍵是加大農民對於農業的投資，但是要加大農民對於農業的投資關鍵在於提高農業的收益，加大對於農民的吸引力，提高農業的收益一不能靠政府補貼，二不能靠行政力量提高農産品價格，關鍵在於提高農業的效率，在目前７０％多農業人口生産１５％ＧＤＰ的情況下，提高效率最終途徑只能是轉移勞動力，或者是農業勞動力直接轉移到城市，或者是將農村變為“非農村”，正如我們在甘一村看到的那樣。（陳劍）

    了望新聞週刊 2002-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