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選舉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佔領台灣時期。1895年日本割佔台灣。次年，日本國會通過法律，設立台灣“總督府”及其幕傣機構。在各方壓力下，日本殖民當局開始考慮給予交稅的年滿25歲男子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並於1935年進行第一屆市議員和街莊“協議員”選舉。當然，這些選舉更多的是為殖民統治進行一些“民主”的點綴，並沒有多少實質意義。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民黨當局將台灣的行政區重新劃為8縣9市，用直接選舉的方法，進行最基層的村、里長，鄉、鎮（區）民意代表選舉，而對省參議員和高層公職則用間接選舉的方式産生。1950年至1969年，是台灣選舉活動的第二階段，也是台灣“地方自治”全面落實的時期。這段時期，國民黨當局開放省、縣、市長議員和縣、市、鄉、鎮長等多項地方公職選舉。除在個別情況下，有些選舉被推遲舉行外，多數選舉都能如期進行。進入1969年，台灣開始進行“中央民意代表”的換屆選舉。為了緩和國民黨當局所謂的“法統”危機，當局對“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進行增選或補選。這時大批的“黨外（指國民黨外）人士”開始投入這些“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以求在“體制內”與國民黨當局作進一步抗爭。到了90年代，台灣當局大幅進行“憲政”改革，各項公職選舉基本上都放開，特別是1996年台灣進行首次“總統”直選，按台灣一政論家的話説，“這標誌著台灣再無選舉禁區，台灣進入了全面選戰的年代”。

    那麼，目前台灣的公職選舉都有哪些呢？從總體上分，可分為“行政首長”選舉和“民意代表”選舉兩大類。“行政首長”選舉分為“中央行政首長”選舉（即“總統、副總統”選舉）和地方行政首長選舉（主要有縣長、市長、鄉長、鎮長、縣轄市長、村長、里長選舉）。“民意代表”選舉也可分為“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主要是“立法委員”選舉 ），地方“民意代表”選舉（主要為市、縣議員選舉和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現在台灣各黨全力備戰的所謂年底“二合一”選舉，就是“立法委員”選舉與縣、市長選舉（台北市、高雄市兩個“院轄市”的市長除外）。

    下面重點分析一下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按照台灣修訂後的“憲法”規定，自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開始，總共選舉産生225名“立法委員”，其中從各區域産生168人，每縣市至少産生1人；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産生4名“立法委員”，海外僑民中産生8名，此外還有41名“不分區立法委員”。“不分區立法委員”和“僑選立法委員”是按政黨比例制産生。所謂政黨比例，即各黨在選舉中的得票率之比。例如，總共只有A、B兩黨爭奪10席“立法委員”，A黨得票數佔總投票數的60％，B黨為40％，那麼A黨就得6席，B黨得4席。當然，並非所有參選的政黨都能參加“不分區立法委員”的分配，按台灣“憲法”規定，只有得票率在5％以上的政黨才具有這種資格。現在新黨、台灣團結聯盟努力奮鬥的所謂“5％政黨門檻”即是此意。

    縣、市長選舉採取相對多數獲勝制，哪個候選人取得相對多數，即當選為該縣（市）長，這點一般人都較好理解。但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制度則比較特別，其所採取的“單記非讓渡選舉制”可謂“舉世無雙”（這種選舉制度只有日本和南韓過去使用過，現在僅台灣仍在沿用）。 這種制度規定，每個選區産生若干名“立法委員”，但選民只能投一票，該票只能投給一個候選人。這種選舉制度使小黨容易生存，使一些人可以通過較固定的支援者低票當選。例如1992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台北縣應選16席，候選人只須達到6％的選票即可保證當選，但事實上在趙少康超高票當選的情況下，有些人僅以不到3％的得票率即當選。這種選舉制度，使候選人可以不顧所在選區大多數人的訴求，而只須嬴得穩定的部分支援者。這也是造成地方派系長期存在、紛爭的原因之一。此外，這種制度要求各黨必須在提名策略上運用得當。若提名多了，勢必票源分散，這可能産生同黨排擠效應，使同黨的候選人因為比他黨候選人票低（有時可能僅低數百票），而大多乃至全部落選；但提名少了，則可能使該黨一個或幾個候選人高票當選，但本來可以多爭取到的名額，則因為該黨提名不足而讓其他黨候選人低票當選。所以，如何進行“立法委員”黨內提名作業，是對各黨智慧的一個重大考驗。

    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對目前島內各主要政黨都至關重要。對民進黨來説，這事關其在選後能否穩定執政，也關係到其選後籌組“聯合內閣”時能有多大的發言權，是否會將“組閣”權拱手讓給在野黨。對國民黨來説，其目前在“中央”的政治地盤，僅剩“立法院”這一塊，能否打好年底這一戰，不僅事關國民黨能否浴火重生，也將直接關係到連戰地位的穩固與否，乃至國民黨會不會再次分裂。對親民黨來説，這是其組黨後的第一次重大戰役，直接關係到親民黨未來在台灣政壇能扮演什麼角色，也影響到宋楚瑜兩年半後參選“總統”的情況。對新黨來説，年底這一戰若不能衝過5％的政黨門檻，它就將幾乎完全泡沫化，可能從此走入歷史。對台灣團結聯盟來説，年底選舉若吃敗戰，原來就是烏合之眾的黨員可能將作鳥獸散。所以，目前各黨都高度關注年底的選戰。

    從這幾年對台灣選舉的觀察來看，台灣的選舉文化出現這麼幾個主要特點：其一，派系政治色彩明顯。這不僅僅是各個政黨內都有派系（如民進黨內分為新流潮係、正義連線、福利國連線等），地方派系更是介入各項選舉中。就拿這次“立法委員”選舉來説，島內有政治觀察家認為，某個候選人能否當選，除了在大台北地區還可以講些“理念”、“形象”外，在其餘各縣市，關鍵就在於是否得到地方有力派系的支援。其二，金錢與選舉密不可分。選舉是一種社會資源消耗十分嚴重的活動，在台灣更是如此。據估算，目前在台灣選“立法委員”，一般都得花上數千萬元新台幣。這些錢除了政黨補助一部分外，大多得靠家族或財團的支援，這就為財團介入政治提供了一個主要渠道。此外，不少候選人還得花大筆的錢進行賄選，這不僅進一步增加選舉開銷，也進一步敗壞選舉風氣。第三，整個台灣社會“泛選舉化”。 依一些國際觀察家的看法，台灣是亞洲“新興民主地區”，選舉往往不僅是政治人物活動的主要部分，也是一般民眾感興趣的話題。事實上，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活動大都與選舉有關。在泛選舉化的氛圍中，台灣社會對選舉的熱衷與關注度，有時甚至超過了西方選舉成熟度較高的國家。當然，有人認為黑道與選舉關係密切，也是台灣選舉文化的一個特色。這言之成理，特別是李登輝主政時期，為了保住政權，台灣當局往往慫容黑道涉入政治。不過也應該看到，隨著台灣民眾選舉文化水準的日益提高，隨著社會上對黑道抨擊力度的逐步加大，黑道對台灣選舉的影響力正日漸式微。

    其實，上文所説的選舉都是公職人員選舉。而台灣的選舉，除了公職選舉後，還有另外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各黨的黨內選舉。各黨（特別是民進黨、國民黨等主要政黨）黨職，如黨主席、中央委員、中委會秘書長等等，也是島內政治人物角逐的重點。因為這些黨職，其在台灣政壇上的地位與作用，有不少是遠遠超過公職的。當然，也有些人身兼重要的黨職與公職于一身，如“立法院長”王金平，他同時也是國民黨副主席。現在台灣各主要政黨的黨職主要也是靠黨內選舉産生。此外，黨內選舉除了産生黨職外，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各黨對各項公職的提名。為了使提名制度更加公正化，目前島內主要政黨大都採取民意調查與黨員投票結合的提名方式。例如，民進黨就規定，縣、市長提名採用民意調查成績佔70％，黨員投票成績佔30％的方式，決定由誰代表民進黨參選各縣、市長。

    可以説，隨著台灣選舉舉辦次數的不斷增加，台灣的選舉文化也在進一步發展。當然，對一般台灣民眾來説，選舉不過是有權有錢人玩的政治遊戲。

    （本文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中國網2001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