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河南、浙江和陜西等地，四種不同版本的《毛澤東自傳》在各地民間收藏家手中相繼被發現。正當收藏家和歷史學家開始為這幾個版本“誰是國內最早的版本”爭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近日從復旦大學又傳來驚人消息：1937年8月，復旦大學的文摘社最早將《ASIA》雜誌刊登的斯諾採訪毛澤東的文章翻譯成了中文連載，然後編輯成書。而復旦大學圖書館館藏的1937年8月《文摘》雜誌上刊登的《毛澤東自傳》第一章是國內最早的《毛澤東自傳》的中文譯文。

    各種版本《毛澤東自傳》誰是第一

    今年5、6月份，河南駐馬店、浙江永康、陜西西安等地相繼“出土”了一本1937年版本的《毛澤東自傳》。這樣，一本塵封64年的極具歷史價值的文物開始浮出水面。很快，各地專家被捲入了誰是國內《毛澤東自傳》最早版本的爭論之中。

    最早“面世”的，是5月9日在古城西安由當地的收藏家張國柱先生發現的1937年版本的《毛澤東自傳》。這個版本上寫明“初版于1937年11月”，由上海文摘社出版，黎明書局經銷。中國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研究會常務理事雷雲峰對該書進行了鑒定，並説，在他見過的七、八個版本毛澤東傳略中，從來沒有這樣一個版本，他認為“這在毛澤東傳略中是非常珍貴的真品”。

    5月31日，新華社發佈消息，在永康市一不願透露姓名的公務員家中，也收藏有一本《毛澤東自傳》，但是版本比西安那本要提早整整兩個月。該書封三為版權頁，明確標明發行者是“漢口抗敵出版社”，發行時間為1937年9月。

    6月10日，河南駐馬店號稱發現《毛澤東自傳》最早版本，內容和前兩本一樣。不過，該版本沒有註明出版日期和發行印數。

    與此同時，在江西和成都也陸續發現了相應的版本，而且個個都自稱“極可能是國內最早版本之一”。

    然而，這些各地陸續發現的《毛澤東自傳》都具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就是內容和斯諾《西行漫記》的第四章、第五章幾乎一致，而且都註明了是經過翻譯斯諾的文章而來。

    眾所週知，斯諾的《西行漫記》最早的英文版1937年10月在英國倫敦出版，那麼這部神秘的《毛澤東自傳》何以會搶在原作者正式出書前出現呢？

    9月18日，復旦大學的專家揭開了這個謎底。

    《自傳》可能是《紅星照耀中國》的雛形

    潘漢年是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人，他的名字何以出現在《毛澤東自傳》上呢？《文摘》第一期的翻譯吳光和第二期開始的譯者汪衡名字不同，是不是同一個人呢？這些謎團隨著《毛澤東自傳》的來源的揭示逐漸變得清晰起來。

    秦曾復館長説，張志讓、孫寒冰這些刊登在《文摘》雜誌上的人名在復旦歷史上確有其人，但是唯獨翻譯者汪衡一時間卻查考不到。而他的身分的揭開將有助於了解當時在上海高校裏面黨的地下工作是如何開展的。而《文摘》第一期連載的《毛澤東自傳》的翻譯是吳光，那個吳光和汪衡是不是同一個人呢？仍然有待查考。

    潘漢年的題詞出現在文摘上，而潘漢年當時實際身份是上海救國會成員，這部自傳是不是他出面選編的呢？而汪衡又是誰？黎明出版局和中共地下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在當時的國統區連載並且出《毛澤東自傳》究竟是出自誰的安排和考慮？當時的地下黨和上海進步雜誌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文摘》的出現也同時帶來了這些新的研究問題。

    秦紹德教授認為，根據現在掌握的原始材料，可以初步判定《毛澤東自傳》就是後來的斯諾專著《紅星照耀中國》的素材或者説雛形，對於這段歷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義，另外，對於研究當時上海進步力量在上海的活動也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64年前根本沒有《文摘雜誌》此書

    9月18日上午，復旦圖書館正在裝修，沒有燈光，沒有空調，幾位圖書館工作人員汗流浹背，在一堆堆泛黃的雜誌和報紙堆中尋找著1937年8月的《文摘》雜誌。

    那裏面登載著關於國內最早的《毛澤東自傳》中譯文。

    9月17日，復旦大學資訊科學和工程學院院長陳良堯教授從一個朋友那裏聽説，現在國內正在爭論的《毛澤東自傳》其實是復旦歷史上某一本雜誌上刊登過的，叫做《文摘雜誌》，但是那位朋友也是道聽途説，不知道具體的版本，具體的時間。

    説者無心，聽者有意，平時一直關注著人文科學的陳教授意識到這裡面可能蘊藏著一個研究上的突破。他當即和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從事中國新聞史研究的秦紹德教授取得聯繫。秦紹德得悉此事以後，又立即通知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秦曾復教授，要求儘快搜尋到這本《文摘雜誌》。

    秦館長和報刊部工作人員就這樣從9月17日開始便一頭紮在故紙堆中尋找《文摘雜誌》，唯一的線索就是——這本雜誌肯定是1937年到1938年之間的出版物。

    當時正好碰上復旦文科圖書庫大修，電腦、電燈、空調一律不能使用，從17日中午12點開始，在漆黑的檔案庫中，工作人員點著應急燈，搜尋著直到下班。

    當天，一無所獲。

    第二天繼續找尋，不過這次他們換了搜索方式，開始搜尋1937年的復旦大學的學報。

    復旦大學的館藏報紙的種類豐富在全國也是赫赫有名的。1937年的學報輕而易舉地找到了，在一張學報的封裏登載了一篇廣告———復旦大學文摘學社發行《文摘》雜誌！

    原來不是《文摘雜誌》而是《文摘》，工作人員一陣興奮，當天上午一鼓作氣就搜尋到了1937年8月的《文摘》。

    然後順藤摸瓜找到了1937年9月以後的《文摘戰時旬刊》以及同期的英文雜誌———封面上面印著一條紅色大龍的《A－SIA》雜誌，而這本雜誌就是現有最早的連載斯諾的採訪筆記的英文刊物。

    誰來證明《文摘》是“國內最早”的

    怎麼能夠説明《文摘》刊登的《毛澤東自傳》是國內最早呢？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秦紹德這樣跟記者解釋：現在國內陸續發現的《毛澤東自傳》一共有4個版本，其中最早的是1937年9月，而復旦大學文摘社辦的《文摘》雜誌最早是在1937年8月第二卷第二期就開始在“人物種種”欄目中開始刊登《毛澤東自傳》。

    秦教授又指出，最早刊登斯諾採訪毛澤東的英文雜誌是1937年7月的《ASIA》雜誌。復旦大學的圖書館集齊了《ASIA》雜誌1937年1－6月份的刊物以及後面的刊物，但是偏偏缺少7月份（據分析，可能是77事變爆發和813抗戰開始，使得檔案文獻工作受到干擾）。不過，在6月份的《ASIA》雜誌的封底刊登了廣告，説明從下一期開始連載斯諾的《毛澤東自傳》。另外，還配發了毛澤東的照片，下面寫著“他的敵人用25萬大洋買他的人頭。”

    綜合以上線索，秦紹德教授分析，《文摘》是按照晚一個月的順序，基本同步地翻譯了《ASIA》雜誌，一共出了四篇，構成了現在國內出現的《毛澤東自傳》全部內容，甚至包括照片以及附錄中的賀子珍小傳。期間，雖然由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從第二期開始，《文摘》更名為《文摘戰時旬刊》，但是連載還是全部順利載完了。

    1937年11月，上海黎明書局開始出書，書封面是潘漢年的題詞，收了兩幅毛澤東的照片，並且配發了毛澤東的抗日講話。而這個版本就是如今在全國各地出現的《毛澤東自傳》的其中之一，而它實際上就是將《文摘》的連載作了編撰。

     《新聞晨報》2001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