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時代已悄然來臨

更可怕的是無知與偏見

■副總理李嵐清關於精神衛生的講話發表在人民日報的頭版，這是幾年前根本無法想像的。從禁忌到重視和直面精神疾病問題，表明瞭中國的開放

■在消除對精神疾病的偏見方面，中國比世界晚了15到20年

11月15日，北大校園裏一排坐了十幾個心理學系的老師，他們正在集體做心理諮詢，在每位老師的面前，都排著一列長隊。北大從10月29日開始為時一個月的“北大心理文化節”，舉辦講座、免費諮詢都是其中的內容。

北大校醫院的康成俊老師説：“這麼多人大大方方地找我們來諮詢，這就是進步啊。前一段時間，我們也在XX大學搞過這樣的諮詢活動，我就發現好多孩子不好意思過來，他躲在樹後面偷偷觀察，看看沒人，趕快溜過來跟我們説，説完以後，看看四週，一溜煙跑了。”

研究中國自殺問題多年，費立鵬這個外國專家的感觸更深。今年4月7日，李嵐清副總理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提到了精神衛生的問題，人民日報頭版刊出了這個消息，費立鵬説：“這在五年前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情。這表明中國更加開放，也表明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精神衛生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

研究自殺在中國曾經是一個禁區。1994年，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危機干預專業委員會的成立，意味著正式放開對這一科研領域的研究，有關調查研究還得到了政府的認可和資助。一向保密的中國自殺率也先後由國家統計局在《中國社會統計資料》和世界衛生組織衛生統計年報上發表。

從禁忌到公開談論到引起重視，這是一個進步。但真正建立起全社會精神衛生的“防波堤”我們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研究者看來，與疾病本身造成的損失相比，無知和偏見更可怕。

■“神經病”、“你有病”這類句子應該成為文明人的禁忌語，就像一個文明人已經不再把有肢體功能障礙的人叫做“殘廢”，而是稱為“殘疾人”、“殘障人士”。

除了遺傳因素外，幾乎所有的自殺都與精神疾患有關。

費立鵬説：“春節期間，我看中國電視上的各種聯歡節目，主持人五六次相互開玩笑‘你好像有點兒神經病’，你要知道我們的病人家屬太反感這句話了，媒體本來負有消除社會偏見的義務，卻在事實上強化這種偏見。”

費立鵬在中國已經生活了18年，漢語已經相當流利。但費立鵬也許不知道，“你有病”已經成為全社會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句“輕量級”的罵人話。我們也許不知道，一個習以為常的口頭語，可能正在傷害到一些需要呵護的人。

費立鵬説，對精神疾患病人的偏見在全世界都有，但在西方國家，由於社會的發展和方方面面的努力，情況已經好了很多。

有一個文化現象可資證明：有人説，精神病人正在成為奧斯卡新寵，僅在剛剛結束的上屆奧斯卡的個人獎項的提名中，“問題”人物就大受青睞：遭遇中年危機、生活失去動力的父親(《美國美人》)、前科纍纍、以男孩身份裝扮的酷女(《男孩別哭》)，無法解決自己心理問題的表演者(《心靈角落》)，等等。

“即使如此，在美國，罹患精神疾患的人也只有30%到醫生那裏尋求幫助，國內大約只有5%的人享受到治療，而治療是否合格還是一個問題。在消除對精神疾病的偏見方面中國比世界晚了15到20年！”

■在總統競選失敗以後，老布希曾經得了兩個月的抑鬱症；在與萊溫斯基桃色新聞張揚的日子裏，克林頓靠服用“百優解”度過精神的危機。不管你是平頭百姓，還是什麼成功人士，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對抑鬱症有免疫力。

消除公眾對精神疾病的偏見，首先是要讓人們知道，精神疾病不是一個“他人的疾病”。資料表明，導致自殺的原因中，74%是嚴重的抑鬱。那麼，誰對抑鬱更具有免疫力呢？富人還是窮人？男人還是女人？大人還是小孩兒？東方人還是西方人？答案是：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對抑鬱症有免疫力，它隨時隨地會向任何人發起進攻。

儘管如此，在精神疾患裏，抑鬱症是急症，但不是疑難症，只要早發現，早治療，都可以治愈。只要服用抗抑鬱藥物，治療2到4周就能康復。康成俊教授説：“所以，早發現抑鬱症的益處是不可估量的。”

但無知和偏見往往讓很多實際上已經患上抑鬱症的人以為自己不過是心情低落而已，或者，即使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不敢告訴身邊的親人和朋友，不知道要找醫生尋求幫助，以致釀成惡果。

■“搞軀體醫學的人一定要好好補補精神衛生的課。”

北大醫院的康成俊教授曾經運用森田療法，成功地治愈了許多抑鬱症的患者。他和記者説：“我以前做外科醫生的時候，搶救過許多喝敵敵畏自殺的病人，自認為自己的‘手藝’還挺不錯。有一次，醫院又來了這樣一個病人，我把他治好了。可他一齣醫院的大門，又一頭鑽到了汽車下面。你説，我為什麼沒有想辦法幫助他打消自殺的念頭呢？這是我至今想起來都特別懊悔的一件事。所以，搞軀體醫學的人一定要好好補補精神衛生的課。”

康教授説，他接觸了精神衛生方面的知識以後才知道，其實很多疾病都不僅僅是生理疾病，還是心理疾病。比如胃潰瘍症就是典型的情緒性疾病，是抑鬱症的等位病。“現在的研究表明，癌症、高血壓、糖尿病、心梗都不僅僅是生理疾病，都與心理疾病有關。”

中國絕大多數醫生對精神衛生的無知使精神病患者得不到基礎的心理治療。費立鵬介紹，“條件所限，精神科至今仍然不是醫院的必備科室，很多醫院甚至沒有精神科，而在規定必須設置的三級甲等醫院，這樣的科室基本上是流於形式，一個醫生帶兩個護士，按規定每週出診兩次。”

目前，醫學心理學已經被醫學院校設為專業必修課，心理培訓也成為在職醫生再教育的主要課程。

但費立鵬仍然認為：心理學的課程所佔的課時太少。在美國一個在三年學制的醫學院學習的學生，接受的心理課時累計要達到4個月，而在中國一個上5年醫學專業課的學生所接受的心理課學時只有50小時。如果要加強這方面的課時，只有擠佔其他課程的學習，那麼其他課程的老師願意嗎？首先，醫生能否消除自己的偏見？

要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在費立鵬看來，不能靠醫務工作者的“自覺”，必須依靠國家行政力量和法規的“規定”和資源的傾斜。

“由心理問題導致的早死和殘疾造成的經濟負擔佔疾病負擔總量的20%，這一數字遠遠比腫瘤、傳染病更厲害，但國家撥款，它只佔到了2%。2%到20%之間的差異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

李寧忠　穿越心靈的煉獄

■“我們從小就生活在那種用競爭來激發小孩上進的環境裏，這種鼓勵方式其實是一種誤導。到了後來，我們甚至會誤以為競爭就是生活的目的。完美主義是一柄雙刃劍，它讓我勇往直前，也讓我抑鬱。”

李寧忠，北大國際金融專業的研究生，一年前，他是個新聞人物。因為他勇敢地站了出來，向大家承認自己曾經罹患嚴重的抑鬱症，還差點兒自殺。

由於情感的困擾，李寧忠在上大三時患上抑鬱症，經常失眠，上課時感到乏力，病重的時候保研、出國這些大事也置於腦後。由於睡不著他每天在街上游蕩。面對不斷閃現的自殺念頭，李寧忠有時不得不求助同寢室的同學不要離開自己。後來他鼓起勇氣到北大心理諮詢中心去諮詢，遇到北大醫院森田療法病房主任康成俊教授。通過幾個月的藥物和心理治療，他最終從抑鬱症的陰影中擺脫出來。

可貴的是，李寧忠推己及人，發起了“互聯世界陽光工程”者，這是一個針對抑鬱症疾病的網站（www.inworld.com.cn/sun），由李寧忠和住在北大醫院中來自北大、清華、北師大等校抑鬱症病友以及大夫、護士們共同來做。在這個網站上提供了關於抑鬱症的知識，在這個虛擬的空間裏，被抑鬱症困擾的人們共同分享治療的經驗。

一年以後的今天，李寧忠怎麼樣了呢？

負責幫助記者聯繫採訪的一位大學生曾經悄悄地告訴記者：“我覺得他還是有點兒那個。”雖然，從後來記者與李寧忠的談話表明，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年輕人，可見，在對所謂“精神病”充滿偏見的社會氛圍裏，李寧忠當時的勇氣確實有點兒非同一般。

李寧忠告訴記者：“其實，人人都可能會經歷心理的黑暗時期。我公開了自己曾經患抑鬱症以後，周圍的大部分人都是理解和讚許的。但我回老家去看望高中老師的時候，我發現，那裏關於‘李寧忠出事了’已經有了種種傳聞，在我們學校，每一個考上北大、清華的學生都是‘名人’，所以傳得還挺邪乎。搞得我的老師都非常擔心，我給老師解釋了一番，他們才好多了。”

現在，李寧忠已經不太介入陽光工程的事情，因為他正忙於畢業出路的問題，“去年耽誤了很多功課，所以現在就在補缺。”有時候在忙完功課以後，他也到網站上回答一些朋友們提出的問題。現在每天都有幾百個人點擊陽光工程網站。

李寧忠説：“我覺得最好的一個精神衛生網站是回龍觀醫院辦的一個專業網站，網址是：www.21jk.com。”

對於當初使他陷入困惑的感情問題，李寧忠説：“以前我以為她就是今生惟一的情感，今後再也不可能有這麼深的情感了。現在已經不這麼想了，我現在還沒有女朋友，我抱順其自然的態度。”

對於屢屢被報道的青年大、中學生尋短見的事情，李寧忠沉重地説：“我們從小就生活在那種用競爭來激發小孩上進的環境裏，這種鼓勵方式其實是一種誤導。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本來是為了使自己生活得好，可是，我們慢慢把人生的手段和目的弄擰了，到了後來，甚至以為競爭就是活著的目的。為了在競爭中取勝，我們可以犧牲健康，犧牲閒暇。完美主義和過分執著是我抑鬱的深層原因，但我並不否定完美主義，也不否定執著，這些都是雙刃劍，它們讓我勇往直前，也讓我抑鬱。今後的我仍然執著，但能‘理想頂天，腳踏實地’，告訴自己：努力即幸福。”

心理醫生太缺了

■到北大醫院心理諮詢中心預約的患者已經排到兩個月以後

■中國正在執業的心理醫生還不到2000人，平均每百萬人口只有24個。而在發達國家裏，每1000個人就擁有一個

星期天，記者到北大校醫院採訪。北大從1998年春天開始就有了心理病房，康成俊教授告訴我們説：“你們今天來，真是難得的清靜，平常這裡特別熱鬧，查體的，諮詢的，人多得很。今天住院的幾個孩子一起到香山去玩去了，咱們隔壁的病房裏現在就住著一位大學校長，這位校長也是因為工作壓力太大，想辭職，不想活了。”

當記者提出可否和這位病人交談，康教授拒絕了我們的要求：“我們為病人保密，當然不能透露病人的姓名和其他情況。”

一個情況可以表明學生對心理醫生的需求：北大醫院心理諮詢中心預約的患者已經排到兩個月以後了。

心理諮詢中心每週一到週五下午出診，每次出診兩三位老師，一個學生一次諮詢的時間為1小時，那麼兩個月將有360名學生需要接受治療。

北大、清華畢竟還有自己的心理諮詢機構，在全國的許多學府心理諮詢教師還在由處理學生工作的教師來兼任。

“沒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容易在引導方法上産生偏差。”宣武區心理專業委員會秘書長溫方指出，“有一次一個學生被失戀問題困擾，來找心理諮詢員，諮詢員給她畫了一幅畫，是一隻大鯊魚站在一個孩子的身後，旁邊還寫了一句話‘留神你身邊的鯊魚’。心理諮詢如果是這樣的話，真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開診所了。”

費立朋教授説，“中國自殺未遂的人數有200萬，他們中幾乎沒有人得到過心理治療。在美國，如果一名自殺未遂者被送到醫院搶救，當他沒有接受心理醫生的諮詢之前是不允許出院的。”

據衛生部提供的最新資料顯示，我國現有精神科醫生總數只有1萬人，其中僅半數受過正規訓練。中國正在執業的心理醫生還不到2000人，平均每百萬人口只有24個心理工作者。而在發達國家裏，每1000個人就擁有一個專業的心理醫生。

中國，至少需要二三百萬心理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