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亞歐外長會議是新世紀伊始受到全球關注的一次高層次的重要對話。不難想像，人們對其成功舉辦以及它反映的合作趨勢抱有很高的期待。

    這裡面，首先一個、當然也是最直接的考慮，來自地緣經濟的角度，即亞歐兩大洲之間，都對增強與對方的經濟、貿易、技術等等方面的聯繫，有著不斷增大的興趣。亞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區域，發展中國家居於多數，擁有眾多的新興市場、各種自然資源和潛力無限的投資效應；歐洲（這裡主要指西歐）是近代工業革命的發祥地，也是當今世界經濟技術最發達、資金最雄厚的地區之一，近些年更由於內部一體化的加速和歐元的誕生而讓世人看好其前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資訊技術革命等等進程的加快，兩大洲之間的互補性也在不斷增大。想想前幾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輻射後果，以及目前美國經濟的減緩勢頭及其影響，亞歐之間的這種互補性更顯示出其價值，雙方的高層次對話更讓人感到必要。因此，在新世紀新千年第一次高層次的對話會議上，能否進一步增強這方面的共識與推進具體領域的合作，尤其是在雙方一向感興趣的某些經濟和科技項目上加強彼此的協商與互利，自然受到兩大洲的政治家、企業家和民眾及世界上其他地區許多國家的注目。

    亞歐多數國家對此次亞歐高層對話抱有的積極態度，反映出這種對話方式的另一個重要價值，那就是，在所謂“全球化”的當今世界，在新現象新特點層出不窮的這個新時代，各國需要一種相互的尊重、理解和信任，通過平等協商及諒解合作，解決現存的各種問題，推進國際間的和平與發展，而不能靠一個國家（不管這個國家多麼強大）、用不顧及他人的霸道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國際關係的歷史一再證明，居高臨下、盛氣淩人的實力政治和“單邊主義”，並不能消除國際政治中的矛盾，相反它往往加劇對抗和誤解，醞釀出更大的麻煩和衝突。近一時期發生在國際人權對話、全球氣候公約等領域和機制上的一系列事件，也鮮明提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邏輯。歐洲一位著名政治家説得好：歐洲人所以重視亞歐對話以及諸如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是因為他們認識到，這些多邊場合及其對話方式，有助於“各國共同承擔世界政治的責任”。我想，這番話同樣適用於亞洲乃至其他地區負有責任感的國家，它反映出21世紀到來時全球政治一個新的特質，即：世界事務中的矛盾和問題，越來越無法通過傳統的對抗方式甚至憑藉“單打獨鬥”加以消解，後者即便一時奏效也無法持久；唯一的有效和有利的途徑，是民族之間、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乃至人與人之間相互的平等與尊重、信任和理解，是在此基礎上的交流與對話、妥協與合作。

    從這裡，人們不難發現亞歐高層對話更深層的一個涵義：加強不同文明的交流與國際關係的重塑。這是在冷戰結束以後，經過一段時期的觀察比較與汲取教訓，國際關係學界和政治家發出的一種呼籲。起因説起來並不複雜：美國當下一意孤行的“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以及由此造成的多種消極後果，形成當前國際政治中最有衝突性和威脅性的因素；它潛移默化地毒化了國際關係的氣氛，人為製造了一些重要國家之間的緊張。這種遭到眾多國家批評的所謂“單邊主義”，在加劇世界多數國家不同程度的反感的同時，也促使世界上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思索一系列深刻而持久的歷史哲理與政治文化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列舉許多，比如，在一個新的世紀裏，各國之間、各種制度及各種文化之間如何相互借鑒又相互尊重，如何學會相互體諒和相互共處；怎樣在一個充滿差異和迅速變化的時代，既尊重不同的文化特質，又能緩和差異可能帶來的緊張；以及如何在進步、發展與穩定、和諧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與平衡等等。1996年以來亞歐兩大洲之間的認真對話，以及在此基礎上在許多領域展開的合作與諒解，既是對上述問題的實際探討，無形中也是對少數超級大國肆無忌憚的霸氣與蠻橫做法的否定，當然這些對話同時給新型的國際關係提供了有益的導向。它事實上也是對一些國家近些年來倡導的“不同文明間的對話”的重要響應和實踐，為新時期開闢洲際間乃至全球性的理解與合作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顯然，中國作為東道主，承接新世紀第一次亞歐高層對話會議，其意義重大深遠。首先，它是展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讓世界更好地了解我們國家發生的巨大變化的一個好機會。中國人民愛好和平、渴望發展，期待著與亞歐兩大洲的所有國家的各種人士在各個領域有更多的往來，進一步推動我國改革開放事業向前發展。其次，中國作為亞洲地區一個重要大國，對維護本地區的穩定與繁榮負有重大責任，我們希望這次會議有助於亞洲整體的聲音和團結得到更好的體現，也希望歐洲更加重視亞洲的潛力和國際作用。再次，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主張與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對話，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國不想、也不會鼓勵針對第三國的消極行動，但我們希望就目前國際上一些受到廣泛關注和有可能産生深遠後果的事態，與亞歐各國的高層人士進行深入有效的溝通。

    此際我想特別説明的一點是，中國人經常説的“多極化”，既不是為了發展與某個超級大國的對抗，也不是只讓少數大國決定世界事務，而是基於對新時期國際關係一種新的理解，即基於“世界本來是多元多樣的”這種哲學和文化理念之上；換句話説，我們相信，人類世界像自然世界一樣，本質上應是豐富多彩的，世界政治經濟的制度安排與國際關係的法理秩序，應當適合併且促進這種多樣性的實現。中國人把兩大洲之間定期性的高層對話會議，以及今年內將在歐盟總部舉行的中國與歐盟首腦對話會議等活動，視為使世界多極化之各種努力的組成部分，視為使國際關係的結構和氣氛超越冷戰時代及冷戰思維的實際步驟，視為推動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之建立的具體行動。（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王逸舟）

    《人民日報》2001年５月２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