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外相田中真紀子於今天來到中國，並將與我國外交部長舉行會談。這是小泉新內閣成立後的第一位政府高官來華，也是李登輝訪日、教科書事件後中日兩國外交首腦就如何修復中日關係的首次對話。作為曾為發展中日關係作出過重大貢獻的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女兒，能否繼承父業，備受人們關注。

    ■田中來華意在修復中日關係

    小泉內閣成立後，將中日關係定位為“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表明小泉政權的對華政策仍將繼續維持他前任構築的基本框架。小泉上臺不久便致信江主席和朱總理，表示不改變日本在《日中聯合聲明》、《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和《日中聯合宣言》中所表明的立場，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緊接著田中外相打電話給唐外長，進一步闡明日本對中日關係的立場。她説：“日本政府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不參與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更不支援‘台獨’，對李登輝的訪日將根據這些原則，非常慎重地加以對待。”對於歷史問題表示，將“嚴格遵守日方在《日中聯合聲明》和1995年村山首相代表政府的鄭重表態”。首相的書信和外相的電話旨在向中國傳達一個資訊，即欲儘快修復因李登輝訪日和教科書事件而處在困難中的中日關係。因為一個良好的中日關係對小泉新內閣來説是不可或缺的。

    中日關係是日本新世紀外交的關鍵。近一時期日本通過對冷戰後十年的總結，認為日本是失去的十年，而對外交而言其最大失誤莫過於未與中國等亞洲國家建立起成熟關係，致使日本外交根基薄弱、底氣不足。因此，將如何發展新世紀的中日關係，列為日本外交的重要課題。

    發展中日關係是新時期日本的國家利益之所需。日本認為，新時期的“國家利益”應該是“多元的”、“開放性的”。 日本的對外關係必須相應是多邊、多重的。未來日本外交應在追求本國利益的同時增加友好國，改善國際環境，通過長期、間接的手段迂迴滿足自我需求。“決定日本未來命運的關鍵是中國”，“中日關係是決定東亞未來發展的主要因素”，中日合作符合雙方利益。

    小泉內閣穩定政權需要良好的中日關係。小泉內閣目前的國民支援率達80%以上，創歷史新高。然而內部並非太平，潛伏著各種矛盾，如果中日不和，日本對美以及周邊外交將變得困難和難有作為。屆時一旦內部矛盾爆發必追其責。

    新政權推行政治大國戰略的需要。日本外務省前政務次官粟山尚一曾指出：“21世紀日本外交所追求的目標不是將自己限定在亞洲，而是應著眼于海陸一體廣泛的亞太地區。”一方面以“絲綢之路外交”發展和加強與中亞國家、南韓和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從陸地和海洋上形成對中國的牽制和影響，然後再將南太平洋上的澳、新及北方的加拿大納入日本的外交戰略，便可形成對美抗衡。

    ■發展中日關係的難度加大

    冷戰結束十年中，日本八易政權，但每屆內閣的對華政策基本保持了一致，都強調中日關係與日美關係同等重要，而結果雖説大局未變，但是摩擦頻仍，矛盾不斷，發展兩國關係的難度明顯增大。

    中日政治關係進入曲折多變，處於“流動”狀態。一是日本正處在歷史的轉折時期，向何處去的問題尚未解決。當前日本各種政治力量仍在分化改組中，政治動蕩，政權不穩，經濟下滑，外交思維混亂，短期內難以出臺比較成熟的對華政策；二是中日兩國均處在巨大變革時期，雙方都在摸索如何在自身變革過程中擺正彼此的位置；三是日本對亞太及國際形勢的判斷仍未擺脫冷戰思維，仍將日美關係作為其對外政策的“主心骨”。

    中日關係的發展受美國因素的影響增大。美國大肆宣傳中國威脅論，並推出相應政策。而日本由於傳統親美的自民黨重返政權，出於防止中國坐大的目的，便接受了美國的這些政策。至今中國威脅論仍在日本氾濫，並且日本政府官員公然明確稱日美安全條約的適用範圍包括台灣。這便表明日本確有一些人想借用美的力量和影響，狐假虎威牽制中國的企圖。

    日本對華政策的兩面性更加鮮明。日本清楚，中日關係是新時期日本對外戰略中的重要因素並稱之為日亞洲外交的一大支柱。但面對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日本的對華政策産生了矛盾心理。既想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保持中國的穩定，又擔心中國強大；既想將中國拉入國際社會以多邊合作制約中國，又擔心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得以擴大；既希望兩岸加強對話與合作，又怕中國實現統一。因而對華政策進行了調整，強調雙邊關係為“亞太中”和“世界中”的中日關係，防止中國動蕩或對外採取強硬政策而將中國拉入國際協調軌道；中日合作內容從側重經濟轉向經濟、政治、安全並重，以改變政治上的被動局面；變中日特殊關係為“普通關係”，以形成對華説“不”的態勢。經濟上變對華援助重點從基礎建設轉向環保合作，並對經濟援助附加政治條件，防止中國經濟發展過快。從而使中日關係形成對話與摩擦並存，合作與競爭同在，友好中帶有防範，合作中有牽制的現狀。

    中日間存在的問題呈長期化趨勢。中日關係中主要存在四大問題，一是歷史問題，二是台灣問題，三是領土問題，四是防衛問題。這些問題都難在短期解決，並有長期化、複雜化的趨勢。

    在歷史問題上，日本尚未形成足以承認侵略罪行的政治氣氛和道德價值觀，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歷史問題仍是中日關係發展的障礙因素。

    在台灣問題上，目前在自民黨內有一股較大的親臺勢力，他們希望維持台灣的現狀，不願中國實現統一。冷戰結束後，他們越來越重視“台灣牌”。經濟上將臺視為日本今後主導亞太經濟的重要夥伴；安全上，認為台灣的地理位置對日意義重大。近幾年日本與台灣地區的實質性關係有明顯突破。

    在領土問題上，1996年日在釣魚島上立碑建塔實際是對中國的挑釁。雖在我強烈反對下，日政府未敢正式建塔，但問題並未解決。

    在防衛問題上，日本實際已將中國作為其防範對象。日美修訂防衛合作指針並且實際上已將台灣納入其合作範圍，強調“周邊事態”不是地理概念，但從未明確不包括台灣。這便成為中日關係中的一大隱患。

    ■小泉政權的對華政策走向

    小泉內閣是在“改造自民黨”、“改革日本政治體制”的口號中成立的。小泉首相及田中外相在外交上能否有所建樹，目前一是看其對修復中日關係有無決斷能力；二是看其在布希政權對日新政策中智商的高低。在修復中日關係方面，外相已經來華，首相表示出年內訪華的意願，同時又發表了不少不利於中日關係發展的言論，在教科書等問題上接受批評而拒絕重新修訂，這都表明新政權下的中日關係難指望風平浪靜，將是既有對話與合作也有鬥爭與摩擦。

    強調中日合作，謀求地區主導。日本已將多邊合作視為對外戰略目標。此舉一可淡化雙邊同盟，增大其在東北亞安全中的作用和地位，力避朝鮮半島形勢回到過去——美日韓對中俄朝的格局；二可利用多邊機制規範和制約中國；三可挑戰單極結構，謀求世界一極；四可通過日中韓三國共同開闢區域經濟合作新領域，謀求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主導地位。

    從日本的國家利益出發，謀求建立能夠互相説“不”的關係。日本認為，發展中日關係必須在“世界中”和“亞太中”的廣泛合作中為之注入活力，變“特殊”為“普通”，以“務實”代替“友好”口號。

    歷史、台灣、修改憲法等重大問題仍是阻礙中日關係發展的主要因素。歷史問題無疑是對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亞洲國家的挑釁，必將受到中國的堅決反對。在台灣問題上新內閣與其瓜葛比上幾屆內閣都少，並作出了一些積極表態，本是發展中日關係的優勢，但如果為拉選票迎合親臺勢力，在處理對臺關係時優柔寡斷，必將損害中日關係。在修憲問題上小泉鷹派十足，修改憲法關係日本走向問題，屆時必將引起亞洲各國的警惕。當然，也應看到日本國內一種新動向在發展，即一些有戰略思想的政治家越來越感到歷史包袱的沉重。他們明確指出，回避侵略歷史不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一智囊機構對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曖昧態度批評説，“不立足於過去和現實而描繪未來是不誠實的，結果是欺己騙人”。 在台灣問題上，日本一些政治家指出，打“台灣牌”不但嚴重干擾了中日關係發展，日本也未能從中獲得利益。如果新政權能從這些新動向中得到啟示，中日關係或許會發展順利一些。

    《北京青年報》 2001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