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下午,中關村管委會六樓小會議室變成了中國信用問題“微型論壇”。數位國內知名信用問題專家逐一為中關村信用問題“把脈”,並共同“會診”中國目前的信用問題。
作為國家科技創新示範區和市場經濟試點,中關村信用問題頗引人注目。北京市政府去年底出臺的《中關村科技園區條例》將信用問題列入重要位置:“中關村科技園區建立信用服務體系,為企業和其他市場主體從事經濟活動提供信用服務。”
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與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把剛剛完成的《關於建立中關村科技園區企業信用服務體系的研究報告》遞到了與會專家手中,希望專家們對信用問題發表高見。
全國政協委員、著名金融專家趙海寬説:“信用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僅在中關村建立信用體系遠遠不夠。因為中關村不是世外桃源,其信用環境的建立必須依賴整個社會風氣的好轉。”
其實,中國古人是十分講信用的,“一言九鼎”、“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等,均指人的信用。趙海寬説:“如今信用環境已糟糕到了是非顛倒的地步:誰欠了賬竟是‘生財有道’,誰恪守信用則是‘傻蛋’。這樣的社會環境何談信用?又怎麼能發展經濟?”
趙海寬為信用環境開了“藥方”:“除了大力宣傳外,必須要加強法制建設,造成嚴重惡果的不妨殺幾個!”
“國家信用管理體系課題”研究專家林鈞躍説:“中關村的目標是‘中國矽谷’,目前,中關村與矽谷最大的差距之一便是信用問題。”他認為,市場發展的三個階段是:物物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而中國目前只能説徘徊在信用經濟的門檻之外,就連市場機制較好的中關村也不過剛剛開始探討信用經濟。
目前,中關村存在信用意識淡薄、企業信用服務載體不發達、企業失信懲罰機制不健全等問題,由此帶來了企業間正常的信用關係遭到破壞,企業無法通過正常的銀行信用或商業信用擴大交易,嚴重制約了園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林鈞躍覺得一個現象很奇怪:中國有那麼多經濟學家,為什麼沒有一個專門研究信用經濟的?他認為,局部信用體系的建立固然可以起到示範作用,但研究整個信用經濟的特徵則尤為重要。
中國的信用環境較發達國家相差太遠。在信用最發達的美國,一個人不講信用寸步難行,一個企業不講信用則沒有立錐之地。因此,美國企業都主動找到信用服務機構進行信用認定,以拿到市場通行證。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呂薇認為,這是信用觀念和信用文化的差別。在中關村等信用建設動作較快的區域,中國企業都是被動接受信用調查。這是因為,信用發達國家的企業必須依靠信用關係才能維繫經濟的順利運轉,而中國企業經營者則要“搞定政府”才能獲得資源,當然企業就不把信用問題放在首位,也就不重視信用。
呂薇認為,信用建設中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法律,二是信用體系建設。她説:“要建設整個社會的信用環境,僅靠信用體系披露一些信用資訊是遠遠不夠的,最根本的還是法制建設,比如惡意違約等問題,必須依靠法律解決。”
專家們認為,信用建設非一朝一夕的事,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中關村管委會確立了建立園區企業信用服務體系分兩步走的目標:第一步,在目前信用法律環境下,初步建立園區的信用服務體系;第二步,隨著整個社會信用制度的建立和信用法律環境的改善,進一步完善園區的信用服務體系。
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任冉齊説:“儘管中關村有自己的特點,但信用體系建設一定要與國際接軌。不能各部門、各行業關起門來搞自己的信用體系,到最後誰也不承認誰。”他認為,雖然信用建設是全社會的事,但絕不能一哄而上。
據有關資訊,目前國內許多部門、系統都在著手建立自己的信用體系。中關村科技擔保公司副總經理秦愷對此有不同見解,他認為,整個社會的信用環境建設取決於法律、政策、意識、道德、仲介機構、評估機構等綜合因素,絕非某個單位、某個部門自己能獨立完成的。
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任冉齊説:“如果像‘大煉鋼鐵’那樣,信用建設便失去了意義。”
中國青年報2001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