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下午，中關村管委會六樓小會議室變成了中國信用問題“微型論壇”。數位國內知名信用問題專家逐一為中關村信用問題“把脈”，並共同“會診”中國目前的信用問題。

    　 作為國家科技創新示範區和市場經濟試點，中關村信用問題頗引人注目。北京市政府去年底出臺的《中關村科技園區條例》將信用問題列入重要位置：“中關村科技園區建立信用服務體系，為企業和其他市場主體從事經濟活動提供信用服務。”

    　 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與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把剛剛完成的《關於建立中關村科技園區企業信用服務體系的研究報告》遞到了與會專家手中，希望專家們對信用問題發表高見。

    　 全國政協委員、著名金融專家趙海寬説：“信用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僅在中關村建立信用體系遠遠不夠。因為中關村不是世外桃源，其信用環境的建立必須依賴整個社會風氣的好轉。”

    　 其實，中國古人是十分講信用的，“一言九鼎”、“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等，均指人的信用。趙海寬説：“如今信用環境已糟糕到了是非顛倒的地步：誰欠了賬竟是‘生財有道’，誰恪守信用則是‘傻蛋’。這樣的社會環境何談信用？又怎麼能發展經濟？”

    　 趙海寬為信用環境開了“藥方”：“除了大力宣傳外，必須要加強法制建設，造成嚴重惡果的不妨殺幾個！”

    　 “國家信用管理體系課題”研究專家林鈞躍説：“中關村的目標是‘中國矽谷’，目前，中關村與矽谷最大的差距之一便是信用問題。”他認為，市場發展的三個階段是：物物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而中國目前只能説徘徊在信用經濟的門檻之外，就連市場機制較好的中關村也不過剛剛開始探討信用經濟。

    　 目前，中關村存在信用意識淡薄、企業信用服務載體不發達、企業失信懲罰機制不健全等問題，由此帶來了企業間正常的信用關係遭到破壞，企業無法通過正常的銀行信用或商業信用擴大交易，嚴重制約了園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林鈞躍覺得一個現象很奇怪：中國有那麼多經濟學家，為什麼沒有一個專門研究信用經濟的？他認為，局部信用體系的建立固然可以起到示範作用，但研究整個信用經濟的特徵則尤為重要。

    　 中國的信用環境較發達國家相差太遠。在信用最發達的美國，一個人不講信用寸步難行，一個企業不講信用則沒有立錐之地。因此，美國企業都主動找到信用服務機構進行信用認定，以拿到市場通行證。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呂薇認為，這是信用觀念和信用文化的差別。在中關村等信用建設動作較快的區域，中國企業都是被動接受信用調查。這是因為，信用發達國家的企業必須依靠信用關係才能維繫經濟的順利運轉，而中國企業經營者則要“搞定政府”才能獲得資源，當然企業就不把信用問題放在首位，也就不重視信用。

    　 呂薇認為，信用建設中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法律，二是信用體系建設。她説：“要建設整個社會的信用環境，僅靠信用體系披露一些信用資訊是遠遠不夠的，最根本的還是法制建設，比如惡意違約等問題，必須依靠法律解決。”

    　 專家們認為，信用建設非一朝一夕的事，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中關村管委會確立了建立園區企業信用服務體系分兩步走的目標：第一步，在目前信用法律環境下，初步建立園區的信用服務體系；第二步，隨著整個社會信用制度的建立和信用法律環境的改善，進一步完善園區的信用服務體系。

    　 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任冉齊説：“儘管中關村有自己的特點，但信用體系建設一定要與國際接軌。不能各部門、各行業關起門來搞自己的信用體系，到最後誰也不承認誰。”他認為，雖然信用建設是全社會的事，但絕不能一哄而上。

    　 據有關資訊，目前國內許多部門、系統都在著手建立自己的信用體系。中關村科技擔保公司副總經理秦愷對此有不同見解，他認為，整個社會的信用環境建設取決於法律、政策、意識、道德、仲介機構、評估機構等綜合因素，絕非某個單位、某個部門自己能獨立完成的。

    　 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任冉齊説：“如果像‘大煉鋼鐵’那樣，信用建設便失去了意義。”

     中國青年報2001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