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維耶施瓦茨是法國馬恩拉瓦萊大學的教授，多年來一直對工人狀況和勞工界進行跟蹤研究。最近他接受了法國《人道報》採訪時，分析了法國工人階級的現狀。

    奧利維耶施瓦茨指出，15年或20年來，人們看到工人階級喪失了原有的機構。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其中之一就是包括煤礦、鋼鐵和冶金在內的部分重工業企業近10年來破産清理，而擁有真正的集體打擊力量並具有真正的工人同一性的大批工人主要集中在這些重工業領域。

    人們往往也由此而推斷出，工人可能不復存在了。然而，法國還擁有很多的工人人口。據2000年最新的就業調查顯示，工人人數大約為630萬，佔勞動力人口的27％。確實，這個比例30年來在不斷地下降，可是超過600萬人，這依然算是很多的。

    在60年代有一種看法，認為，在一個像法國這樣高度發達的國家裏，能夠完成越來越複雜的工作，並且技術越來越熟練的工人將會與技術人員靠近。相反，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作為普通的職工，確實有很高的技術，但要服從資本主義生産的需求，因此會與工人靠近。在人數眾多的技術化工人階級內部，“藍領”和“白領”之間的界限逐步消逝。這就是“新工人階級”的理論。

    施瓦茨説，這種理論在當時確實表明瞭一些實際的變化，值得人們認真考慮勞工界所發生的變化。但是，它也抱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誠然，自60年代以來，工人的工作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很多情況下已變得更具技術性或服務性。

    而工人狀況的各種最主要特點並沒有因此而消失殆盡，如繁重的工作、不安全的職業、緩慢增長的微薄工資，所有這些依然是當今的現實情況。

    這些特點不僅依然存在或更突出，而且它們在今天還出現在第三産業的許多職業中，特別是貿易和服務業。25年來，隨著工業工人人數的減少，第三産業的就業機會大量增多。

    從社會關係方面來看，如今有關工人的定位是否與生活方式的關係更緊密，而不是與生産方式的關係更緊密呢？

    施瓦茨認為，工人的狀況始終沒有得到改變。不過，這是否就意味著人們今天還要像過去一樣才能“感覺自己”是工人呢？有關這方面的各種研究表明，老一代工人和新一代工人之間如今存在著諸多的不同之處。老一代工人具備十分顯著的工人的同一性，而新一代則明顯減少。許多年輕人拒絕認同工人狀況，儘管他們身為工人。這種拒絕的部分原因在於，我們生活在一個休息和休閒佔去很多時間的社會裏。年輕人更認同的是音樂、體育運動、娛樂、文化模式，而不是工作。許多青年工人現在更多地認為自己是年輕人，而不是工人。

    施瓦茨分析了“自為階級”衰落的原因。其中包括深刻的經濟變化和客觀存在的文化變化，也有來自世界和政治形勢方面的深刻變化。

    在社會各個階層，包括在工人家庭，年輕一代今天大都接受過中學教育，受教育時間延長。這一重要現象的出現打亂了各種社會化形態，也讓人對出自工人階層的年輕人難以辨認。如今身為工人的年輕人，他在學校裏的興趣和生活方式與大多數年輕人沒有什麼兩樣。因此，他會更多地認同他這一代人的生活模式，而不是他原有階層的模式。其次，應該承認，學校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各種願望。一個青年工人，他首先曾經是一名中學生，曾想像過不當工人的另外一種前途，他或許不喜歡工人的狀態。他之所以不願意當工人，是因為為當工人做準備的專業課程、尤其是各職業教育學校已不像過去那樣吃香。今天，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説，當工人往往被認為是一場失敗。而對於上一代的工人來説，當工人讓人想到的是一種自豪的概念。可是，在我們當今這個時代，在人人都接受長期教育、進而大大提高了年輕人的求職願望的背景下，存在著諸多的機會促使工廠裏的年輕工人不積極地適應這一職業和這一狀況，不認同當工人的工作。他現在是工人，但他不一定永遠當工人。

    另外，在此事中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這就是近20年來政治形勢的變化。自60年代末以來，出現了一系列眾所週知的變化，諸如：失業率大幅度上升、不穩定就業機會增多、脫離社會化的現象日益嚴重等，這些都深刻地改變了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代表社會民意的方式。從80年代初開始，來自百姓方面的就業不穩定和敏感、痛苦的脫離社會化現象顯然成為社會急需解決的緊迫問題，並且無疑改變了輿論、政治家，特別是左派政治家對社會問題的看法。這是一場可理解的運動，但我們今天無法衡量出它在某些方面已造成怎樣的消極影響。

    很顯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一個長期失業者或一個被迫“打零工”的年輕人的處境要比一個工人悲慘得多。

    輿論逐漸認為，從根本上來説，各種刻不容緩的社會問題並非真正來自勞工界、來自工人方面，而是來自那些無法再進入勞工界的人們。因此，有關城市政策的要求越來越多。左派某些人士在80年代認為，這些與城市政策有關的問題幾乎比勞工界任何敏感問題都重要，這並非偶然。

    至少，直到90年代中期，最能動員左派輿論的主題是被排斥者、“郊區”青年、種族主義等問題。這完全是可理解的。問題顯然不在於左派十分重視所有這些問題，而是因為絕對應該重視這些問題，各左派政黨也完全有理由這樣做。問題在於這種重心的轉移讓人有了這樣的看法，即工人問題已確實不再是主要問題。可能因為就業不穩定和失業的加劇讓人感到，那些有工作的人的地位得到提高。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工人就像被統治、被壓迫集團的原型；毫無疑問，當時的社會問題就是工人問題。從出現社會排斥、失業和就業不穩定的情況開始，工人的處境好像算是運氣不錯的。眼前發生的這一切就好像左派在重新確定一種新型的社會問題，從而對勞工界和工人狀況的問題不感興趣。

    正是因為如此，工人才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左派在80年代逐漸停止了真正地與工人對話，而它明顯地對其他的“事業”越來越感興趣，如郊區、年輕人、種族主義。這些事業當然也是正義的。可是工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感到自己被拋棄了。

    這種情況即使左派上臺和工人對它的期望很高也仍然存在。掌權的左派顯得不那麼咄咄逼人，它改變了自己的講話，顯得更現實，更少地考慮勞工界的憂慮和願望。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情形，左派讓人感覺它要更多地關照城市青年和移民，而不是工人。或許這就是其中的一個、但並非唯一的促使國民陣線發展壯大的原因。

    “社會下層”這種表達法與“工人”一詞一樣，顯然不是很確切。工人和非工人、社會下層與非社會下層之間的界限從來就不是十分明確，而且在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不明確。要謹慎地使用這樣的表達法。它確定了一個具有某種社會狀況和條件的整體，其特點就是在勞工界的地位不太高、社會身份卑微、具有一定的經濟脆弱性，儘管還算不上是很不穩定。總之，儘管教育普及，而在“社會下層”中，人們會想到遠離“教育資本”、遠離學識。因此，這種表達法的作用在於，它強調，發展第三産業、提高教育水準並不會讓這一階層的人消亡。然而，應該認識到，工人和非工人、社會下層和全社會之間的社會界限儘管沒有消失，但在今天也是十分模糊。社會劃分依然明顯地存在，但已不像從前那樣清晰可辨。這對於社會學家和工會領導人來説都同樣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遠離整個社會、生活在工人住宅區、頗具自豪感的工人已不復存在。今天的社會下層、特別是其中的年輕人在文化方面緊密結合，分享著全社會的時尚、文化，因此，各種界限和劃分很不固定。

    《中國經濟時報》 2001年06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