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日本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主導編寫的初中歷史教科書３日被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放行”。這一被日本政府打上“合格”標記的歷史教科書，其要害是篡改歷史、美化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它的出籠再次引起了日本國內輿論、戰爭受害國以及廣大國際社會的強烈擔憂。

    從教科書事件人們又一次清楚地看到：在當今日本，仍有一小撮極右勢力正千方百計地試圖為早有定論的日本侵略歷史翻案。而利用教科書歪曲史實，向日本年輕一代灌輸錯誤的、甚至反動的歷史觀則是他們的慣用伎倆。

    早在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６年，日本曾先後兩次發生篡改歷史、美化侵略戰爭的教科書事件。那些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教科書或是把侵略改為“進入”，或是把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爭”表述為“從歐美列強統治下解放亞洲國家的戰爭”，甚至淡化和篡改諸如“南京大屠殺”等鐵一般的史實。而負責審定工作的文部省在其中充當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

    今年，這樣的教科書在文部科學省的庇護下又出籠了。人們不禁要問，文部科學省意欲何為？

    １９９７年，日本一些右翼學者以現行初中歷史教科書帶有“民族自虐”性質為藉口，組成了這個“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並著手炮製以他們反動歷史觀為基準的教科書。去年４月，這本教科書書稿被提交文部科學省審定。在媒體將教科書的內容曝光後，文部科學省迫於日本國內外輿論的壓力，要求“編撰會”對書稿中１３７處明顯篡改歷史、美化侵略戰爭的記述進行修改。之後，“編撰會” 不得不對這些記述進行一些修改，但這並沒有改變書稿中歪曲史實、美化侵略戰爭的實質。

    例如，“編撰會”在提交文部科學省審定的書稿中故意不提南京大屠殺事件，而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部分這樣寫道：“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認定，日軍在１９３７年南京攻克戰中，殺害了２０多萬名中國民眾。但是，根據當時的資料，南京的人口那時只有２０萬，在日軍攻克南京一個月之後，人口增加到２５萬。除此之外，這個事件的疑點很多，其爭論持續至今，因為在戰爭中即使殺了一些人也不算是大屠殺。”而按文部科學省要求修改後的文稿是：“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認定，日軍在１９３７年日中戰爭中，在佔領南京時，殺害了很多中國民眾（南京事件）。但是，關於這個事件，資料上有很多疑點，事實究竟如何，對此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見解，有關爭論至今仍在繼續。”

    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文部科學省將有諸多類似表述的教科書“放行”，是對一小撮極右勢力利用教科書篡改歷史、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開脫的初衷的一種默許。應當指出，日本政府在這一教科書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日本現行的教科書審定制度中，作為日本政府的主管部門，文部科學省在進行最後審定時，完全有權力依照史實要求對有問題的教科書進行徹底修改。但令人遺憾的是，文部科學省在審定“編撰會”的教科書過程中，無視日本國內的正義呼聲和亞洲國家的正當要求，採取含糊甚至放任的態度，讓這樣一本歪曲史實、美化侵略戰爭的教科書流向社會。這不僅將助長日本一小撮極右勢力的囂張氣焰，而且也將誤導日本年輕一代對歷史的認識。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鐵蹄蹂躪的亞洲國家人民對此不能不給予嚴重關注。

    應該説，由日本官方審定的歷史教科書，應該體現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基本態度。歷史教科書問題事關日本政府能否正確認識和對待過去的侵略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説，歷史教科書問題不僅僅是日本的內政問題。曾因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而遭受深重災難和痛苦的亞洲國家有權力要求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有一個鮮明的正確的態度。

    值得指出的是，在今天的日本，許許多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與一小撮極右勢力進行著針鋒相對的鬥爭；無數個堅持正義的日本歷史研究學者和教員發出了“不能用歪曲史實的教科書進行歷史教育”的呼聲；一些曾參加過侵略戰爭的日本反戰軍人在向文部科學省遞交的聲明中要求絕對不能把“編撰會”的教科書拿到課堂上去；日本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指出，“編撰會”企圖通過教科書向青年人隱瞞真實歷史，只能坑害日本的子孫後代。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１９９５年在戰後５０週年之際曾發表談話説：戰爭不僅給日本國民造成了損失，而且，日本的“侵略行為和殖民統治給亞洲鄰近等各國的許多人造成了難以忍受的痛苦和悲傷”。不久前，日本首相森喜朗表示要根據“村山談話”精神審定教科書。日本政府應該言行一致，妥善處理教科書問題。

    新華社 2001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