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華安院士：要把農業“晶片”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節目錄製前見到謝華安院士，他皮膚黝黑，手掌因長期做農活，佈滿了傷痕和老繭。“院士的手，怎麼比我們還黑？比耕田的農民還粗呢？”我倆説出了疑惑。

“不喊院士，我就是個種田的‘農民’。”謝華安笑瞇瞇地説，這是因為稻葉的邊緣有齒，就像刀子一樣，給水稻雜交授粉時，雙手裸露會經常被劃開一道道口子，時間長了，由於反覆的受傷結痂，才造成這麼一雙手。

我們接著追問：“謝院士，水稻育種又苦又累，為什麼這麼多年還一直在堅持？”

他再次笑瞇瞇地回答，“那是不知道，什麼是餓的滋味呢？”

謝華安回憶，從童年到少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餓，吃不飽飯，在餓到極端的時候，口水就拼命地流，肚子嘰嘰地叫。“有一次我在田裏連續勞動了好幾個小時，想坐下歇歇喝口水，在我面前有個田埂，大概一兩步就能跨過去，但我滿臉冒冷汗，一點力氣都沒有，只能拿鋤頭當柺棍站在田中間喘口氣，這就是餓的滋味。”

“正因為我挨過餓，才知曉大家有一碗飯吃是多麼重要。不管多苦多累，我畢生的奮鬥目標就是讓大家都有一碗飯吃。不僅要吃飽飯，更要吃好飯，吃出健康。”謝華安説。

藍天和稻田見證了他解決“挨餓”問題的執著。每年11月到次年5月，海南的田間地頭會出現一群追逐陽光的“候鳥”，他們是從事南繁育種工作的科技人員。所謂南繁育種，是指將水稻、玉米、棉花等作物的育種材料，在秋季收穫後，到冬季拿到我國南方亞熱帶或熱帶地區進行繁殖和選育，以大大縮短育種週期。

從上世紀70年代初到海南開始水稻育種事業，謝華安這一堅守，就是47年。提及那段崢嶸歲月，謝華安感觸最深的是艱苦。

初到海南，他和夥伴們借住在偏僻農村僅有十幾平方米的倉庫裏，裏面堆滿了生産資料、化肥和農藥。儘管海南天氣悶熱，但是他們打通鋪在倉庫一睡就是半年。

在那裏，謝華安院士也有感動。他告訴我倆，上世紀70年代物資極度匱乏，當地政府還保證南繁育種人員每個月能吃到半斤豬肉。“今天來看，半斤豬肉太過平常，可是在那個年代，是彌足珍貴的。我們很感激國家的支援。”

謝華安院士也有自己的“驕傲”。早年在海南進行制種期間，謝華安發現了第一代雜交水稻的一個致命缺陷，就是不抗稻瘟病。稻瘟病是稻作生産中的主要病害之一，可引起大幅度減産，嚴重時甚至顆粒無收。因為稻瘟病的爆發，雜交水稻曾面臨著是否要繼續發展的問題。

“不抗稻瘟病的雜交水稻，今後是沒有前途的。”謝華安心裏著急，也下定決心解決這個問題。經過反覆試驗，明確了選育抗稻瘟病的優良品種的目標。他發現福建三明市山多病害重，創造性地利用其作為“旱病圃”，嘗試將海南收回的種子種在三明市五個縣的稻瘟病重發區，通過自然誘發篩選出抗稻瘟病能力強的品種。

經過篩選和試驗，20世紀80年代中國雜交水稻組合配製中應用範圍最廣、持續應用時間最長、效益最顯著的恢復係——“明恢63”成功問世。

“明恢63”組配有四十多個品種，其中一個品種叫“汕優63”。官方數據顯示，該品種自1986年至2001年連續16年種植面積居全國首位。“直到今天還沒有聽到説‘汕優63’這個雜交稻品種在種植區出現過大面積稻瘟病成災的情況。”謝華安自豪地説。

當前種業“卡脖子”問題又成為他關注的對象。節目錄製中，謝華安多次提到種子是農業的“晶片”。“中國人要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且飯碗裏要裝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糧食。”謝華安説，我國大力發展糧食生産，用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佔世界22%的人口，創造了世界奇跡，但同時中國的種業發展還面臨技術原創不足、種質資源保護和利用不夠等問題。

“優良的種子對促進農業發展起的作用是很大的。”謝華安強調，一粒種子，關係著中國人的飯碗安全。如果我國種業不能及時補上研發短板，那麼“菜籃子”“米袋子”就可能受制於人。我們一定要做好種質資源保護與發掘利用；做好育種技術儲備，培育出具有中國人自主智慧財産權的優異種子和優良品種，打好種業“翻身仗”。

對此謝華安也表達了自己的態度。“育種工作任重道遠，要走的路還很長。期待與廣大農業工作者一起以‘不負時代召喚，不負人民期待’鞭策自己，不斷貢獻力量。所有的成績都是屬於過去，風吹雨打太陽曬固然辛苦，但是我仍會堅持農業研究，事業就是要這樣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