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抗疫的“硬核黨員”
視頻《深圳抗疫的三個“特殊黨員”》
“新冠”抗疫剛剛開始時，上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的“硬核黨員”論迅速爆紅。
何謂硬核黨員？最苦最累的地方你去，最艱難的時刻你去，你就是硬核黨員。
在深圳的全民抗疫中，我們的黨員先鋒無愧於“硬核”二字，打最多的電話、熬最長的夜、流最多的汗、做最複雜的流調、救最凶險的病人……這一切都被3位“特殊黨員”看在眼裏，他們是大家最親密的“戰友”。
我是一台電話，話筒被打爆，按鍵被摁壞
“我是一台普通的電話，抗疫以來，我每天的通話時長從平時的10分鐘變成了476分鐘，累到按鍵都有點不聽使喚了。”
而她，我的搭檔范蘇雲，最長的時候有40多個小時沒有合過眼。
2020年1月8日，時值國內剛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社康醫生李天昊在接診一位60多歲的阿姨時，知道她有多個家人剛從武漢回來且出現了感冒症狀，憑著敏銳的職業“嗅覺”，第一時間上報了這位阿姨及其家人的可疑情況。
自此，深圳抗疫的第一聲警報，拉響了。
而疾控中心的“偵探之路”也就此開啟。
為了讓病毒無處遁形，他們光調查一個病例，就需要打上百個電話。一部電話每天的通話時間，從平時的10分鐘，變成了476分鐘，連按鍵都被按到失靈了。
而疫情期間的消殺工作，也絕對是個體力活。穿著嚴密的防護服，背著一兩百斤的消殺容量噴霧器，最忙時有30多個小時沒合過眼，就連年輕力壯的小夥子都“吃不消”，差點被累暈倒。
除了流調、消殺，這些“偵探員”還承擔著全市的核酸檢測確認工作，“病毒離你30公分，很多人説你不要命了，但我覺得這不是我個人要不要命的問題，是關乎到深圳全體老百姓性命的問題。”
在這場與時間和死神的賽跑裏，他們，只能贏，不能輸！
他們是當代福爾摩斯，也是一名共産黨員。
熬最長的夜，幹最苦最累的活，他們不怕和病毒“硬碰硬”。
我是一台呼吸機，病人不恢復呼吸，我們一刻不停機
“我是一台呼吸機，記不清上一次停機是什麼時候了，我只知道我得不停地為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呼吸，給予他們生的希望。”
和我們一起日夜戰鬥的，是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的醫護人員。
感染科主任袁靜，就是其中的一員。
2月14日，袁醫生前腳剛到日本，2月16日，就提前結束了休假。因為要回到深圳與“戰友們”一同抗疫，答應了女兒兩年的這次出遊，只能再次作罷。
抗疫一線到底有多辛苦？我們無從得知。
只知道，説起這個遲到了2年卻又再次落空的承諾，袁醫生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但提到那些帶孕抗疫的準媽媽“戰友”，她卻忍不住濕了眼眶。
隨著確診人數不斷上升，在政府的統一調度下，又有許多呼吸機、ECMO等小夥伴來到了這裡。
一起趕來的，還有132名從全市各醫院緊急增援的醫務人員。
與此同時，深圳市的5支援鄂醫療隊也先後抵達湖北，奔赴最前線參與抗疫。
當被問到為何報名援鄂？他們的答案不盡相同，但卻同樣令人心生溫暖——
“雖然知道很危險，但作為一個黨員，要站起來接受任務，真正做到一個醫生的初心和使命……”
“當時就是一腔熱血……”
“一看到國旗和黨旗，就知道我應該怎麼做……”
他們是醫護人員，也是一名共産黨員。
加最多的班，照顧最危重的病人，到最危險的地方去，“疫”不容辭。
我是一支測溫槍，大街小巷都走遍
“我是一支測溫槍，救治病人的主戰場在隔離病房，而我的戰場在大街小巷，我和社康的人醫護人員每天要走遍各個社區，日均3萬步很平常。”
疫情期間，社康醫生與警察、社區工作站人員組成“三位一體”小組，每天都扛著測溫槍，去社區裏一家家地排查。一天下來，常常累得雙腳不聽使喚。
全市662個社區、4882個花園小區、1880個城中村，他們就這樣一步步地，一個個去“踩點”。
工作高負荷到什麼程度？累到想哭，但根本連哭都顧不上……
有些人，還兼起了健康驛站的“站長”、隔離酒店的“店長”、學校裏的健康“副校長”……
他們是社康醫護人員，也是一名共産黨員。
走最長的路，到最需要他們的每一個市民身邊去，送去安全、健康和溫暖。
什麼是“硬核黨員”？硬著頭皮上！有危險，他們先衝！有困難，他們先頂！有重擔，他們先扛！
他們難道不怕嗎？當然怕！但他們上了！他們的每一個名字，都是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