箐口之“變”

本文作者單位：貴州省大方縣委組織部 郭勇

序言

這是一個發生在烏蒙山深處的故事。

幾年前，箐口村還是一個省級深度貧困村，喂豬為過年，喂牛為犁田，喂雞為有鹽巴錢，就連隔壁村群眾教育孩子時也這樣説，“再不聽話，就把你送到箐口去。”

近年來，箐口以大黨建為統領，以“塘約經驗”為發展標桿，積極發揮基層黨組織示範帶頭作用，充分激發群眾內生動力，用不到半年時間，成功扭轉了“後進生”的地位。

昔日“臟亂差”的現象不見了，村民從原來的“坐等救助”變為“主動突圍”。曾經荒蕪的山頭，如今已瓜果飄香。今年“七·一”期間，箐口村黨支部還被中共大方縣委授予“全縣先進黨組織”稱號。

短短一年時間，箐口像被施了魔法一樣煥然一新，活力、清新、和諧變成了它的代名詞。8月8日，《人民日報》、新華社、《貴州日報》等數十家主流媒體走進大方，集聚箐口。

箐口，到底發生了什麼？

第一章：組織之“變”

“老大難，老大難，配強老大就不難。”行走箐口，幹部群眾口中經常冒出這樣的話。

由此可見，一個村委會主任對村“兩委”班子乃至全村發展影響之深。今年32歲的張華，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在張華看來，箐口村的“變”是“幹”出來的。

“以前讀書時，去村委會打證明、蓋章之類的，總是遇不到人，就算運氣好遇見人，他們總説公章被放家裏了，晚上來家裏蓋。”張華説。

為什麼會這樣呢？有人認為，別看村幹部這個官位不大，對全村老百姓的發展卻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有人説，現在村“兩委”面臨著“尖的不願意幹、憨的幹不了，到尖不憨才去幹”的困境，從來就沒有一個真正願意幹、能幹好的人來為群眾服務。

從群眾的反映來看，箐口幾代人的“病灶”，沒有一樣不是指向基層組織軟弱渙散的。2016年冬天，貓場鎮黨委政府以村“兩委”換屆為契機，派出工作隊進村入戶，摸情況、做工作，全方位對箐口的“病”進行把脈問診，順利實現箐口村“兩委”班子“大換血”。

貴州“西團動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箐口村第一位大學畢業生張淩，在當地黨委政府的邀請及箐口群眾的推薦下，回鄉報名參加村委會主任競選。2017年3月2日，張淩高票當選村主任。

從此，這個大方縣“位置最偏遠、環境最惡、貧困程度最深”的“三最”之村，拉開了絕地突圍的帷幕，迎來了渴望已久的浴火重生。

村委會主任這個官，張淩從一開始就當得“不太平”。“兩委”班子戰鬥力不強、群眾思想守舊、産業發展怠慢、環境衛生臟亂差等現象尤為辣手。面對每一個問題，他都迎難而上、敢於碰硬，以實際行動向群眾發出強烈的務實信號。

沒過多久，箐口群眾便發現，這個新任的村委會主任與眾不同，雖然是公司董事長，但幹起農村活來，比農村人還要農村。許多人感嘆，雖然這個主任才有32歲，但幹起事情來真的不簡單。其他人的32歲是成為一種“現象”，而張淩的32歲，卻是一種“衝鋒”。

“我擔任支書6年多，晚上從來沒有開會過，自從張主任來了以後，晚上開會就成了家常便飯。”箐口村黨支部書記李興國説，記得他上任的第一次會議就是晚上開的，散會時，我看了一下時間，“淩晨1點36分”。

“毒魔不除，人心難安，黨組織就註定被扣上‘軟弱渙散’的帽子。”在張淩看來，基層黨組織，就是箐口擺脫貧困的強大助力器。只要把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範作用發揮好，就能夠創造出屬於箐口人民脫貧攻堅的“箐口實踐”。

“作為身價上百萬的張主任，他一不愁吃、二不愁穿，就為了箐口百姓都那樣搏命幹活，咱們還有啥理由不跟著幹呢？”李興國的心聲，亦是箐口村“兩委”班子和黨員的共識。箐口村“兩委”班子作風里長期欠缺的“鈣質”，在潛移默化中漸漸生長。

“村‘兩委’特別是支書和主任，在脫貧攻堅中他們是標桿、是引擎。箐口村今天能夠有如此大的變化，全靠新一屆村‘兩委’班子。”貓場鎮黨委書記王炳發説。

第二章：作風之“變”

“連去找他們辦個事情，都是你推我、我推你的，還能指望他們帶領我們擺脫貧困？”這是箐口群眾對往屆村“兩委”班子評價，也是當時幹群關係的真實寫照。

作風漂浮，曾很長一段時間成為箐口往屆村“兩委”班子的代名詞。“事不關己、高高挂起，遇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的心態不同程度存在，導致村“兩委”一度陷入“説話無人聽、辦事沒人跟”的困境。工作長期落後、矛盾比較突出。

“作風不實，談什麼都是扯談、空談。”箐口村新一屆“兩委”班子就位後，在認真總結往屆村“兩委”班子教訓的基礎，痛定思痛，認為“幹部作風非抓不可”。但是，作風如何改呢？這個問題讓張淩連續好幾天晚上沒有合上眼。

“農村富不富，關鍵看支部。”基層組織軟弱渙散、幹部作風漂浮，往往是貧困村難以脫貧的重要原因。“説一千、道一萬，不如幹部帶頭幹。”在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中，箐口把抓作風建設作為解決難題、推動工作的“金鑰匙”。“當時大家對他們並不是太相信，甚至有點懷疑和擔憂。其他村的幹部還預言，箐口村‘兩委’班子是在作秀。”部分群眾坦言，“如今看來，這些預言落空了。”

箐口的幹部作風之“變”，過程遠不止這麼簡單，而是充滿了曲折和辛酸。在第一次村“兩委”會議上，當張淩把關於作風整頓的方案向大家宣佈時，原本熱鬧的會議室，瞬間一片安靜。有人小聲抱怨，“全縣那個村的作風不是和我們一樣的，為什麼我們就要這樣嚴格，難道工資要比其他地方的高嗎？真是自己找事情給自己做。”

“小張呀，可不可以把要求降低一點。你呢不僅有別墅、賓士、寶馬，而且還有那麼大的一個公司。其他人呢，摩托車都是二手的。”李興國用開玩笑的語氣説。

這話雖説是笑著説，卻把張淩引入了深深的沉思。“之前，我們就是抱這樣的思想才一直沒有擺脫貧困的，難道還要重走老路嗎？如果真是那樣，又何必在這裡混日子呢？一個月那麼點工資能夠做什麼？現在背籮的工資都是村幹部的好幾倍。”

“如果大家認為這個要求苛刻了，就去鎮裏面反映，不要我幹這個村委會主任。”張淩説，“我回來當這個村委會主任，每月要損失好幾萬元，用這樣的代價回來混日子，值得嗎？”

想想也是這樣，如果連最基本的作風都抓不好，還談什麼帶領群眾脫貧致富？人家張淩為了整個箐口人民的幸福，不僅放棄了陪伴孩子、愛人和父母的寶貴時間，還把公司60%的股份讓出來，難道我們就不能為箐口人民做點力所能及的奉獻嗎？何況我們還是黨員。

李興國把身子往椅子上一靠，閉上眼睛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剎那間，群眾在貧困線上奔波的身影在心頭重現；村裏那些因貧窮而取不上媳婦的光棍，個個都把目光指向自己，還有身邊的每一個“兩委”班子成員。

“就按照這個要求執行，有執行不下來的幹部沒有？有就請舉手。如果沒有，從現在開始，就得嚴格按照要求各司其職，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是責任、是擔當！”每當談起李興國那天做的決定，村民們都豎起大拇指。“對他來説，公家的事怎麼硬都行，自家的事怎麼軟都成。”所以，只要讓群眾過上好日子，多苦多累多難，都心甘情願。

通過觀察，新一屆村“兩委”班子換屆後，以前經常“關門避縫”的村委會熱鬧起來了，前來辦事的人絡繹不絕；往常站在一旁當“指揮官”的村幹部，如今整天和群眾打成一片，在烈日下一道揮汗如雨。

“貧窮不是不可以改變的宿命，幸福也不會從天而降，幸福生活是埋頭苦幹幹出來的。”縣委組織部長黃海鳴説，箐口狠抓作風建設，不僅抓出了“兩委”班子的精氣神，更多的，是抓出了執行力和落實力。

黃海鳴認為，一個地方的發展狀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黨員幹部的精神狀態。只要幹部群眾心齊氣順，發展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第三章：環境之“變”

箐口的“臟”，是赫赫有名的。這一“殊榮”的起因，歸根結底就是“壞陋習”。站在箐口放眼望，路在哪兒呢？望不見。原來，路被垃圾吞噬了。

“剛來貓場鎮工作時，第一次去箐口村，同行的同事給我説，只要看見臟亂差比較嚴重的地方，説明就到箐口村了。”曾幾何時，箐口人無可奈何地自嘲。

當選伊始，張淩便提出“人民選我當幹部、我當幹部為人民，箐口一天不發展、幹部一刻不休息”的口號。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該從什麼地方入手呢？

輾轉間，張淩突然想起“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這句話。他認為：“如果連最基本的環境衛生都搞不好，還談什麼脫貧致富。”張淩決定從環境衛生開始抓起。

箐口的環境衛生雖一整再整，但效果卻微不足道。這樣的事實，頓時給年輕氣盛的張淩潑了一盆冷水。“之前，自認為公司都打理得井井有條，治理一個小村肯定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真正身在其位才發現，治村跟管企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正當張淩納悶時，村民張習祿串到府來，兩人便就環境衛生的事情聊了起來。交談間，張習祿脫口念起一首打油詩：“人窮不能怪屋基，是怪自身沒出息。想要走上小康路，首先改掉壞陋習。”

話音剛落，張淩起身拍手説，“有了，終於找到我們環境衛生搞不好的核心根源了。治病要先從根治起，環境衛生一是一樣，首先要把群眾的壞陋習改掉。”

為改掉壞陋習，讓環境衛生達到預期設定的整治目標，“兩委”班子通過召開群眾會議等形式，在學習借鑒塘約‘紅九條’的基礎上，建立了箐口村‘三建七改十不準’制度。”

“三建七改十不準”的實施，迎來的不是熱烈的掌聲，而是村民一片諷刺。“他們説的帶領我們脫貧致富，原來就是掃掃地、搞搞衛生”“作秀、走過場，肯定一陣風”“應該是上面有大領導來視察，做樣的，視察過後濤聲依舊。”

隨後，箐口群眾又收到一份紅頭文件，其中“衛生搞不好的罰款20元，搞得好的獎勵50元”最引人注目。打掃自己的衛生居然還有錢，箐口人還是頭一次遇到這樣的好事。

更讓群眾意想不到的是，箐口的這場“環衛風暴”，不僅颳起來就沒有停的意思，而且還越刮越猛。“剛開始時，我不管他們掃不掃的，反正我就是不掃。要罰款可以。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結果他們不僅沒有罰我的款，反而還把我家的房前屋後也掃了。”村民張強説。

“規定‘獎、懲’結合，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考慮到群眾的錢來之不易，只獎勵幹得好的，從來沒罰一分錢。”後來，這個笨辦法被人們嬉稱為“箐氏掃地法”。用黃海鳴的話説，“村‘兩委’班子要做給農民看、帶著農民幹，用幹部的辛苦指數來換取群眾的自覺指數”。

將心比心。領導幹部都帶頭把事情做到這個份上了，誰還好意思袖手旁觀呢？上到70多歲的老人、下到幾歲的孩子，大家都紛紛加入環境衛生整治的“大部隊”。

經過幾個月的堅守，箐口人無意間形成了良好的衛生習慣。如今，無論是颳風還是下雨，村民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家的房前屋後打掃乾淨。名聲傳出，周邊縣區“暗訪”來了，一看，真的“變”了。

第四章：風俗之“變”

曾經的箐口，因為受為貧窮落後等因素的影響，陳規陋習氾濫，尤其是大辦濫辦酒席現象比較嚴重，群眾之間相互礙于面子，被迫應酬。

自“三建七改十不準”制度制定後，群眾對“十不準”中的“不準濫辦酒席”尤為看重。“大操大辦的少了，專心謀思搞發展的多了，歪風陋習得到有效遏制，婚喪嫁娶簡辦新辦蔚然成風。”群眾豎起大拇指叫好，“這是村‘兩委’給群眾辦的大好事！”

難以想像，兩年前的箐口，充斥著截然不同的另一種風氣。“孩子滿月要辦、從一樓搬到二樓要辦、給老人豎碑要辦、感冒去醫院回來要辦、甚至連坐牢出來都要辦。”

關於濫辦酒席，村民箐口村副支書周順祥深有感觸，“吃一年酒下來，很多人都從‘萬元戶’變成‘萬元負’，部分群眾還借成了‘老帳人’，有的為了攢錢吃酒，連喂來過年的豬都賣了。”

提起這種陳規陋習，村民張青祥更是啞巴吃黃連。“妻子過世了，我一個人既要維持整個家的開支，又要供三個孩子上大學，生活壓力還是非常大的。”

“現在五十塊錢還不好意思拿出手，好歹也得要送一百塊。去年我大概算了一下，專門從信用社貸款來吃酒的錢就有兩萬多，真是吃不消呀。”張青祥説。

“貸款吃酒”。無意間便成為一種獨特的“現象”。

“像張青祥家的這種情況，每個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大家就是被歪風陋習給‘出賣’了。不僅群眾被裹挾著下不來，甚至連很多有工作的人也撐不住。”張淩説。

農村大辦濫辦酒席的現象愈演愈烈，群眾越發不滿但又無可奈何。“我最討厭的就是辦酒，可卻也很無奈。自己不辦不代表別人不辦，既然別人辦了，在怎麼也還得去吃。如果不去，他就會對你有想法。”

村民張華説：“吃別人的多了，自己就得想方設法辦酒，把送出去的錢收回來。不然，經常只出不進那個著得住？一年下來要著好幾萬哩。”

針對這種頑疾，箐口村“兩委”下定決心移風易俗，打出組合拳，捅破這層窗戶紙，斬斷惡性迴圈的鏈條。實際上，自2014年以來，大方縣就在全縣範圍內開展“踐行移風易俗、狠剎請酒風”專項治理，但都沒有從根本上斬草除根。

連縣級層面都燙手的問題，為什麼在一個小小的箐口村就能夠整頓見到實效？張淩認為，“打蛇打七寸，首先要找到這“七寸”在哪兒”。

“箐口抓住了兩處七寸。”張淩介紹，一是關於紅白喜事，統一由村“兩委”承頭操辦，村委開功能表、請廚師，提供桌椅板凳，並規定禮金不得超過一百元。二是關於違規操辦的問題，由村民小組發動群眾不準去幫忙，不準借傢俬，迫使其無法操辦。

剛開始，當地群眾以為又是一陣風，只打雷不下雨，雨過地皮濕。怎麼辦？張淩介紹，“為防止死灰複燃，我們還把上級的優惠政策與此掛鉤，為了自身利益，誰在操辦酒席前都得思量一下。”

除此之外，箐口還通過建立村規民約的方式，進一步加強對群眾的引導和勸解。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箐口民間大操大辦婚喪喜慶的風氣正在逐步被扭轉。

“最擔心以後村幹部換了，其他新上來的幹部不抓了怎麼辦？”走訪中，在為箐口的成效而欣慰的同時，也感受到了箐口整治大辦濫辦酒席給當地人留下的擔憂。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無規矩不成方圓，治理陳規陋習是一項長期性、複雜性的工作，並非一蹴而就。”怎麼辦？建章立制管長效。箐口村“兩委”制定將“大辦濫辦酒席”加入村規民約“三建七改十不準”。其中的“不準濫辦酒席”像個警報器，緊盯著大辦濫辦酒席；又像把剪刀，直接剪斷陳規陋習的“根系”。

在箐口，群眾紛紛為整治“大辦濫辦酒席”點讚，“這才是真正淳樸的民風易俗”。看來，一度以利為先、大辦濫辦酒席的陋習，如今變成了倡導新風、推動自治的“急先鋒”。

“對整頓陳規陋習，要與落實群眾惠民政策相契合，出臺具體規定，幫群眾在婚喪喜慶方面劃明確紅線。”張淩這樣認為，不僅如此，還要把整頓陳規陋習作為治村富村的重點工作，常抓不懈。

6月22日，省政協副主席、市委書記周建琨到大方縣調研時，對箐口村的經驗做法給予充分肯定。“你們提出的“三建七改十不準”很好。”

第五章：民心之“變”

箐口的“亂”，主要是治安“亂”和人心“亂”。

地處大方和納雍兩縣交會處的箐口，以前基本上可以説是“兩不管”地帶。隔壁的混混時常前來鬧事，三言兩語不合就開罵開打。

更讓人心痛的，是連當地群眾也感染上破罐子破摔的習慣，整天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等靠要”思想非常嚴重。

“民心聚、事業成、不成也成。民心散、事業敗、不敗才怪。”俗話説得好，“脫貧先治愚”，張淩也是這麼認為的，要想改變箐口的舊貌，讓群眾改變思想觀念才是最要緊的事，而做好這一步的前提是想方設法把群眾發動起來。

心動，更要付出行動。“在人心嚴重渙散的形勢下，要讓全村老百姓到2018年實現‘減貧摘帽’目標，信心不是沒有，但是壓力也不小。”張淩介紹，當初他提出開辦“脫貧攻堅講習所”和“農民夜校”時，不僅沒有得到大家的支援，反而還有人背後斷言，“祖祖輩輩遺傳下來的思想，憑他區區一個‘講習所’和‘夜校’就能夠改變，簡直是太好笑了！”

也有人放出狠話，“不要説改變什麼民心之類高大上的東西，只要他們能把老百姓全部組織起來，像模像樣的搞兩期我都改名和他姓。”結果，箐口村“兩委”班子僅用3天的時間，就把全村80%以上的老百姓思想做通了。

“第一期講習所開班時，我們在原來準備的基礎上，又多加了10多條板凳，結果還是不夠坐。”李興國説，好多人都是站著聽的，連過道都被堵得水泄不通。短短3天72小時，看似輕巧，背後卻是全村黨員幹部播灑下的汗水，“鞋子磨破了，嘴巴講得口乾舌苦”，最終讓群眾理解其中的良苦用心。

類似的“奇跡”，在箐口一再發生。在一次“獼猴桃種植技術培訓”班上，開講不到10分鐘，之前放話狠話的那個年輕人跑來找到張淩，有點心浮氣躁地説：“主任，我發現今天來學習的人中，有部分不是我們村的。這個場地連我們村的人都容納不下了，你看要不要我把他們請走。”話音剛落，張淩起身握住年輕人的手開起了玩笑。

“當初你不是説過，只要把老百姓組織起來，搞兩期像模像樣的你就改名和我姓？今天怎麼打其他人的注意了。”張淩説，“他們來聽是好事情，不僅不能把他們請走，反而還要好好為他們服務，把他們當作我們的貴賓來招待。至於你，就乖乖和我一起姓張吧！”

“我本來就是姓張，你不説都是和你一個姓。”年輕人把頭低下，臉紅得像桃子似的，“主任，你還真的給我一般見識了？”

説完，張淩和年輕人緊緊地抱在一起，什麼話也沒説。在張淩看來，秘訣在於“站在群眾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把群眾的事情當作自己事業來幹，把利益給群眾。只有這樣，幹部説話才有人聽，群眾才會向組織靠攏。”

現在的箐口，和從前比民心發生了質的改變，只要村“兩委”通知開會，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村民們都不會遲到、也不會缺席。村民張習祿感慨道，“我們不能這樣破罐子破摔的窮下去了，發展才是硬道理，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早日實現脫貧致富，才對得起黨對我們的關心。”

今年以來，已有18位村民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李興國説，“黨支部的工作，不是做‘一陣子’，而是要幹‘一輩子’，並且還要著眼長遠，時刻為組織注入新鮮血液，確保後繼有人。”

“針對不為所動的‘釘子戶’，我們還採取‘1+N、N+1’等模式，由‘兩委’班子和黨員對‘釘子戶’進行‘包保’，幫助灌輸勤勞致富的思想。”張淩介紹，箐口的過去，也成為一段飄蕩的情緒和記憶。從這個意義上李説，箐口村，沒有同義詞。

第六章：行動之“變”

“箐口生得毒，喝水當吃肉。男人不在家，女人坐起哭。”這樣的順口溜，身為80後的張淩也能夠倒背如流。這，也是箐口村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真實寫照。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族人民通過不懈努力，讓華夏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箐口村，由於受特殊位置和特殊氣候等因素的制約，依然還是那個貧窮、落後、愁苦的箐口村。

“好個箐口村，以賣毛草來為生。姑娘個個往外嫁，單身光棍一大堆。”仔細琢磨這些民謠，個個都是因為“窮”字而起。而水，又是導致箐口“窮”的根本。

箐口的這個“窮”字，飽含著太多的眼淚和痛苦。一盆水，家裏人輪著用來洗漱；飲用水，要去幾裏之外長沙村去挑；種莊稼，純粹是看天收穫，抗風險能力非常薄弱。

上任之初，張淩想得最多、思考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帶領群眾把扣在頭上的“貧困帽子”摘掉。當時，正置全省上下轟轟烈烈開展“春季攻勢”，大方縣新一輪大走訪活動也如火如荼進行。

借此機會，他和村“兩委”班子商量，決定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在全村開展一次實在的大走訪活動。每到一家，張淩都圍繞這幾個問題和群眾交談：“家裏有多少人，收入靠什麼；對擺脫貧困有沒有什麼好的打算或想法；如果村‘兩委’牽頭，統一帶領大家發展新型産業有沒有興趣。

“只要我們勤快，窮日子就會過去，好日子就會到來。”每到一處，張淩總是用這句話來鼓勵老鄉。最後，張淩來到一戶苗族同胞家，屋內除了有一口顯眼的半邊鍋外，再也沒有像樣的傢具。張淩震驚了，他眼裏噙滿了淚水，眼前所見的一切，仿佛再現了自己小時候家庭的真實寫照。

“你是火石坡組的張淩吧！時間過得真快，你看幾年不見，你們都長大、有出息了，而我還是這個樣子，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苗族同胞家滿臉無奈，“看著你們我都不好意思，其實我也不想窮，但在這個石旮旯裏有勞力都找不了用處。”

“不要這樣對自己沒有信心，你家不是有很多土地嗎？怎麼不從那些土地上打主意呢？”張淩伸出右手，扶著苗族同胞的肩膀鼓勵説。

“哎，我不是沒有想過，而是白天晚上都在想，但光想不做有什麼用呢？想來想去還不是沒有錢來幹。”苗族同胞用勁搖了搖頭。張淩微笑著問，“那你的意思是，以後的日子就這樣過下去了？”

“不然又能夠怎麼樣呢？哎，要是我們這裡的幹部向其他地方的能幹就好了！”苗族同胞略有所思地説，“只要組織有決心，老百姓就有信心”。

好一句“組織有決心，老百姓就有信心”呀！真是説了點子上去了。走訪期間，張淩反覆地念著這句“組織有決心，我們老百姓就有信心”的話。

回來的路上，張淩給李興國打了一個電話。“喂，李支書呀，我的這一組剛剛全部走訪了，情況並非像我們之前在辦公室想像的那樣。很多貧困戶，其實他們是不希望貧困的，就是沒有人扶他們一把。”

“我們走訪下來的情況，和你的也差不多，估計不同的是，我發現一個‘新聞’，現在的村民‘變’了，我所到的好幾家貧困戶，他們不僅沒有埋怨黨和政府，反而是認為自己沒有出息，説是自己給當地黨委政府添加麻煩。”電話的兩端，李興國和張淩交換了走訪情況。

“群眾有這樣的想法，當然是好事情，但對於村幹部來説，卻是個嚴重的警鐘！”張淩急切地徵求村支書李興國的意見，“要不我們晚上開個會？”

“我也正有此意，馬上通知大家。現在是6點25分，晚上7點30分準時開始。”李興國的話語很果斷。

第七章：資源之“變”

“大晚上的把大家召集來，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事情。一是聽聽大家這次走訪的感受；二是討論如何帶領群眾脫貧致富。之前也提前通過氣了，大家有什麼想法，都説説看。”李興國首先開了腔。

問題一齣，副支書周順祥第一個發言了，“從前期摸底排查的情況來看，我們的脫貧任務還很重。個人建議，通過成立‘合作社’的方式來帶動貧困戶脫貧、發展集體經濟。”周順祥補充説，“不然，年底箐口村還不能消除‘空殼村’，恐怕不好給上級交代。”

“合作社”這三個字，這已不是什麼新鮮的話題，但為什麼箐口今天才提“合作社”呢？究其核心原因有兩個，一是全村沒有大戶，沒有人能夠承包；二是條件差沒有老闆願意投資。

現實雖然殘酷，可誰不渴望過上好日子？祖祖輩輩的箐口人想致富想得都要瘋了。即使覺得有點不靠譜，但大夥兒還是對周順祥的意見很感興趣。

“辦法也不是沒有，以村‘兩委’的名義去註冊一個合作社，然後發動群眾一起來搞不就解決問題了嗎。”村委會副主任李龍賢這樣認為。

説起來倒是很輕巧，註冊合作社一天就搞定了。從之前走訪的情況來看，把群眾發動起來也不是什麼問題。問題是資金從哪來呢？大家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錢”上。談到“錢”這個字，會議室的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一片鴉雀無聲。

“我們這樣做。”張淩説，“首先，以村‘兩委’的名義成立一個公司，用公司去銀行貸款，這樣就把錢的問題解決了；其次，每個組成立一個合作社，並將轄區的資源整合起來，由合作社統一經營。”

“大家看看這個辦法行不行。”會議室的氣氛瞬間沸騰起來。可以，這個辦法好，就這麼定了。“項目一定要立足本村，這樣才能保證扶貧資金的安全。”“這幾年年輕人都外出務工了，被荒蕪的土地太多了，可以發展種植業。”“咱們的老張是養蜂‘土專家’，養蜂産業也可以重點考慮。”

討論間，李興國看了看時間，是淩晨1點26分，但大家卻仍然你一言、我一語，爭相為村裏的發展獻計獻策，不僅沒有半點想回家睡覺的意思，反而還越討論越來勁。

“一定要將貧困戶作為重點對象拿進來”李龍賢説，箐口村有480戶2013人，其中貧困戶206戶685人，村裏缺少資源，根據要求箐口村2017年要摘掉貧困帽，“我們感覺壓力很大，必須要把分散到群眾手裏的資源整合起來，抱團發展。”

回到這個晚上，外面一片漆黑不説，天空還下著春雨，會議室裏的討論仍然在繼續。“實施‘五動五起來’工程，可以把淩亂的資源整合起來，特別是扶貧項目和扶貧資金。”張淩説，“這個道理不用解釋大家都知道的。問題是，你所享受的扶貧資源，你願意拿出了嗎。”

“單打獨鬥是成不氣候的。這幾年箐口得的扶貧項目和資金還少了嗎？為什麼還是這個樣子？答案你清楚、我清楚，群眾比我們更清楚。”有人這樣説，“要幹出點名堂來，就得這樣把全村的資源集中起來，實行統一規劃，統一經營，統一實施，統一銷售，共同分紅。”

“之前，村裏面開會只要説發展項目，群眾就開始撤臺。沒想到這次群眾會這樣擁護和支援。”經歷過無數次被群眾撤臺的李興國感慨萬千。

據了解，箐口村還成立了勞務輸出中心，由勞務輸出中心對全村勞動力進行分類，根據分類情況成立相應的工作隊，並由村“兩委”負責承接勞務。按年齡，60歲以上的老年人在家帶孫子；30到60歲之間的中年人，男的搞建築工程，女的搞種植；20到30歲的年輕人搞工業建設。

“在張主任及村‘兩委’班子的帶領下，箐口村的民心凝聚了、資源整合了、脫貧有希望了。”村民張習祿説：“在外面打工不僅賺不了錢，還經常被老闆罵來罵去的，甚至吃飯的時候都要看他的臉色。在家門口自己發展産業，放在往常做夢都不敢想。今天，想不到這個夢想真的實現了，工作起來雖然很辛苦，但是心裏很踏實。”

第八章：産業之“變”

“茅草房屋巴掌大，一日三餐無變化。若要吃上大米飯，除非媳婦坐月子。”聽到這樣的順口溜，想都不用想，説的就是箐口。

“祖老祖代都是這麼過來的，要有辦法早就有了，咱們村的土地就是光生毛草不長莊稼。”的確，箐口的窮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自上世紀50年代末以來，因受貓場硫磺廠的影響，周邊山頭上的樹木漸漸枯萎，土地也被慢慢污染。

箐口是受害最嚴重的地方。幾番劫難，箐口周圍山頭上的樹木日漸稀少，一個接著一個的“和尚坡”如瘟疫般蔓延。只要一刮老幹風，瞬間風沙四起，生態嚴重破壞……人人叫苦不迭，可就是想不出對策，很多人乾脆認命。

“要擺脫貧困，現在的路只有一條，調整産業結構。”在第三次村民代表大會上，張淩如是説，單打獨鬥是搏擊不了市場的，要動員群眾把你三分、我五分的土地，採取作價入股的方式集中起來。

抱團發展的意見，村委和參會代表都認同與支援。但是，又有誰會追問其背後那個悲涼的故事？

2014年春天，偶然的一次機會，張淩萌發了種植獼猴桃的念頭，並回家與本家伯伯張青松商量，準備讓張青松一起發展。結果不言而喻，不僅沒有得到伯伯的支援，反而還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

張青松説，“幺，你的這個想法是好，但是我們這裡連種包谷都那樣子，你現在反而要種獼猴桃，能成功嗎？你還是好好去打理你的公司，不要把錢拿來這裡打水漂。”

“伯伯，我不敢向你保證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我們可以先試種嘛，如果種成功了，明年我們就大面積的鋪開搞。如果你還擔心失敗，要不就把你的土地流轉給我，我自己來幹怎麼樣？”張淩帶著商量的語氣問。

“這個不行不行，就靠那點土地來生活，如果在把它給你了，我的生活咋辦？”張青松問。

“伯伯，保證讓你一輩子生活無憂！”任憑張淩怎麼解釋，可張青松還是不願意入股。時隔幾年，張青松看到張淩之前種下的獼猴桃日見成效，他開始為自己當初的選擇感到後悔。“要是當時聽張淩的勸導，那現在都開始挂果了！”

不遠處，村民張強用“大普話”，南腔北調地唱起歌來，歌詞的意思是：“封建思想要撤出，不能老是種包谷。大家來把果樹種，發家致富又幸福。”

的確，在調整産業結構過程中，箐口村“兩委”探索出來了“釀蜜模式”，由村級黨組織按照“黨支部管公司、公司管合作社、合作社管群眾”的“三級”管理模式，將農戶確權出來的資産統一規劃，統一經營，統一實施，統一銷售，共同分紅。

“村支書帶頭養蜂，村主任帶頭種獼猴桃，副支書帶頭養雞，副主任帶頭種櫻桃。”張淩説，“村‘兩委’班子的頭上，個個有分工、人人有責任，大家幹得好與壞，年底拿‘幹貨’來説話。”

“致富，産業是核心。”這是張淩發在微信圈的一句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張淩決心帶領箐口人民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核心。張淩與村“兩委”班子一起，以實際成效吸引更多農戶參與進來，延展擴大富民效應，推動“星星之火”向“燎原之勢”發展。

數字，也許是抽象的，不能帶給人美感。但數字也是鮮活的，靈動的。2016年以來，箐口已帶動215戶種植李子、獼猴桃等經果林4600余畝，初産期可實現總收入300.5萬元，戶均增收5800元。

這組數字的背後，灑滿了箐口村“兩委”班子的血汗，凝結著箐口廣大黨員幹部的為民情懷。正如大方縣委書記張瀚時所説：“千難萬難，用真心真情真利益贏得民心就不難”。

第九章：自治之“變”

“今天，周書記給我説：要搞自聯體，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村，要把這樣的服務往下延伸。”6月22日晚上8點，箐口村“兩委”班子成員召開會議，張淩直截了當點明瞭會議主題。

何為“自聯體”。“自聯體”是指在村民小組下設立村民自強聯合體（簡稱自聯體），把居住相鄰、技能相似、産業發展願望相同的農戶組合成一個自聯體。原則上15戶為一個聯合體，可根據實際情況增減戶數。每個自聯體推選1名黨員擔任戶長，在村民小組的領導下開展工作。

這類“自管自治”模式，如今不要説是在全省，就拿畢節市來説也算不上是“新聞”。可是，為什麼周建琨書記要在箐口再次提到它？

面對這個疑問，我們從張淩的這句話裏找到了答案。“箐口情況複雜，再説牙齒和舌頭的關係那麼好，都有被咬著的時候，何況大家還是性格各異的人，發生矛盾是在所難免。如果村‘兩委’連這些雞毛蒜皮的事都去管，恐怕沒有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抓發展了。”

“這個自聯體如何搞？搞起來後誰管理？”此時，這兩個問題是大家最關心的，也是兩個燙手的。經過討論，決定將任務分解到個人，“每一個村幹部負責一個組，剩餘的組由我和張淩主任負責。”

責任明確到人。短短7天時間，箐口就對全村8個組完成“自聯體”創建工作，在全鎮引發“強震”，在也沒有人懷疑村“兩委”的決心。走訪期間，聽多群眾説得最多的一句話，“不要在去麻煩村裏面的幹部了，有需要組織幫忙解決的事，去找自聯體便可以。”

“箐口每個村民組的問題，都不是一有就往村委會跑，而是直接到自聯體。”村民張青鵬説，“自聯體不僅解決生産的大事，也管生活的小事。就連家庭夫妻之間的矛盾，他們也幫忙解決。”

“張戶長，我來找你們，不代表我是那種小心眼的人，只是我感覺他做得有點過分了。牛把我家的包谷吃了不説，還連招呼都不打一個，這樣也太瞧不起人了吧！”

“老哥子你不要急，有什麼事情慢慢説。”箐口村火石坡組自聯體戶長張勇問前來“告狀”的黃義。

“牛吃包谷，它是畜生它不知道，但牛的主人應該不會也是畜生吧！大家路頭路尾遇見的時候，你打一聲招呼不就什麼都沒有了嗎？我又不是説要他陪。”黃義帶著情緒説。

“事情我知道了。來，你先坐著喝一杯水，我馬上喊他過來。”説完，張勇撥通了村民張習祿的電話，“喂，老張呀，你在忙什麼？喔，那麼你來我家這裡一趟嘛，有點小事情找你一下。”

“好，我馬上就過來。”張習祿回答。

“老張，你和黃義的事情我已經知道了，所以打電話把你叫過來。目的是讓你們兩個當面把問題説清楚，不要你在一邊氣、他在一邊冒火，這樣傷和氣不好。”張勇耐心的調解黃義與張習祿之間的矛盾。

“黃義呀，本來早兩天就想來你家説這事的，但是這幾天加班加點的整那個獼猴桃的柱子就沒有得過來。”張習祿問黃義，“反正不吃也吃了，到收包谷的時候，你連我家挨著你家地邊的那小塊一起收了，你看這樣做行不行。”

“習祿，大家坎上坎下、早不見晚見，你這樣説就不好了！來找張戶長不是要你賠。我的意思是有什麼氣話當面説清楚，免得産生一些沒有必要的誤會。”黃義説，“今天説清楚了，出了這道門，你我都不要在提這個事情了。”話音剛落，張習祿掏出煙打了一轉。

“要不我們就走了，不耽誤張戶長整柱子了。”黃義接過煙説。

“好的，我的也還要兩天才搞得完。”張習祿回答。看著兩人和好如初，張勇心裏像抹了蜂蜜一樣甜。

如今，自聯體對箐口人民來説，不僅解決了服務群眾“最後一公里”問題，而且還向半公里甚至更短的距離邁進。全村黨員充分發揮模範帶頭作用，天天和普通群眾在一起，帶領他們謀發展、找出路，凝聚了人心，樹立了黨員榜樣。

第十章：返巢之“變”

隨著改革開放浪潮的鋪開，驅使無數農村青壯年拋家棄子外出打工。“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等字眼，也逐漸成為各級黨委政府的“心頭之痛”。

如此問題，該如何破解？或者説應該怎麼辦？這，是社會之問，是人民之問，也是時代之問！

在箐口，時常會聽見這樣的順口溜，“産業就在家門口，青壯勞力不外走，老弱病殘有人候，少年兒童不留守，媳婦不會跟著別人走。”

曾幾何時，“三留守”這個驚艷世人的社會問題，在箐口正悄然得到解決。今天，我們欣喜地看到，充滿活力的箐口正吸引著遠在千里之外的“孩子”歸來，他們帶著資金、資訊、技術等資源歸來，在家門口發展産業，實現了從“打工仔”向“創業者”的轉變。他們回歸家庭與親人團聚，讓人又聽到了久違的笑語歡聲。

“截至7月底，箐口在外務工人數從2016年底的300余人減少為90多人；留守兒童從2016年底的121人降低至60人，且無未入學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從2016年底的31人減少為1人。”

從數據來看，箐口在處理“留守問題”方面，確實探索出了屬於自己的“解題模式”，效果明顯。“群眾外出務工是被逼無賴的選擇，如果在家門口就能夠賺錢，那麼誰願意出去？”張淩認説，“拋家棄子外出的那種痛，只有做了父母的人才能夠真正體會得到。”

32歲的張青鵬是箐口村大坡組人，係兩個未成年孩子的父親。十年前，由於沒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據，他和妻子胡彩霞只得離開還在哺乳期的孩子和老人，踏上開往他鄉的打工列車。

“在外面奔波的這幾年，輾轉了許多地方。不管是到哪，每天都從早上雞叫幹到晚上鬼叫。下班後，累得連給孩子打電話的力氣都沒有。”張青鵬説，“作為一個農村人，體力上的辛苦算不了什麼。老火的是在外面打工，不僅照顧不了孩子，工作中還要看老闆的臉色行事。”

艱辛的打工生涯，張青鵬夫妻兩持續了長達十余個春秋。今年四月，張青鵬在張淩的引導下，毅然決然地辭掉遠在福建晉江的“高薪”工作，回鄉成立了“富元鵬經果林種植專業合作社”，投入50多萬元資金，採取“支部+公司+合作社+貧困戶”的模式，帶領13戶精準扶貧戶發展經果林300多畝。

“在外面，很想念家裏的孩子和老人。其實錢多錢少不重要，一家人能經常在一起很重要。”張青鵬説，“我都有這樣的想法，其他的父母肯定也是這樣。下一步，我將擴大種植規模，帶領更多的外出人員返鄉創業，讓孩子不在留守、老人不在空巢。”

這種抱團發展的模式，在箐口不是個案。火石坡組的王國華，現年43歲，在外擔工20多年。每當談起“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這個話題時，他眼睛就濕潤了。

“自從我妻子過世後，四個孩子的撫養和整個家庭的重擔，就落在我一個人的肩膀上。不出去吧，在家裏又沒有什麼可賺錢的門路。出去吧，孩子又沒有人照顧。”王國華説，“無賴之下，只要走到哪就把孩子帶到哪。”

“在外面不是不賺錢，錢是賺的，但是開支太大了存不了。”王國華説，在外面他和其他打工仔有所不同，他是承包出來請人來做，每個月不親自幹也有一萬多的收入。但隨著年齡的不斷增加，還有考慮到對孩子的教育，早就不想在外面奔波了，可在老家找不到門路。

“沒有辦法，只好選擇繼續在外面幹。”王國華回憶，今年三月的某天晚上，他接到個從內蒙古打來的陌生電話。

“喂，你是王國華王哥嗎？”電話的那頭傳來陌生而又熟悉的聲音。國華王回答問，“是，我是王國華，你是哪個？是不是打錯電話了！”

“我是青鵬呀王哥，今天老家打電話來説，村裏面新換了一批幹部，張淩被選為村委會主任了。”王國華問，“張淩？是不是之前在我們那裏種獼猴桃的那個？”

“是的，就是他。我還聽説，他回來的動作非常大，準備把全村的土地、人力等資源整合起來，大力發展種植業和養殖業。要不我們回家和他們一起幹算了！”

“這個主意好，我早就不想在外面幹了，可是沒有找到一個比較好的發展路子。”王國華有些興奮。這天晚上，王國華躺在床上想過去，想將來，想得一晚上沒有睡著。

我問他為什麼會這樣激動。王國華説，“因為我多年前播種在心裏的那顆‘在家門口就業的種子’開始發芽了。”

是的，不僅是王國華的種子要發芽了。就連整個箐口，也通過推進産業結構調整，讓大量外出務工人員的“返巢”，真正為“留守”織就一張安全之網。箐口的脫貧攻堅，因此迎來了盼望已久的春天。

後 記

給《箐口之“變”》畫上最後一個句號，腦海裏響起在箐口走訪時聽見的歌曲。“不怕致貧因素多，勤幹就能把貧脫。抱團發展同創業，窮村變成金銀窩。”

置身歌詞意景。今天的箐口雖然還沒有實現脫貧目標，但基層組織強了、黨員幹部作風實了、民心凝聚了、資源整合了、産業調整了，全村上下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同時也印正了習近平總書記曾説過的那句“弱鳥可望先飛，致貧可能先富”。

“強村先強帶頭人”。箐口村的蝶變跨越，核心在黨組織、關鍵在“領頭羊”。“組織強不強，關鍵在頭羊”。選好一個“領頭羊”，就能帶出一支好隊伍、幹出一番事業、惠及一方百姓，反之，危害不言而喻。

箐口之“變”的成功實踐啟示我們，讓有意願的領導幹部或者能人到村任職，是打贏脫貧攻堅這場硬仗的重要途徑。路德維希·艾哈德曾説：“至於國家有多少百萬富翁，對我來説既不重要也並非衡量社會良心的標準，只有這個國家越來越多的人走向富裕，並擁有社會安全感才行。”

如今，這個觀點正在被箐口證實，農村已成為改革的核心。箐口之“變”，不僅僅讓“身份農民”向“職業農民”轉“變”，而且還“變”出了一個深化農村改革的“大方樣本”。其中的每一個情節，都是決戰貧困的壯美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