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吉爾格勒在內蒙古的民族學界乃至中國的民族學界都是一個響亮的名字。如果你對這個名字還不熟悉，那提到《遊牧文明史論》你可能會略有耳聞；如果你對這本著作知之甚微，那提到建設民族文化大區，你就會對強大智囊團的一員孛·吉爾格勒感到欽佩了。
他是位謙和的學者，初次見面的人都會這樣説。他的謙和中有他對浩瀚學海的敬畏，有他對理論研究的深思。學者身份是他人生的標簽，更是他不二的選擇。
“我熟悉牧區生活，因為我從小在那個環境裏成長。”孛·吉爾格勒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主要生活在呼倫貝爾市新巴爾虎左旗和草原城市海拉爾。那段牧區生活的經歷成為他人生的根基，給了他堅韌的性格，也埋下了求知的種子。
1979年，孛·吉爾格勒成為了內蒙古黨校理論本科班學員。內蒙古黨校的歷屆理論本科班培養出眾多的優秀黨政幹部，而孛·吉爾格勒選擇做一名學者，他説：“蒙古族應該産生自己的理論家、思想家、哲學家。”
孛·吉爾格勒用行動履行了和自己的約定，他用自己的學識為國家建設建言獻策，他撰寫的《遊牧文明史論》在中國首次提出遊牧文明的核心價值為開放精神、商貿精神、誠信精神和英雄主義精神。
孛·吉爾格勒的博聞強記得益於他的一個學習習慣，讀原著、記筆記、作卡片、作目錄、寫批註、寫眉批、作評述。他説，這是他從讀馬克思的原著中學來的本事。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精讀為他打下了堅實的學科理論和方法論基礎。
1983年，剛從黨校畢業的孛·吉爾格勒參加了中國第一期民族學講習班。“中南民院聘請了包括吳澤霖老師在內的一批人類學專家。當時條件有限，老師們都是口授加板書，沒有教材。我就拼命地記筆記，每天的課，手沒停下來過，下課了，手也麻了。”這樣記了半年，就有了近60萬字的筆記。
回到內蒙古黨校後，孛·吉爾格勒僅用了3個月的時間，在民族學講習班60萬字筆記的基礎上，整理出了一部《民族學史論》的教材。當時全區各個高校都尚未開設民族學的課程，這本教材順理成章成為全區首部民族學教材。
從最初在內蒙古黨校開設民族學、宗教學2個學科，到在內蒙古黨校、內蒙古行政學院開設民族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3個學科、2個原著課、1個原理課、5個專業基礎課、23個新專題課——孛·吉爾格勒的課從量到質都在不斷提升。課程內容既有理論性強的《當今世界的宗教現象透視》、《城市化與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變遷》等，也不乏貼近社會的《牧區産業化與牧區合作組織》等。
2001年，孛·吉爾格勒再次出發，他決定攻讀博士學位。
讀博的日子對孛·吉爾格勒來説是種心靈的滿足，但卻是身體的透支。在課堂上不堪疲勞的孛·吉爾格勒暈倒了。教學科研任務繁重，刪掉博士生的一個“生”字，孛·吉爾格勒整整用了7年。
翻開孛·吉爾格勒讀博期間的科研記錄，2003至2004年擔任國家教育部重點課題《中國少數民族村寨——鄂溫克族》主持人之一；2004至2005年參加了國家教育部重點攻關項目子課題《內蒙古民族關係與宗教問題研究》；2005年，參加了孫傑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西部研究項目《轉型時期黨在民族地區構建和諧社會問題研究》的課題……
他的勤勉，他的執著，讓他在追求學問的道路上不斷前行。從民族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到建設民族文化大區，到遊牧文明，從歷史到現實、理論到實踐……他是名讓人尊敬的學者，他的名字叫孛·吉爾格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