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的最後幾天，王健林去了五個地方。　　

　　在歐洲的120個小時裏，他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將其《萬達哲學》英文版作了全球首發；在牛津大學，他發表了題為《萬達國際化》的演講；在瑞士，他密集訪問世界體育大佬，全面佈局萬達體育産業；在巴黎，他豪擲30億歐元，準備投資開發歐洲城（Europa City）。

　　然後，他匆匆回國，趕赴丹寨—一座位於貴州省的西南小城。那裏有他牽掛的一場扶貧實驗。

　　2014年12月，王健林第一次來到丹寨，與當地政府簽下了一筆投資10億元的包縣扶貧協議，被稱作中國扶貧模式的創新之舉。此後一年多時間裏，他率領萬達團隊對這一項目不斷進行考察、反思與糾偏，探索出一條全新路徑，並將10億元的投資額追加至14億元。

　　這一次，他重返丹寨，頗有幾分“督戰”之意。

　　扶貧挺費勁兒

　　在當初那個投資額10億的協議裏，萬達集團對丹寨扶貧的總構想是：企業包縣，整體扶貧。

　　王健林希望，以一個大型企業帶動一個縣，探索出一種扶貧新模式。

　　他對扶貧有著特殊情結。早在1994年，萬達就開始實施對口扶貧，截至2015年年末，萬達捐贈現金扶貧累計超過50億元，“在中國民營企業裏面最多。”但是，“扶了20多年貧，也沒有探索出成熟成型的經驗。”王健林曾慨嘆，扶貧是一件挺難的事情，很費勁。

　　他曾參與定點扶貧了兩個村，但近20年的投入，村子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儘管每人平均收入比全國平均水準略高，但王健林認為那是萬達投錢的結果。他反思：一個僅依靠注入資金的扶貧，哪怕提高了每人平均收入，但受益的往往還只是部分人，很難做到普遍受惠。

　　“之前我們沒有找對路子。”2014年6月，在接受《中國慈善家》雜誌採訪時，王健林表示，“2020年正式退休之後，不排除我去承包一個貧困縣，專門進行扶貧。”

　　但僅隔半年，他即與丹寨簽下了扶貧協議，包下了丹寨縣。

　　丹寨為多民族聚居地，位於黔東南，總人口17萬餘人，是國家級貧困縣。截至2013年，丹寨的貧困戶有1.36萬戶，貧困人口達5.13萬人，其 中，84.78%分佈在6個鄉鎮邊遠的深山區。據2015年丹寨《政府工作報告》顯示，1988年以來，先後有八任貴州省長“聯繫”過丹寨。

　　從2014年9月萬達第一次與貴州扶貧辦接洽，拿到8個候選縣的材料，到最後敲定丹寨，僅僅用了70多天時間，顯示出王健林一貫行事的雷厲風行。

　　為何最後花落丹寨？王健林認為，“一來它的交通還比較方便；二來這個縣有自己的特色産業，比較容易找準；再來我們高管告訴我説，他們縣的領導積極有幹勁。”

　　2014年12月1日，在國務院扶貧辦和貴州省委省政府的見證下，萬達集團與丹寨縣簽署扶貧協議，初期決定出資10億元，在丹寨縣實施“企業包縣，整體脫貧”的創新扶貧模式。

　　簽約現場，王健林立下軍令狀：5年內通過産業扶貧，實現丹寨每人平均收入翻番。

　　簽約的第二天，王健林親自考察，一天走訪了丹寨的8個地點。

　　家住興仁鎮燒茶村、靠低保過活的困難戶龍紹芝，在自家院子裏見到了這位神情堅毅的遠客。兩人閒話家常，龍紹芝一邊看護小孫子，一邊告訴王健林，她只是希望生活好點，在外打工的三個兒子能夠回家。臨走前，王健林塞給她一個紅包。

　　為了打好這場硬仗，萬達成立了由集團高級副總裁牽頭的扶貧領導小組，派駐一批優秀高管到丹寨挂職縣鄉兩級領導職務，對其在工資待遇、職務晉陞上給予優 待，並邀請國內頂級扶貧專家和産業學者，先後十多次赴丹寨調研。據介紹，一年內，萬達內部僅這一項目的PPT就做了56版。

　　在一年多的調研過程中，原先規劃的路徑悄然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