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夫子”

　　女兒出生，完整了康曉光的家庭角色，他才真切體會到何謂“仁愛”。“儒家的理論從家庭出發，人與人之間倫理關係最內核的是家庭中父母與兒女的關係，它 講人靈魂性的概念是‘仁’，是種最純、最原始、最生動、最強烈的愛。對父母的愛，對愛人的愛，這兩種感情，跟你對孩子的愛相比差遠了，是幾倍幾倍的差。”

　　而李思怡的死，讓康曉光第一次發自靈魂地將“仁愛”之心“推己及人”。他説，撰寫《起訴》時，他覺得自己就是一個“仁者”。

　　康曉光找了十幾家出版社，沒一家願意出版。他決定破例妥協，答應可以對內容進行調整，但他一位出版社社長朋友説，改都沒法改，整個味道不對。此情此 景，正如康曉光赴成都調查時的所見所聞，處於高壓中，人人為求自保，對他避之不及。體制內很好的朋友，不敢開車送他，“你自己打個車吧。”所有人都活在心 安理得的麻木冷漠中。康曉光理解他們的處境，但仍不免對這乖謬荒誕的社會心生憤怒。

　　最終，《起訴》一書在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康曉光在網上發佈消息，免費送。他先後自費印了兩批，送了近8000本，他的幾個學生天天往郵局跑。

　　于建嶸稱康曉光為“康夫子”，他對《中國慈善家》説，“（對體制）我批評多一點，他建設性多一點，他會提一些他現實性的想法，講他自己的一套理論。” 二人曾共赴一場關於信訪制度的會議，會上觀點産生分歧。于建嶸回憶，“他（康曉光）主張‘仁政’，認為信訪（制度）要強大。我則認為，一旦強化了信訪（制 度），這個國家法制無法真正（完善）起來。”

　　會上爭論興致未盡，二人又拉上朋友幾人覓得一家山莊繼續話題，終將爭論升級為“怒而拍案，大吵一番，兄弟紅臉”。

　　“觀點之爭不傷私交”，于建嶸覺得康曉光是個很好的朋友，“他很有思想，也有情懷，看到苦難的人會心裏難過，會流淚。看到一些問題，會憤然而起。”

　　康曉光認為自己是典型的中國讀書人，在他的觀念中，儒家“君子”與“士”的價值取向更值得追求。他佩服康有為執著信念不廢不移，也崇敬梁漱溟的學養深 厚大智大勇，“那真是雖千萬人吾往矣！”他痛心中國讀書人文脈已斷，“這個時代，那些鄉願，德之賊，整天就想著自己的那點蠅頭小利的人，都在為‘稻粱 謀’，都活得很好。”

　　他告訴學生，“最起碼，你們別學我吧，口無遮攔、快意恩仇，將來會很慘。”但他也説，“只有有所傳承的民族才能有自己的未來。想通過割斷歷史來成就未來的輝煌，那他媽古往今來就沒有過。”

    來源：《中國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