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曉光：我自獨行

　　康曉光一直在思考“中國的命運”。對於今日之中國從哪來，要到哪去，如何從現實過渡到理想，他自有一套理論，且堅定不移。然而，那些在他看來實事 求是的論述卻一直受到主流話語的排斥。康曉光憂憤多於無奈，“你要如實講，雙方都不滿意，兩夥人上來群毆一頓，打得鼻青臉腫。”

　　他研究的領域是“政治發展”“儒家文化復興”和“國家與社會關係”。十五年前，他撰萬言長文主張立儒教為“國教”，此後多有相關著述，描繪出一整套路 徑，試圖將當今“精英聯盟”之中國引向“儒家憲政”。這套學説遠離主流，康曉光也陷自己于被“夾擊”的境地—馬列主義者恨他揭短，視其為異己分子；自由派 怨他為體制辯護，覺得他並非同路人。

　　康曉光沒有站隊的慾望，在中國人民大學做教授，我行我素。

　　社會組織倒很歡迎他。書齋與講堂之外，康曉光介入第三部門，參與社會實務工作。除了任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所長，還是多家公益慈善基金會理事。但他不是個習慣鼓掌捧場的人。

　　“我反對”

　　六年前，第二屆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上，北京萬通公益基金會理事長馮侖臺上演講，康曉光台下火冒三丈。

　　此前一個月，巴菲特、比爾·蓋茨來華舉辦晚宴，中國眾富豪應邀赴席。雖然這場開始前就被坊間戲稱為“鴻門宴”的“勸捐晚宴”終被定義為“慈善交流晚宴”，但關於“裸捐”的討論並未就此終止。

　　馮侖發言談及於此，認為誘導所有企業家“裸捐”可能傷害民間財富創造的動力，若企業家將財富“裸捐”給政府支配，更無異於1956年的“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

　　康曉光越聽越火，“公益界沒骨氣，那個場合沒人説話，全在那兒一臉媚笑，等著要幾個小錢，鼓掌，喊好，成什麼東西了？你有幾個臭錢算老幾？跟我有什麼關係？我不花你一分錢。”

　　他怒而上臺，把發言稿扔到一邊，張口便點名批評馮侖“混淆概念”。他覺得，今時今日中國企業家自願“裸捐”做公益，應該得到尊重，不能與“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混為一談。

　　“你可以當妓女，但你反對別人當良家婦女，你這妓女也太囂張了。他這個類比也不恰當，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中企業是被脅迫的，今天政府態度都沒表，誰用暴力脅迫你了？”

　　萬通基金會是此次論壇的主辦方之一，邀請康曉光做主題報告還是馮侖的主張，康曉光做客卻砸了場子。“以前我們都不錯的，（馮侖）以後見了我再也不説話了。”

　　曾任南都公益基金會項目主管的李玉生回憶，康曉光提反對意見從來都“一針見血，不留情面”。

　　康曉光與徐永光至今已有30年交情，2007年，徐永光創立南都公益基金會並任理事長，康曉光任理事。“新公民計劃”是南都基金會嘗試的首個項目，徐 永光主張辦公益學校，運作成本由社會捐助、政府補貼、家庭支付三方共同組成。他對項目寄予厚望，信心滿滿。但項目開展並不順利，南都基金會的定位是資助型 非公募基金會，項目啟動後，卻不得不超預期提供資金支援，還要介入學校理事會干預日常工作，已被越拖越深。

　　“我是反對（這一項目）的，理事會吵架就吵了一年半。”康曉光説。

　　李玉生告訴《中國慈善家》，會上康曉光、徐永光以及時任南都基金會副理事長程玉等人觀點不一，爭論非常激烈。“當時徐永光下不來臺，包括程玉，更別説新公民計劃的那些總幹事。場面有些尷尬。”

　　理事會最終肯定“新公民計劃”的價值，同時，決議逐步壓縮項目。李玉生説，“康曉光這樣的學者，作為第三方專家力量對社會組織進行監督，提出他獨到的判斷，扮演了理事會特別需要的角色。”

　　發現隱秘變革

　　上世紀90年代初，康曉光做中國反貧困研究時，下鄉考察遇一家貧困農戶，隨手掏出幾百塊錢給農戶的孩子，被陪同的當地幹部説成“希望工程”。“當時希望工程的‘話語霸權’非常強，只要你做的事跟助教有關，就會被稱為希望工程。”

　　1996年，中國青基會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為其項目做評估，康曉光作為評估工作主要負責人，開始近距離接觸中國青基會，就此發現了中國正在進行的一場隱秘的權力轉移。

　　對於社會統治與管理，社會問題並不會自動呈現，而是由權力來定義的。某一客觀問題能否被發現、提出，如何描述並形成廣泛認識，對社會政策的形成和完善至關重要。這種將客觀問題“問題化”的機制隱蔽而深刻，在中國，這一權力此前只為政府獨掌。

　　康曉光常年進行反貧困研究，深知“問題化”機制的分量，“讓哪個問題進入媒體，進入公共政策，進入國家財政，這是有説道的。往往最嚴重的問題被掩蓋，甚至被扭曲。”

　　他舉例，農民進城務工潮使得農村社區中青年大量流失，不僅鄉村遭到重創，農民工作為勞動力進入城市，也並未從“人”的角度被社會給予應有的關照。在最 初，一系列由此衍生的嚴重社會問題未能進入主流話語。“十年前一面倒，説他們擺脫了土地束縛，收入增加，農村致富了，講這些。真正的社會問題，城市精英裝 看不見，媒體裝沒這事，政府從來不提，這些人自己更沒能力提出來。”

　　透過中國青基會和希望工程，康曉光看到了一種未來的全新機制—在政府與國有企業單位之外，另一類機構可以自己定義社會問題，並動員全民力量加以解決。客觀上，這類機構掌握了“問題化”的權力。

　　“在我心裏，根本沒把中國青基會看成一家公益機構，它是未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性的組成部分，對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對中國整個社會管理和統治結構影響非常深遠。”

　　這一發現讓康曉光深受觸動，自此，他展開對第三部門的相關研究，並深度參與，在多家社會組織中擔任理事等職務的同時，還以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 所為主要平臺，為公益界提供指導和諮詢，持續輸送大量理論與學術研究成果。他相信，第三部門將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2003年，康曉光嘗試用政治經濟學方法分析中國的城市貧困和反貧困問題，9月底，所有分項研究報告全部完成，只待撰寫總報告，但一場慘案的發生，使他無法繼續如常工作和生活。那一年，他在書中將所有活著的中國人告上人性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