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和回應機制

　　報告和回應機制，是及時干預兒童傷害事件的重要步驟。這個機制怎樣保持通暢，兒童樂益會有很好的嘗試。樂益會的郭秀玲説：“我們嘗試在開展兒童保護項目試點的兩個地區建立報告制度，為什麼説嘗試呢？其實這個報告制度確實很難，首先我們借助兒童福利院和救助站這兩個體系，開通了24小時的兒童保護熱線，建立了一個村級到鄉鎮、縣級的3G網路，兒童福利主任是第一道防線，他會定期做一些兒童情況的篩查，我們要求兒童福利主任(在張家港叫福利督導員)，對兒童暴力事件一旦發現直接上報，他如果發現而沒有上報這種情況，領導小組可以做一些處理。”

　　“我們也嘗試在醫療系統、教育系統建立一個報告制度，於是開展了針對醫生、教師和公檢法三個系統工作人員的培訓，去年共13場、600人參加了培訓，大家也梳理了一個報告流程，可最後落實有些難。但這是一些好的現象，經過培訓以後，已經有一些醫生、教師把發現的兒童暴力的案件報告上來。”郭秀玲説，“除此之外我們也開展了大量的兒童保護知識和熱線號碼的宣傳。用典型的農村風格宣傳，比如在洛寧縣村裏的集市上發宣傳單。”

　　經過嘗試，樂益會初步建立多部門參與的縣級或者市級的兒童保護預防，發現報告和回應的機制，同時領導小組也可以直接聯繫本地的兒童保護社工機構。

　　從整個流程來説，第一步是監測發現，由村福利主任來開展，項目開始之初，要求村福利主任對本村的所有兒童情況做一個摸排，篩查出來重點人群。對這些家庭先有一個初步地了解，這個檔案放在村裏一份，再給領導小組報一份。之後他們對高危的人群會一個月家訪兩次，中危的一個月一次，這個次數可能是不夠的。福利主任發現有兒童傷害暴力事件或者嚴重忽視的情況，可以報告熱線，熱線直接回復或報領導小組，情況嚴重的，由領導小組和警方來進入干預處理。

　　“我們發現比較有趣的現象，尤其在洛寧，福利主任更傾向於去向領導小組或者熱線報告留守兒童的忽視或者需要申請低保的案例，他不願意去報那些家長打孩子的，但是這也確實可以理解。”郭秀玲説，“我們目前沒有強制報告制度，兒童保護的社工服務體系也比較欠缺。去年一年下來，兩個項目的熱線接聽了70多個電話，大部分以諮詢兒童福利政策為主，比如説怎麼去報戶口，孩子怎麼申請低保。有20例是兒童暴力的，有普通類型，有家庭暴力，我們對19個個案，做了跟進和服務，有7個孩子監護人找不到了，我們送到兒童福利院和救助站進行庇護。”

　　最嚴重的個案

　　恰恰缺少最高級的兒童社工

　　郴州市未成年人社會保護幫扶中心實行的是家庭、學校、社區三聯動的監測預防報告機制，試點地區涵蓋城區和農村。社工周苗苗將服務對象總結為七大類：孤兒或因法定監護人服刑、重病、重殘等原因，實施無人監護的未成年人；因家庭暴力、遭受侵害等原因得到不恰當監護的未成年人；因家庭困境面臨輟學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流浪未成年人；被遺棄、拐賣的；父母外出、臨時監護不到位，留守、流動未成年；生理、心理和精神狀態不正常人群。由於郴州吸毒群體較大，兒童遭遇的監護不到位和精神狀態不佳更為常見。社工會根據不同服務對象的嚴重程度開展個案。

　　“我們現在所遇到的困難，是專業社工太少，機構弱勢。另外，心理及精神的障礙，也不是我們能夠完全做得了，需要外界的幫助。”周苗苗説。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喬東平説：“兒童保護的難點之一，就是缺少專業人員和專業機構。這個問題即便在北上廣也很突出。普通的篩查、走訪大家都能做，但是我們現在缺的就是嚴重個案的干預，都做不了。”

　　“我們在張家港、洛寧都發現過被暴力虐待，甚或自殘的，這種嚴重情況報告上來，大家都抓瞎，誰去做，怎麼做？家訪倒是挺詳細的，下一步怎麼做沒人知道。國外社工裏邊最高級的是兒童社工，兒童社工中最高級的兒童保護社工，要學多少課程，做多少培訓，拿多少證才能去做這個工作，我們現在沒有。”喬東平説，“有人做總比沒人做好，但我們的底線是無論你怎麼做，不要再對兒童造成二次傷害，可以往上轉借。比如畢節這4個孩子自殺，在自殺當天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和學校的老師都去家訪了，那家訪以後到底説了什麼，説的關鍵點，就是你要去上學，明天就去上學，小孩答應了。但上學是他們的主要矛盾，是他的需求嗎？連問題關鍵都沒有界定清楚，這樣的家訪是不成功的，反而有可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NGO在兒童保護中的作用是大家都認可的，這也是國際的經驗。”喬東平説，“從國際來看，兒童保護也是從NGO，從民間組織開始的，最早的第一家做兒童保護的NGO是在1874年，專門干預兒童虐待。在這個民間組織的推動下，地方政府開始關注，最後再到中央政府關注。NGO的努力是有意義的，也可以看到，未來的路，任重道遠。”

    來源：公益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