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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時代的智庫角色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1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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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社會的預警系統,智庫必須預見到經常被政治和經濟決策者在日常工作中忽視的未來問題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1948年11月,美國加州濱海城市聖莫妮卡,一家普通的公司宣告成立,首次公開招聘的人數就超過了200人,專業涵蓋化學、數學、物理、心理學、經濟學等多個領域。

  兩年之後,朝鮮戰爭爆發前夕,這家公司製作了一份研究報告,報告稱,中國必將出兵朝鮮。它希望美國軍方能夠買下這份報告,這個“推銷者”標出的價格是200萬美元。五角大樓拒絕。但朝鮮戰爭的發展和結局證明,這份要價200萬美元的報告一點也不貴。

  之後,在蘇聯衛星發射、古巴導彈危機、中美建交等一系列大事件中,這家公司全都作出了比較準確的預測,並由此為它積累了巨大的聲譽和影響。

  它就是在世界範圍內頗負盛名的智庫——蘭德公司。

  蘭德公司的成長歷程和經典案例有力地體現了智庫的威力,在全球化日益加強的今天,作為獨立公共政策研究機構,智庫的影響力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和擴散。

  6月下旬,第二屆全球智庫峰會將在北京召開,全球多家智庫精英將就“全球經濟治理:共同責任”這一宏觀而難解的課題展開討論,與會智者會提供什麼樣的對策、發揮怎樣的作用?

  在峰會前夕,德國發展政策研究所所長、德國政府全球環境變化學術顧問委員會副主席迪爾克·梅斯納對本刊記者分析,作為社會的預警系統,智庫必須預見到經常被政治和經濟決策者在日常工作中忽視的未來問題,指明構建未來的各種可能性,以便為政治和經濟界提供行動機會和選擇。

  聯合國副秘書長兼2012年可持續發展峰會秘書長沙祖康大使首先引用了中國的古語: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他認為,在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新的挑戰層出不窮,新的機遇無處不在,如何趨利避害,化解挑戰?思考和規劃很重要。

  他對本刊記者表示,一個成功的智庫要做好三點:一是能提出前瞻性、創新性的看法和主張,能洞悉世界發展的潮流;二是提出的建議切實可行,不是紙上談兵;三是與政府、工商界和民間社會保持密切聯繫。

  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智庫研究項目主任詹姆斯·麥根博士特別提出,智庫應該為決策者提供嚴謹而可靠的資訊。

  在他看來,技術的不斷進步導致了資訊數量的不斷暴增和資訊內容的日趨複雜,在無窮無盡的口頭討論和書面報告中,好的資訊可能被淹沒了。對於決策者而言,如何使用一個有效的方法來組織和篩選這些資訊,以及時、準確、有效地應對變化中的動態決策環境,是至關重要的。

  而智庫可以很好地扮演這一角色,隨著智庫數量的持續增長,它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日益得到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全球性或地區性組織的認可。

  根據詹姆斯·麥根的統計,到2010年為止,全球已有6480個智庫,分佈于169個國家,比2009年增加了175家。北美和西歐的智庫數量最多,佔據了全球總數的57%左右。

  這位智庫觀察家還發現,過去的十年,智庫數量增加的同時,智庫全球網路和夥伴關係發展也形成了一種新現象。“從前只是少數智庫嘗試授予某些機構進行跨界合作,但如今具有戰略地位的全球性智庫和智庫網路已經呈現出全面開花的繁榮景象。”他説,“這些全球性的夥伴關係和網路已經成為在國際間傳遞知識和資訊的有效機制,而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這些知識和資訊進行國家層次的決策。”

  受訪專家認為,對於智庫而言,最重要的價值不是發現和解釋現在,而是展望和預測未來。具體到全球治理,智庫需要對此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作出分析並提出建議,為政府決策打下堅實的基礎。

  但是,在這個變幻莫測、日益複雜的世界,智庫如何準確地把握時代的脈搏,洞觀世界的走向,需要應對不斷增加的挑戰和困難。

  迪爾克·梅斯納就提出,對於嚴肅可信的智庫,有三點對其發揮能力至關重要:首先,它們必須具有出眾的學術研究水準並與利益組織保持距離,從而保證提出的政策建議,盡可能以解決問題為目的;其次,智庫必須與決策者保持聯繫,以獲取切合實際的資訊;第三,它們必須進行國際合作,以便得當處理全球化挑戰。

  詹姆斯·麥根對本刊記者説,為了實現有效和有意義的服務目的,智庫還需及時進行適宜的政策導向性的研究,並有效地讓政策制定者和公眾參與進來,以便彌合兩者在知識和權力上存在的鴻溝。

  同時,受訪專家還嚴肅地指出,當下所有的智庫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挑戰:如何實現和維持其獨立性,以便顯示“真理的力量”,或者能夠不受干擾地把知識、證據和專業意見運用於政策制定的過程之中。“不幸的是,並非所有的智庫都能在財務上、知識上和法律上獲得獨立性,從而有效地為公共決策提供諮詢服務。”他説。

  詹姆斯·麥根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這些問題顯得更加嚴重。他解釋説,由於智庫所能獲得的資金支援手段極其有限,智庫賴以生存的法律空間界定不夠明確,因此,智庫對公共政策決策施加影響的渠道還比較狹窄。□(參與采寫:《瞭望》新聞週刊駐洛杉磯記者于大波報道員王曉群駐柏林記者焦宇駐聯合國記者顧震球文字統籌:《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李紹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