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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新立:加強經濟增長結構調整與物價穩定的統一協調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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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鄭新立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

 

“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對於完成“十二五”各項目標任務至關重要。我們要抓住當前經濟中出現的主要問題,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提高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特別是要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與保持物價總水準穩定三者之間的關係,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邁出實質性步伐。

一、在穩物價和調結構中實現經濟的較快發展

“十一五”時期,儘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我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仍然高達11.2%。在經歷了新一輪快速增長期之後,經濟生活中也積累了一些矛盾和問題。突出的是,通貨膨脹壓力加大,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加劇,第三産業發展嚴重滯後,經濟增長過度依賴物質資源消耗,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差距繼續拉大,生態環境亟待改善。這些問題如不能及時予以解決,不僅會影響到近期的經濟穩定,而且關係到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今年的經濟工作中,必須把解決好當前矛盾同解決長遠發展問題有機結合起來,加強經濟增長、結構調整與物價穩定三者間的統一與協調,在穩定物價和調整結構中實現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是對今年經濟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解決各類矛盾的關鍵所在。抑制部分商品價格過快上漲,需要短缺産品的生産有一個較快增長。調整經濟結構,也需要在生産中依靠對增量的調節來解決。特別是要實現擴大居民消費這一目標,必須通過擴大就業來增加居民收入,這就更需要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應當看到,今年保增長的任務相當艱巨,主要困難在於我們可能會遇到需求不足的問題。一是前兩年政府啟動的4萬億投資計劃到今年已經基本結束,民間投資去年雖有較快增長,但能否彌補政府投資刺激政策退出所帶來的影響,尚難以確定;二是汽車、住房兩大消費熱點因各種原因開始降溫,銷售的增長幅度已經在下降,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三是為抑制通脹央行幾次加息,控制貸款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投資和消費的增長;四是發達經濟體復蘇緩慢,其進口需求近期難有大的增長,再加上貿易保護主義的不利影響,可以預計我國出口的增長速度短期內難以恢復到危機前的水準。因此,如何保持總需求的穩定增長,為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提供足夠動力,是今年宏觀調控必須高度關注、需要妥善處理的問題。

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是保持物價穩定和實現經濟長期較快增長的根本途徑,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舉措。只有深謀遠慮方能消除近憂。黨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正是從長遠出發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按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我們要在今後5年,全力實現“六大轉變”:一要大力調整需求結構,實現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出口拉動向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二要調整供給結構,實現經濟增長主要由第二産業拉動向第一、二、三産業協調拉動轉變,著力發展第三産業;三要調整要素結構,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方向轉變,以自主創新帶動産業升級;四要調整經濟與社會發展結構,改變社會發展嚴重滯後於經濟增長的局面,大力發展社會事業;五要調整城鄉結構,改變城鄉差距不斷拉大的趨勢,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六要調整內外經濟結構,實現由“引進來”為主向“引進來”與“走出去”並重的方向轉變。只有實現了這些轉變,我們才能增強自身的承受能力,從容應對工資水準提高所帶來的成本上升,有效化解通脹壓力。更重要的是,能否在這6個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不僅關係到今後5年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而且關係到未來10年、20年的發展,關係到我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問題。

穩定物價總水準,是今年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也是保增長與調結構的重要前提。當前物價上漲較快的趨勢明顯,居民消費價格在去年上漲3.3%的基礎上,今年1、2月份同比上漲4.9%,3月份突破5%,通脹預期明顯增強。物價的穩定關乎經濟的穩定,只有保持物價基本穩定,才能為投資和消費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為結構調整帶來必要的市場壓力。因此,穩定物價在一定程度上關係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戰略任務的順利完成。穩定物價需要從經濟總量上適度控制總需求,在經濟增長速度上做出一些犧牲。今年把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定在8%左右,把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定在4%左右,就是充分考慮了這一要求。

二、按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引導資金投向

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我國實行了較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加之外匯儲備增加較多迫使央行增發基礎貨幣,這就造成了當前流動性過剩,通脹壓力加大。同時,“十二五”時期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又需要大量資金。在此背景下,只有通過優化信貸結構,發展資本市場,把過剩的流動性引導到結構調整所需要的方向上來,才能既支援産業升級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又有效地化解通脹壓力,發揮一箭雙雕的效應。具體來説,要著力把社會資金引導到以下幾個方面。

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到資本市場。我國資本市場相對於銀行金融市場仍然比較落後。在企業資金來源中,分別來自資本市場和銀行貸款的資金比例約為3 :7,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約為7 :3;在資本市場中,債券市場融資與股票市場融資的比例在發達國家一般為7 :3,而我國的債券市場融資才剛剛起步。這就使得企業的融資成本偏高,金融風險過度集中于銀行,大量非上市企業融資渠道不暢。因此,我們應抓住當前流動性過剩的機遇,儘快把資本市場做大做強。要加快企業上市機制改革,擴大上市企業數量,鼓勵在海外上市的中資企業回歸A股市場,逐步開放在境內投資的外資企業在境內上市,降低創業板、中小企業板上市門檻,建立場外交易市場及場外交易市場與創業板的轉板機制,完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規範市場交易行為,增強資本市場對投資者的吸引力,使資本市場優選企業、配置資本、調節分配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從而起到産業升級發動機和資金蓄水池的作用。

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到戰略性新興産業。要加大財稅政策對自主創新和戰略性新興産業的支援力度,發揮財政資金引導和調動社會投資積極性的作用,鼓勵銀行和企業投向新一代資訊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産業。應設立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基金,支援重大産業創新發展工程、重大應用示範工程。完善和落實國家鼓勵自主創新的各項政策,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掌握自主智慧財産權和形成自主品牌。大力發展風險投資公司和股權投資基金,支援技術成果工程化、産業化。建立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扶持發展創業投資。擴大中小企業集合債券發行規模,允許戰略性新興産業的骨幹企業發行企業債券。推動信貸方式創新,開展智慧財産權質押融資、産業鏈融資等。

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到公用事業建設。據測算,每新增一個城市人口,潛在公用事業投資需求即為10萬元左右,如果每年增加2000萬城市人口,就需要2萬億元左右的公用事業投資。我國的教育、醫療等社會事業和城市基礎設施長期處於供給不足狀態,嚴重制約著居民生活品質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加大公用事業投資,既可以擴大居民消費、推動城市化進程,又能夠為閒置資金找到出路。但一直以來,這些領域主要靠政府投資,在政府財力不足的情況下,只能依靠土地出讓金和以地方財政為擔保的融資平臺取得收入,前者已成為推高房價的重要原因,後者則蘊藏著很大的風險,都是不可持續的。為此,我們要開闢新的公用事業投資資金來源渠道。建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採用特許經營權包括“建設—經營—轉讓”(BOT)、“建設—轉讓—經營”(BTO)等投資運營方式,把社會資金引導到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投資上來。鼓勵發展民辦學校與醫院。加快高速鐵路建設,完善現代綜合運輸體系。加快城際鐵路建設,以適應城市群發展的需要。在城市地鐵、水務和垃圾處理等領域,也可採取新的建設運營模式,實行市場化、企業化經營。

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到第三産業。到2009年,我國第三産業增加值僅佔GDP的43%,提供就業的比重為34%,比世界平均水準低十幾個百分點。第三産業發展的長期滯後,不僅加大了就業壓力,而且嚴重制約著第一、二産業的發展。我們要重點支援行銷、物流、諮詢、法律、會計、審計、技術市場、價格評估、服務貿易等生産性服務業的發展。根據第三産業企業小、個體戶多的特點,應建立面向小型、微型經營主體的小額貸款體系。應以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鼓勵民間投資的有關政策為契機,儘快制定允許民間資金髮起設立小型金融機構的實施細則。同時,對個體戶和創業者應實行減免稅政策。根據測算,如果能將個體經營戶的納稅起徵點從目前月營業額5000元提高到10000元,就會使約2000萬人受益,從而有效改善創業環境,而減少的稅收卻不到10億元。還要鼓勵發展連鎖配送、網上交易等新型業態。總之,要通過多方努力,儘快使第三産業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增長。

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到農業現代化建設。當前,加快農業現代化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機遇。一是社會資金充裕,大量資金正在尋找投資機會;二是農業勞動力轉移有出路,許多地方出現“招工難”;三是對優質農産品需求旺盛,農業現代化有市場支撐。實現農業現代化需要大批資金投入,依靠農戶自身積累和政府財政投入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創新機制,把大批社會資金引入農業現代化建設,才是唯一正確途徑。為此,需要建立新型農業投資經營主體,包括家庭農場、農業合作社、農業公司等,農民可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規模化、集約化農業。對農戶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應當確權頒證,依法維護其用益物權,推動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有序流轉。要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制度,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農業現代化將有力地帶動農用工業的發展,並將大批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支援第二、三産業的發展,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形成城鄉協調發展的新局面。農業現代化還將有力地帶動農業勞動生産率和土地産出率的提高,迎來生産力的又一次大解放,對縮小城鄉差距將發揮決定性作用。

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到海外能源資源投資和國際並購。我國外匯儲備雄厚,工業生産能力過剩,擴大海外投資可以發揮四大功效:一是到海外發展加工貿易,可創造新的出口需求;二是到海外並購一些具有較好科技資源的企業,可儘快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三是到海外獲得較多的能源資源勘探權、開發權,可緩解經濟長遠發展的資源約束;四是把外匯的貨幣債券儲備變為物質資源儲備,可有效規避外匯貶值風險。為此,建議中央銀行將部分儲備外匯轉存于商業銀行,由商業銀行將外匯貸給企業,滿足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對外匯的需求。

三、從增加短缺商品供給入手化解通脹壓力

當前的物價主要表現為結構性和輸入性上漲。在去年CPI上漲最快的月份中,食品價格上漲佔漲價因素的74%,住房價格上漲佔18%,兩者加起來佔到了92%。因此,今年要保持物價總水準基本穩定,必須把重點放在抑制食品和住房價格上漲上來。物價的輸入性上漲也非常明顯,尤其是進口礦産品價格的上升對國內工業品出廠價格的上漲形成了較大壓力,去年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同比上漲9.5%,推動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上升了5.5%。

抑制食品價格上漲是今年保持物價穩定的重中之重,其中最重要的是抑制城市蔬菜價格。為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強調“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通脹嚴重的時期,各個城市大力建設菜籃子工程,對抑制通脹發揮了重要作用。10多年過去了,大部分菜地已經變成了大樓,許多城市蔬菜供應的70%以上依靠外地長途運輸,既造成大量能源浪費和貨物損耗,也拉高了蔬菜價格。因此,有專家建議把“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延伸為“菜園子市長負責制”,這是有道理的。一般來説,大中型城市的蔬菜供應有50%—60%立足於本地,是經濟合理的,也符合建設綠色城市的要求。

穩定物價的第二個重點是抑制城鎮住房價格。住宅業的發展應以實現黨的十七大所提出的“住有所居”為目標。住宅既具有商品屬性和經濟功能,更具有民生屬性和社會功能,不能成為投機炒作的對象。日本房地産泡沫所帶來的教訓應當牢牢汲取。在某種程度上,房地産市場的穩定影響和決定著整個市場的穩定,而市場的穩定又影響和決定著社會的穩定。我們要實現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就一定要避免製造房地産泡沫。去年以來,國務院已經3次發文,就穩定城鎮住房價格提出政策措施,並已取得初步成效。關鍵在於強化地方政府的責任制,控制土地價格,大幅度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當前,要落實保障房的建設資金,確保今年1000萬套保障房按時開工竣工,並重視建立保障房的享受和退出機制。

近幾年,由於受跨國公司壟斷,我國進口鐵礦石等礦産品價格連年大幅度上漲。據有關機構測算,僅去年一年,我國付給外國公司的鐵礦石超額壟斷利潤即達230多億美元,國內鋼鐵企業已不堪重負。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除了統一對外談判,增強對進口價格的發言權,根本出路在於擴大海外投資規模,獲得更多的海外資源的勘探權和開發權,建立穩定的海外資源供應渠道,以打破跨國公司對價格的壟斷。不僅要鼓勵大企業“走出去”,更要鼓勵中小企業“走出去”。大企業辦不成的事,往往中小企業能辦成。中小企業拿到資源勘探開發權之後,要同大企業聯合起來,並與政府的援助貸款相結合,形成“走出去”的整體合力。經過若干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方能改變進口資源定價受制於人的情況。

國際石油價格的上漲,是我們難以控制的。一方面要通過擴大海外投資來解決,另一方面要立足於利用好國內資源,特別是要把我國煤炭資源豐富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我國已掌握了煤炭直接液化與間接液化的技術,並建設了幾條示範生産線,對污染物的排放業已找到處理辦法,且其生産成本遠遠低於進口石油價格,已經具備大規模生産的條件。應研究考慮以煤炭液化替代石油進口的戰略決策,這是有效降低對進口石油依賴程度的根本出路。

本文原載于《求是》雜誌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