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中國政府積極應對，相繼出臺了一系列保民生、保增長、促發展的政策措施，更多政策擴大消費，財政政策傾向民生，貨幣政策更趨寬鬆，出臺政策刺激出口……而一切都突出了“民生為重”的執政理念。在此際召開的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一系列關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要議題，更是讓老百姓充滿期待。中國訪談節目特別邀請到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老百姓關心的部分熱點問題進行解析和前瞻。

進入現場訪談：中央經濟會議民生熱點解析>>>>

農民作為主體參與經濟建設 會取得更好的效果

中國網: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出臺了很多關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要議題，在這次會議中您最關注哪些議題？

楊團:這次會議中比較關注興農合作社的問題。因為興農合作社第一次承接了財政部的農業開發項目。原來的財政部做農業開發項目的時候，都是直接把資金、合同放在當地政府裏承接，這次是財政部第一次把農業開發項目讓合作社來承接。合作社就參與了農業開發的規劃設計、材料的選購、監督、協調當地村民的工作。這是一個很好的模式。

以往做農田開發的時候比如要修橋、修路，要在農民的田裏打水井，這些都是農村的公共設施。這些公共設施政府出資，政府修建，這個事情過去政府出資、政府修建農民就認為這是事情是政府的。如果遇到在你家的田裏修水井，這個水井是給大家用的，這個農村戶就有很多問題，他説不能改。等到農民組織自己做的時候，他們把農業買法所有的項目做成是自己的事，我們是主體,所以他遇到問題的時候和大家一起討論，事情辦的很好。當地政府非常滿意，他們説如果沒有農民組織、農民參與，我們的工程時間要長，我們花的經費要多，我們給農民做的好事得不到農民的理解和支援，農民不高興。現在農民組織參與以後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而且農民組織參與的項目的資金鏈不小，在他們村修了不少的橋、路、設施，大約有120萬的設備、設施和資金。農民很有意思，他們自己選出一些監督員，這些監督員來監督包工隊的施工，發現品質不好，就要提出來返工，報告給政府。政府説農民監督員説的很對，就讓包工隊返工，有一個橋返工了三次才合格。如果要是政府去和包工隊談，往往談不下來，但是政府告訴包工隊，這是農民監督員監督的。所以農民參與去做農村的基本建設、基本設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這個作用的關鍵是農民做了主體，而且農民是用組織化的方式參與的。我自己覺得它是非常符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

因為農田基本開發的項目在今後有4萬億的投入，農村的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很重要的內容。基礎設施建好的話，的確可以拉動整個農村的農業的成長，而且也可以用這種方式讓農民更好的參與。所以它是一舉多得的事，財政部做了一件好事。農民組織自組織力比較強，能夠發動農民共同參與的地方，我們的投資一定能夠得到更大的效益。而且在公共設施建設的同時，讓農民的合作組織能夠有一個快速的成長。

通過這個來拉動整個項目工程的品質，速度也提升了，所以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看到了我們的政府部門和農民組織的密切合作。當時在言談會上，先是政府市裏的一個高主任講，然後是一個總工程師，是郢州區的，專門來負責這個工程的。接下來就是興農合的張勇理事長，然後我們到村民看農民是怎麼做的，自己怎麼監督的。我自己受了很好的教育。

解決農民增收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切斷中間環節 讓農民直接和市場對接

中國網：在這次的會議中，我們注意到要大幅增加對“三農”的投入，促進農民的持續增收。也就是説，不管要讓農民自身發揮主觀能動性，更重要的是要讓農民富起來。您在這方面有什麼樣的調研？或者您認為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在哪？

楊團:我在農村這幾年都跑過很多地方，包括去四川災區大概6次。我感到三農問題要解決，就要使農民增收。而農民增收最重要的困難和問題，第一就是市場行銷的問題。農民種的農産品能不能夠在市場上實現價值，市場行銷的鏈條太長，經常外來的商人去買農産品，然後一道道的批發，最後送到市場上的時候，在消費者手裏的時候價格已經翻了一倍多了。而這個價格是農民拿不到的，農民能夠拿到的只是很少的，頂多償還成本，而且利潤有時有，有時沒有。

所以如果要想解決農民增收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切斷中間環節，讓農民直接和市場對接，這樣才能夠真正讓農民所創造的價值真正到自己手裏。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我們持之以恒探索。第一個要點，一定要組織起來。分散的小農戶去對接大市場是不可能的，中間商實際上是一個小中間商變成大中間商，大中間商又變成商業企業，或者是企業的整體採購網。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第一農民能力組織起來，而且這個組織的規模不能太小。

第二，組織起來的農民要能夠和城市對接的話，其中是需要一個重要環節的幫助，這個環節的幫助就是直接對農民的運銷公司或者是運銷的大市場。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批發市場，但是這些批發市場不能夠直接對農民的合作社，而是對了一些大戶或者是公司。實際上，政府在這個方面要創造，要想辦法，怎樣能夠讓農民的合作社，包括專業合作社和綜合性合作社的農産品能夠直接進入到大賣場，大賣場減掉所有的中間環節，能夠儘快到消費者手裏。這樣一個過程，重要的就是要組織和組織、機構和機構的對接，而不是個人和個人的對接。

還有一個辦法，由農民合作社和城市消費合作社直接對接，中間也不經過大賣場。這是第二條路徑。第一條和第二條路徑，我在台灣考察農會的時候，台灣有一個果菜市場，每天早上3點中從台灣的四面八方，農民的合作組織拉著他們的蔬菜和水果到這裡來，5點開始拍賣。而這個公司是政府建立的，所有的設施、人員的工資都是由政府負擔。也就是説，它把成本全部由政府來負擔，讓農民的組織進來以後立即就可以實現它的價值，而且用拍賣的方式使它公平透明。所以，所有在台灣的農民組織，每個人都説這個大市場給他們的利益。

另外，在台灣有一個“主婦聯盟合作社”，有24000多人，已經建立了20年，而且遍佈台灣所有的城市。她們都是婦女，她們和合作社接起來，她們所需要的果菜、糧食都是綠色的，農民合作社直接把東西運到城市在他們的小超市裏擺上。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們學習。

我們這裡也有一點萌芽。比如在四川有一個河流研究會，這個研究會在郫縣的一個村莊組織了對接，由成都的主婦，一些消費者組織了一個合作社，大概有100人左右。但是這個合作社是一個萌芽，她們所需要的綠色的農産品都是由郫縣的一個小山村供應的。這個村裏的村民一星期供應兩次。所以我覺得中國這麼大，有這麼多的城市消費者現在非常希望綠色産品，尤其是三鹿奶粉的問題出了以後，大家更加關注大米怎麼樣、雞蛋怎麼樣、水果怎麼樣，大家都希望吃無毒的，是真正綠色對人身體健康有益的，所以這應該是一個大大大市場。但是怎麼能夠讓這種市場的需求真正變成一個高效的供給，變成高效的供給就要考慮組織。所以組織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只要這邊的消費者有這樣一個願望，而且真正幫助農民的合作社的組織，這樣的效果就是雙方都得益。

現在缺少這樣一個平臺。我在四川也聽到有一個叫“野草”的NGO，他説我過去只做城市裏的居民工作，怎麼樣讓居民們得到更好的文化方面的知識、享受。但是，我現在發現地震以後，一些城市知識分子的眼光開始向農民，所以他説我們得想辦法做城市和農村1+1，實際這個意思就是想打通他們之間的渠道，讓農民新鮮的、綠色的果菜能夠直接送到消費者手裏。

所以我很高興的是，已經有一批年輕的城市知識分子，這些NGO的頭頭們們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了。所以只要我們去想，只要去努力就沒有什麼不能實現。尤其在今天中央這麼好的政策大的環境條件下，最重要的是你們要發現問題，然後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矢志不渝的做下去。在這方面NGO起著很重要的作用，NGO做好了，就可以傳給政府，政府再進一步把它制度化和規範化。

中國網:剛才您説的非常對，在中央這麼好的大力支援下，有這麼好的機遇，農村出現很多新鮮的事物，有很多新的嘗試，出現了很多新的模式，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們剛才也談到要給農民增收，現在給農民增收的途徑也不外乎是兩種，一種是外出打工，一種是在家庭務農。但是在國際大環境下，這兩種綜合方式好象都受到了一些挑戰。外出打工現在是就業問題，本身壓力非常大，可能會減少一些就業機會；在家庭務農，現在糧食價格走低，對農民的收入也會産生一些影響。在這方面，您有什麼好的建議？

楊團:重要的是關於農民外出打工的問題，現在中國農村的農民每人平均收入2007年是4000多人民幣，但是1978年只有133塊錢，這三十年農民的確是大幅度的增收了。但是增收中的主要成分是來自打工，所有的家庭幾乎都是這樣。有的地方甚至差不多百分之百都是來自打工，有的地方算是，包括旅遊和果品、蔬菜，大概佔到三分之二的收入是來自打工，所以這是一個很嚴峻的課題擺在我們面前。

當經濟現在出現波動，我們受全球經濟的影響，尤其在珠三角地方有一些工廠倒閉，中小企業現在發不工資來，它就只好關門，這樣大批的農民工提前返鄉。我們以往實際上是到春節的時候才返鄉，返鄉之後又出去，現在大批的人提前返鄉。這樣的一個問題怎麼解決？我覺得要從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要看到這正好是中國加強農業，加強三農，提高農村的好機會。任何事情有兩面，它有負面的一面，就一定有正面的一面。正面的一面關鍵是你能不能發現機會。我剛才説怎麼樣把中間環節砍掉，讓農民直接和城市的需求對接，這樣兩種方式，一個是政府搞，直接對農民的大賣場、運銷公司；一是就是由民間的合作社直接對接。

如果這個做好了，它是完全可以創造不少就業崗位的，也完全有可能把農業的收入比例提升，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有的農民你問他，他根本就沒有一分錢是從農田裏出來的。但是未來能不能把這塊的比例提高，它對農民增收的作用非常巨大，因為它穩定。也就是説，實際上農民出去打工的增收，遇到的經濟波動，包括城市有一些部分服務業受經濟波動很嚴峻。但是農業的事情，人人都要吃，而且要越吃越好，而且價格高點不怕，只要是綠色的就好。所以這個部分我自己認為，它增收的潛力是非常大的，要搞健康食品，要搞健康農業，要做健康農業的大産業，這是一個很好機會。從三鹿奶粉引起的問題，人們的意識在提高，這樣需求就上升，只要供給跟得上，這塊的收入就會漲，這需要很多人從事農業、運銷、服務等等。所以這塊是可以好好的進行規劃和推動的。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方面，農民工現在從城市的很多産業退出來，這個問題怎麼辦。實際要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要解決農民增收的問題，必須兩隻手。一隻手要搞好大農業，是健康農業、有機農業、綠色農業。另外一隻手就是要搞好加工業、服務業，要通過加工業和服務業的産值、産量、規模的提升，起碼有一半的農民能夠融入城市和城鎮，包括小城鎮，能夠從非農方面拿到收入。如果我們的收入一方面來自農、一方面來自非農，那麼整個農民的增收問題就得到了保障。

非農這塊怎麼辦？非農的關鍵第一是發展中小企業，我們要改變産業結構，發展中小企業。第二，在發展中小企業當中，要選擇性的發展。也就是説，要更好的發展商業、流通業，包括金融業。也就是説，在中小企業當中，有一些工業的中小企業現在遇到經濟危機，它的産品銷不出去，外面的加工單子沒有了，只好關門。但是中國是這麼大的一個市場，我們自己完全可以消化我們自己的産品，只要我們的人眼睛都向內，看看中國13億老百姓，城市和農村有什麼需求，這樣我們根據這些需求來進行産業結構的升級改造，這也是中央經濟會議提出的，那麼就有一個希望。

舉個例子。中央的文件當中提到，就是我們要發展城鄉一體化的結構，要發展中小城鎮。這個非常重要。因為我到四川去過，而且看到一個現象。其實我在湖北建始縣那個看到過一個現象，就是我們合併鄉鎮的時候，把一些古舊的鄉鎮放在一邊，好幾個鎮變成一個大的鄉鎮。但是實際上，那些相對比較古舊的鎮都有幾條街，有原有的市場，而且有的時間很長。像湖北建始縣河水準那個地方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它已經不是鎮了。

在這些地方，它都有一個商業聚集、服務業聚集的空間，就有一些農民因為離非建制鎮很近，現在的交通相當發達，所以現在已經出現了這樣的人，我不知道怎麼概括他，他既不是農民，也不是農民工，他白天在鄉鎮做生意，做服務；晚上就回家，還住在村裏。這些人實際上他們家的人還在做，比如老人和婦女做農業，但是他本人實際上已經是非農了。我自己感覺到，像這樣的鄉鎮的發展現在沒有進入我們的視野。

實際上，小城鎮的發展不光是建制鎮，而且小城鎮的發展就像費孝通在20、30年前就提到“小城鎮、大問題”，就是説解決中國這麼多分散的小農戶，最終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是發展小城鎮。我是搞社會學和社會政策的，很多人對這個話不以為然，認為只有搞北京、上海，只有搞大城市。所以我自己感覺，改革開放30年，回過頭來看，真正解決三農問題，解決這麼龐大的小農戶怎麼走向現代化，怎麼讓他增收的問題，7、8億農民，我覺得小城鎮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回過頭來重視小城鎮的發展，重視這些白天上非建制鎮、晚上在家裏的人，這樣一種生活方式是把農村和小城鎮密切相連，是新型的城鄉統籌一體化。這部分的發展我自己覺得，如果中央給予注意，給予一定的投資和扶持，特別是鼓勵這些商戶在鎮上組織成一定的綜合性的組織，合作社的組織，協會的組織，包括有的可以做行業協會，然後把農村和城市怎麼結起來，形成一種綜合性的，又能統籌城鄉的發展模式。我覺得有可能在中國非常有希望。

因為從台灣回來，我腦子裏一直在想，為什麼日本、南韓、台灣走了100年，它的農業到今天還是很強，農民的每人平均收入相當於社會每人平均收入的70%，沒有人看不起農民，農民的地位很高，農村的周圍環境也很好，而且還有不少的原來的農家子弟又回到農村。為什麼？我後來想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是他們的選得對，他們最後走的道路我總結是“綜合農協制度”。實際上是多功能的，先從農村起步，最後和城市連成一個很大的網路，和城裏有一個很好的商品交換。

他們這條路是在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過程中形成的。我們今天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化，但是我們有這麼多的小農戶，這麼多的農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沒有可能借鑒他們農業時代走向工業時代的經驗，然後創造我們自己的綜合農協的模式。這種模式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多功能，不是只做一種産品，不是説只做農産品，而是它還有金融服務，還有養老、醫療，把農民所有的內需都拉動起來，用好的制度設計起來，滿足農民的供給。所以它是綜合農民所有的需求，給予供給功能，來應對農民的需求。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思考的，就是內需決不是一項一項分裂的，而是由一個組織，或者是一個組織的體系把它整合起來。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城鄉。城市跑的這麼快，每年城市和農村的差距都在拉大，這個事情不能持續，如果持續下去，我們的國家、政府、黨都會出大問題，所以大家已經有共識了。所以對我們來講，這個綜合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不僅是農民的各種功能要綜合，還有一個重要的是城市和農村的需求、供給怎麼讓它綜合協調。這是我們面對的大問題。

我們在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時候，要考慮到解決它的問題，要和農村相關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農民，而不要很簡單的讓他們進城，讓他變成城裏戶口，讓他脫離農村，這個思路是錯誤的。我們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時候，我們想到的是城鄉協調，我們想到的是他最好不離開農村。所以我剛才講那些非建制鎮很有道行。也就是説，白天他們到鎮裏面做生意，可以到處跑，但是他的根還在農村，住在農村。他在非建制鎮可能有一個房子，但是那個房子也許他住兩三天，因為他回家很近。這樣一種生活模式很可能是對我們解決三農問題，建立一個城鄉統籌協調的共同體，是有利的。

也就是説，在我們已經基本完成工業化任務，我們的人口主體是農民，我們有一個這麼沉重的問題，就是進入工業化，但是我們遺留了農業社會的重大問題，這些人口的收入怎麼提升，他的生活方式怎麼走入現代。這麼大的問題一定要有創造力的想法，一定要有非常有活力的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一定要吸收全世界的，包括日、韓、臺，因為東亞的模式和我們的文化接近，一定要吸收一切好的東西，還包括我們自己的實踐，把它總結起來，在一些地方做社會政策實驗。我覺得各地的實踐+社會實踐，才可以解決這麼巨大的問題。

現在中央有一個很明確的政策，要拉動內需，而且第一個就是三農。非常明白拉動內需的主體是農民，所以在農民、農業、農村發展上去進行組織創造和制度創造，我認為是解決現在問題最關鍵的。

 要促進社會和諧，不僅要注重城鄉之間的差距，也要解決農村之間的貧富差距

 中國網:剛才説了這麼多的例子，我們感覺到農村自身就有很好的創造力，是我們做科學發展觀一個很好的試驗田。在這裡面有很多的商機，農民自己就能找到。像您説的，不一定要取消城鄉戶口的差距來解決，都涌向城市，但他沒有找到工作，他又沒有土地，這樣他的生活更難維持了。

您剛才也多次要提到拉動內需，有4萬億。農村消費的市場非常大，剛才説要讓到他們增收，就是有錢，然後是花錢。但是我們都知道，要花錢就要有信心，有安全感，這個社會保障就非常重要。我們在這次的文件中也看到，對社會保障的力度非常大，提出不僅要有一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險關係的轉續的辦法，還有一個失業改革的方案正在向高層提出。也就是説要在各個方面，不僅在養老、失業、醫療，都要有一個全方位，讓老百姓有一個安全感的政策，這樣大家才敢消費、花錢。從社會保障方面，您有什麼高見？

楊團: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我最近在研究中國扶貧戰略的轉型。因為我們當時提出87扶貧計劃的時候，當時農村貧困的人口大概有2億5千萬，佔整個農村人口的30%。但是據2006年統計，實際上貧困人口已經是1500萬，佔總人口的1.6%。因為78年的農民每人平均收入133塊，當然還有物價的應該扣掉，可能2007年已經到了4000元。

所以在這樣情況下，就要考慮我們原來的扶貧戰略，就是把扶貧作為一個獨立的系統，從上到下，從國家扶貧辦，然後是市、縣扶貧辦，政府拿出多少億，每年拿出很多錢，給各級去扶貧，給農民戶一定的資助。但是這個事情是在我們沒有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時候制定的，是87年的。我們的農村社會保障的制度是在最近幾年快速先前推進的，我們以往的農村社會保障，或者是國家保障是在計劃體制下的，基本上是由村裏，或者是人民公社自己負擔，比如説五保戶，它並不是政府出資，所以那個時候的保障只是一個概念性的。

現在中央在最低生活保障，就是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上已經大批出資了，全國各地基本都已經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民政部原來的困難戶救助，那個時候不是太規範和制度化，是一個臨時性的，現在是固定性的制度化。還有新型合作醫療出資了，從03年到現在，而且在不斷遞增，今年新型合作醫療已經實現全覆蓋了。

還有養老保險。最近人力資源部正在策劃的就是政府要出一部分資，給予農民最低的基礎養老金的制度，然後再讓農民做個人帳戶。這套東西説明，實際上我們今天在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有了一個基本架構，這樣一個基本架構已經可以承擔當年沒有這個架構時對於貧困農民的扶持。也就是説，如果我們的扶貧戰略轉型，而不把它孤立起來，把我們的扶貧工作融入我們現有的體制，讓方方面面的，不管是養老、醫療、救治，還有農村的社會福利、服務，老人的服務、包括敬老院等等，這些工作都融入進去的話，就可以比較好的解決農民的生活水準和生活品質問題。

所以從這一點來説，我已經看到這樣一個希望，就是這幾年我們在農村社會保障當中的力度很大，已經起到了相當不錯的作用。所以實際上，政府的體制、結構是應該適應新的環境加以改造。扶貧辦有沒有必要從上到下變成一個孤立的體系，而且這個資金的效益不高。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實際上各個部門到農村是整合在一起的，把這個體系建設好，會對農村有更大的幫助。所以我想這個問題是結構化的問題，或者它是社會政策的問題。

至於到每一個養老、醫療，農村住房問題時，特別是汶川地震以後，大批的，幾千萬的受災人口的住房要在最近幾年很好的解決它，這是重大的工程。還有最低生活保障。這些都是可以一一討論的。我想説，農村的醫療最重要的是建立起農民的健康保證體系。也就是説，我們現在講全面健康行動，中央也倡導這個。全面健康行動是對人的生活方式的改變，據過繼的專家研究和通集，致病的因素，解決的問題人的行為方式改變的貢獻最大。如果是醫療的話，它對解決你自己的健康的貢獻只有8%，但是這8%的佔了90%的子。所以在農村，因為我們有藍天、白雲、土地、河流，還有綠色的莊稼，這些都是健康的因素，農村最容易打造一個健康的空間和發展健康的農業産業。我覺得在醫療方面，當我們已經全覆蓋了，解決了大病問題，之後要關口遷移，要解決社區的預防保健問題。但是社區預防保健的關口其不夠權威，還要再遷移，就是要解決人的生活方式的問題，要解決健康的問題。解決健康的武裝就是在這個方面投資。怎麼去解決人的健康運用呢？不是靠藥，也不是一般的防病，而是乾脆不得病，就是活的健康，這多好，要開發健康産品線，如果網友有這方面的興趣，我很願意和你們討論和聯繫，我説的是又發現新的創造空間。比如説健康草屋，我在農民那裏看到很多健康操舞，不是我們做的廣播體操，而是各地帶有民俗風情的操舞。

還有健康的遊戲。我們有一些遊戲幫助大家進行互動，相互認識，能不能通過這些遊戲來本身大家認識健康呢，現在有一些做的很好，我們把原來很多遊戲搬在災區，讓老百姓相互了解。還有我知道有一個專家，他是一個大畫家，得了好多獎。他專門嘩一些很簡單畫，而且把很多廣告的標識，地鐵的標識，不要仍垃圾，但是沒有字，都是畫，他把這些集中起來，他發現這是一種語言。我覺得這個很有創造性，很有啟發。我們的健康宣傳能不能讓普通老百姓，尤其是農民看到，我覺得這些東西應該開放。

而且應該培養健康知識。所以我想這個方面可以開發的東西很多。只要我們跑開傳統的思維，而且用創造裏的眼光看世界，看需求，我覺得新的思路、方式就站在你的面前了。

中國網:您的確給我們描繪了非常廣闊的空間，讓我們看到了很多的希望。在這次的經濟工作會議上不但有擴大內需、提高大家的收入，提高更多的機會，有更多的社會保障，還有一點就是要讓更多的人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要讓各個階層之間的利益達到充分的平衡。在這方面，我想聽聽您的看法？

楊團:因為我是三句話離不開農村。我覺得現在在農村已經出現了一些利益群體，比如説農民出身的企業家，還有一些農業大戶，這些已經很成氣候了。有一些企業家用農産品進行加工，比如説在湖北建始縣有一種植物叫魔芋，這是健康食品，加工以後可以賣到日本和台灣。國內對健康食品沒有感覺，人家早就覺得很重要了。所以別以為我們現在生活好了，收入高了，其實我們對自己身體的愛護，還遠沒有達到比較先進的水準。發達國家和地區就是走在我們前面，這要承認。

我在農村走的時候發現這些大戶、這些企業在做農村發展的時候，他們的思想是以賺錢利益為目標的。所以他們如果要以農村為農場，然後把農民作為給他生産原材料的工人，他實際是挑選的，他決不是像政府那樣，我把所有小農戶都帶起來，把所有貧困都帶起來，他一定要挑你家裏有多少地，你能生産多少糧食、水果、蔬菜，你要是不夠規模，他就不要。所以很顯然，普通老農戶是分散的，沒有人保護他，而大農戶以及企業，他們已經形成了利益群體，而且這個團體最糟糕的是很多地方的政府只看到大農戶和企業，他們的錢，包括扶貧的資金，只給這些人，而這些人又帶不起小農戶。所以這樣就逐漸在農村形成了利益群體的分割，也就是小農戶越來越和你不是一條心，所以真的是到小農戶發表意見，包括討論選誰的時候，他心裏當然不樂意。而政府的眼裏看的是大農戶，看的是企業，而且這些大農戶和企業基本上都是當幹部的。所以現在面臨的農村的農民被這樣一個利益群體在分割的狀態，所以這件事情是很嚴重的。

現在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第一要認識到，我們的政府不是為了個別的企業家、大農戶服務，政府的責任要覆蓋全體，不管是社會保障、扶貧、經濟發展，一個都不能少，能夠帶起來走，這才是我們的責任。怎麼達到這樣責任？政府第一要認識。因為有一些大農戶和企業在市場的競爭中學會了不好的東西，就是想辦法給你一點好處，就和某些政府官員拉成一片，讓上面來的錢、項目、所有的好處都落在我的盤子上。這樣這些人開始和政府的某些官員結成利益團體，我覺得這個情況很嚴重，在有些地方尤其嚴重。

所以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大思路。為什麼會産生這樣的問題，先要想原因，原因由於我們的某些政策，特別是扶貧政策，包括一些開發的政策，對農業産業的扶持政策的問題。我們的扶貧開發載體是誰？我們的載體不是一個都不能少，把所有的農民都拉起來的綜合農業，像日本、南韓那樣，而是星星點點的，這個企業、那個企業、這個大農戶、那個大農戶等等，他們自己的工廠和企業總是一小部分，根本不可能把全體拉起來。

我們的一些合作社其實就是這些企業和這些大農戶自己辦的某些事業的翻版。也就是説，看到國家定了專業合作社法，我就可以跟著上，因為我可以免稅，政府現在支援專業合作社，我就馬上翻版變成合作社要錢去。這樣的問題導致了農村社會內部的利益分化，而且集團性的利益分化越來越明顯。

所以我想，第一要考慮我們自己的政策，我們國家自己制定的政策裏面是不是缺乏了重要的視角，就是社會政策的視角。我們是不是腦子裏就想著經濟，政府給錢，你就要帶來效益，只有給一個農業企業，就可以算帳，我給他投資多少，他最後産出多少。我給一個大的專業合作社，或者一個大農戶，就可以説給他投資多少，他出産了多少糧食、水果。這個思路是一個單純的經濟觀點，和過去要GDP的概念一樣，只要GDP的增長，而不要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

如果我們用社會學、社會政策的視角看這個問題就不一樣了。他們發現，原來他們帶起來的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而且這個很少的人給他投的越多，它的每人平均所得就越高；它的每人平均所得越高，就和普通小農戶的差異越大。現在的問題就是農村的兩極分化比城市還大。這就是政策的結果。

如果政策出了這樣一個結果，就是經濟從表面看起來是上升了，但是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從整體的拉上農民的收入，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看是不好的，因為它加大了差距。不但加大了收入上的差距，還拉大了人心的差距。就是你和我不是一夥的，咱們不能一塊。其實農村原來很和諧，當然農業社會本來差距不大，大家都在一起做著差不多，容易和諧。等到一分化，人們都跑出去，有矛盾了，就不容易和諧了。但是有矛盾以後，怎麼能夠讓大戶、大企業家認識到一個人致富不是富，要全體農民，全鄉鎮，甚至全國農民致富才是富。怎麼樣讓這些人認識到？只有這樣，他才能夠和家鄉，和鄉親父老不拉大距離，而且在一起。

所以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在這些企業家和大農戶，主要是政府，主要方面在政府的政策。在政策裏面沒有社會政策和社會學的視角，沒有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還是單純經濟觀點。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現在分成各個不同的利益群體很正常，因為在市場體制下，它的利益就是多元化的，有不同的利益群體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本身是社會成長、發展的一個標誌。但是維護自己利益的時候，不要損害他人的利益。大農戶最後拿了國家的錢、國家的物資，最後你的收入上去了，但是你損害了你的鄉親父老的利益，你的周圍還是那麼窮。

所以怎麼才能夠不損害他人的利益，而且讓他人也得到成長的同時你得到利益。這樣一個概念在利益多元化的市場當中是非常重要的原則。而這個原則，作為黨和政府，應該想這本來由於你的責任，全體老百姓選的你，你代表的不是某個利益集團，是一個整體。從這個意義上講，應該是毫無異議的。但是您所制定的政策，特別是在政策執行的過程當中所發生的問題一定要反思，要回顧，解決好它。不僅要注重城鄉之間的差距，而更重要的是農村之間的貧富差距也要引起我們的注意，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往前走，才能夠真正達到我們的目標。（中國網 王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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