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兩會期間，中國網邀請到全國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經濟學家辜勝阻先生，就構建“內需主導、消費支撐、創新驅動、均衡共用”的發展模式等內容進行了訪談。下面是文字實錄：
主持人：各位親愛的網友，大家好，這裡是兩會直播間。歡迎辜先生，請您對當前經濟、當前社會發展中的很多問題跟網友進行探討。我的第一個問題，對於2010年中國宏觀經濟來説，可能最大的一個問題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您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需要構建一個什麼樣的發展模式？
辜勝阻：今年兩會主題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因為我們在2009年最主要的任務是保增長，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我們經濟增長方式出現了幾個方面的失衡。
首先，金融危機對我們國家的外需衝擊是最大的，我們國家的政府通過拉動公共投資，通過提升內需來彌補外需的損失和受到的衝擊。在內需和外需方面我們看，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過多依賴外需。這樣內需和外需的明顯失衡就暴露出問題來了。
另一個，在這場應對危機的過程中間，我們發現經濟學意義上增長的三駕馬車也出現了一種失衡的局面。現在我們擴大內需主要靠投資，投資對GDP的貢獻超過90%，在三駕馬車中間，投資、出口、消費，投資這匹馬很強、很大，但消費這匹馬很瘦、很弱。所以也存在著投資和消費之間的失衡。
第三，我們看到在投資中間很顯然主要是靠政府的公共投資和國有企業的投資，民間投資的勢頭比較弱，比如説廣州政府的公共投資增長速度是60%以上，而民間投資增速只有不到1%。所以，這又是一個失衡。
從社會結構來看，我們還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城鄉之間失衡。有人説我們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還有在企業結構中間，我們的中小企業發展不足，特別是小型企業在金融危機中受到的影響和衝擊比較大。我們保就業主要是靠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對城鎮就業上做出了80%的貢獻。
從産業結構來看，我們的第三産業、服務業發展也不夠。最為重要的一個失衡是我們長期以來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廉價勞動力這種要素來支撐經濟的高增長，不是靠創新，不是靠管理，不是靠人力資源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
所以，我們究竟需要構建一種什麼樣的模式，我們上面的這種種失衡表明我們要調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我認為我們的合理髮展模式應該是“內需主導、消費支撐、創新驅動、均衡共用”。
為什麼要提均衡共用呢？我們消費不足的問題主要出在分配上面，總理講到我們不僅要把蛋糕做大，還要把蛋糕分好，現在我們的蛋糕應該説很大，但是怎麼把蛋糕分好？只有分好了蛋糕以後，我們才能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
消費是經濟發展中的短板，怎麼改變這種短板的狀況？要通過分配製度的改革。為什麼是創新驅動？我們現在過多的是在依靠廉價勞動力，依靠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形成中國製造的競爭優勢地位。中國是製造業大國，這種局面説明我們是在低端市場上的競爭，我們的總量雖然很大，但是我們大而不強，我們的速度雖然很快，但是我們快而不優，要改變這種局面，要靠創新驅動。最後我們要把蛋糕分好，均衡共用，讓所有的勞動者能夠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所以16個字：內需主導、消費支撐、創新驅動、均衡共用。
主持人：咱們2009年遇到了結構失衡，2010年發展可能不光就是講究速度，要進一步講究發展的平衡。
辜勝阻：如果説2009年主要是保增長，2010年最為重要的任務是調結構。再講得更具體一點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溫總理城鎮化新政是政府工作報告最大亮點
主持人：説到經濟發展方式這方面，您剛才説的這16個字是一個很好的方向，但是可能要真的去執行它或者做它，對於我們國家來説其實還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每一個問題相對來説都比較難解決，需要一步一步去推進。
您説過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關鍵是擴大消費，説到擴大消費，因為擴大消費可以有效的啟動內需，當前城鎮化和農民工的市民化是未來引爆這種內需可持續性發展重大的主題。這句話可能很多網友理解得還不夠深刻，這方面請您給我們做一個解讀。
辜勝阻：這次總理的報告當中一個很引人矚目的亮點就是城鎮化新政，最重要的就是要放開中小城市的戶籍，這一點很重要。應該説我們改革開放30年來，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現在我們有2.3億農民工，工業製造業中大量的工人都是農民工。他們實現了職業的轉換，他們也實現了地域的轉移，從農村到城市。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的東西是沒有轉變的，就是身份沒有轉變，他們頭上還戴著“農民”的帽子，還是農民工，不是市民。在待遇方面，農民和市民之間還有很大的差異。所以，放開中小城市的戶籍，就意味著可以讓農民工實現市民化。戶籍不簡單是一張紙，戶籍背後涉及到社會就業、子女教育、勞動工資、住房、社保等等一系列的城鎮居民的待遇。所以，市民化的背後就意味著政府需要很大的努力去提供公共服務，這也會帶動農民工的消費。現在農民的平均收入和市民的平均收入都有很大的增長，農民工收入是介於農民和市民之間，收入比農民要高，他的消費能力相對比農民要高。城鎮化新政當然還有其他的要點，比如説要擴大縣城基礎設施的建設。
我20年前對很多縣城做過研究，那時的很多縣城只有1—2萬人，20年過去了以後，這些地方現在已經達到20萬人、30萬人、40萬人，有的甚至70萬人，比較典型的就是義烏。義烏過去就是一個縣城，現在已經到70萬人。從小縣城發展到今天的中等城市，周邊很多縣城發展成為小城市。所以，縣城發展非常非常重要。現在我們有很多農民工在北京、上海打工，賺了很多錢，他們買不起北京的房子，但是很多農民工都回到他們老家的縣城購房，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覺得很難融入大城市，但是他們又回不去農村，現在有些縣城的房價每平方米1000元，這些農民工在縣城，希望通過縣城來實現他們的“市民夢”。我們的政府如果能夠因勢利導，這樣就可以使農民工找到他們的歸宿，在那裏實現他們的夢想。
主持人：看來農民工市民化也好或者城鎮化也好，可能都是從中小城市或者是從這些小的城鎮開始發展的，大城市應該是第二步考慮的。
辜勝阻：大城市現在需要大量的農民工，應該説如果我們這些大城市離開了農民工，它的運作就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大城市也能吸納很多農民工，但是這其中也有問題。我們也有很多國際上的經驗教訓可以吸取，比如我們講城鎮化的拉美化現象就是在拉丁美洲這些國家，大城市打開城門，讓農民能夠非常自由的進城。拉美化就是讓非常明顯的貧富差異集中在大城市，一邊是大量的貧民窟，一邊是高樓大廈。拉美化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對立，把社會矛盾都集中在城市，另外也帶來很多交通、治安等等方面的大城市病。
目前對於在大城市有穩定的職業收入的這一部分農民工，政府也應該逐步的來解決他們剛才提到的這些問題，比如説工資待遇要逐步提高，社會保障要跟進，特別是子女的上學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特別是要讓他們的下一代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權利，享受到公共財政的陽光。
我個人認為，戶籍的改革首先從中小城市突破。我講戶籍制度的改革要圍繞著三個“中”，一個是在中西部，因為中西部是大量勞動力的流出地。再一個是圍繞著中小城市，還有一個總理在他的報告當中也講到，要鼓勵返鄉的農民工創業，通過創業來解決就業發展中小企業。比如去年的安徽就有幾百萬人通過創業帶動一大批人實現就地就業，這樣就不至於搞“空城計”，讓我們的中小城市建立在堅實的産業基礎上。
所以，概括起來要進行戶籍制度的改革，使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的農民工實現市民化。然後大力發展縣城和中小城市，把這個地方的基礎設施做好。再鼓勵農民工創業。因為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能夠減少巨大的社會代價，現在1.5億農民工向城市流動，和他們的家庭是分開的，我們國家現在有幾千萬留守婦女和6000萬留守兒童。我們現在聊到的有中西部的很多農民工不願意到沿海去打工，因為農村的收入提高了，他們的就業機會隨著東部的産業向中西部轉移以後，他們在家鄉也能找到較好的就業機會，他們的收入低一點點，但是他們的生活品質可能比外出打工可能好一點，所以現在出現用工荒、民工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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