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正式頭銜的神秘來客住進了釣魚臺國賓館
1963年10月22日，北京來了一位秘密客人。他不是政府成員，也沒有正式的外交頭銜，卻住進了釣魚臺國賓館。此人乃是受戴高樂委派來華商談中法建交問題的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
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同富爾先後在北京、上海進行了六次實質性會談。我作為外交部法國科負責人有幸參與了談判的全過程。
談判的核心，是如何處理法國同台灣的關係。正是在這個核心問題上雙方出現重大分歧。富爾雖表示法國只承認一個中國，但一再強調，希望中方不要強加給戴高樂使他“不愉快或者丟臉的條件”；希望中方不要堅持讓法國先主動同台灣斷交。中國政府一向堅持，凡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必須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周總理明確表示: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台灣問題解決之前，不能建立外交關係和交換大使。”談判一度陷入僵局。
最後兩輪會談在上海舉行。考慮到中法建交有利於打破美國和國際反華勢力對中國的封鎖、包圍，也有利於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壟斷世界事務，而且對發展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有著重要意義，中方擬定了“直接建交”新方案。
新方案在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原則立場的同時，對建交的具體步驟和“驅蔣”的具體方式採取了變通處理的方針:不要求法國先宣佈同台灣斷交，而以內部默契這種匠心獨運的方式處理法臺關係問題，即在中法雙方就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並承擔相應義務達成默契的情況下，採取中法先宣佈建交從而導致法臺斷交的特殊方式。
周總理口授三點默契，法國特使愁容頓消
當時毛主席在上海小住。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先期去上海。毛主席與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陳毅面商後，在“直接建交”方案上批示:“照此辦。”我隨同富爾去上海，一路上富爾情緒低落，平時談笑風生的他變得寡言少語。抵上海不多時，我被周總理召到他辦公之處。總理口授了三點默契的內容，由我筆錄，隨後譯成法文，交給富爾。
看完譯文，富爾愁容頓消，認為這個方案合情合理，可以接受。周總理和富爾著重就三點默契的措辭反覆推敲、斟酌，最後達成一致。主要內容是:法國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法國支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法臺斷交後，法國撤回它駐台灣的外交代表機構和外交人員。
三點默契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一向堅持的建交原則和法國政府對建交所承擔的相應義務。這是中法建交協議的基礎和核心。
11月2日，毛主席接見富爾夫婦，標誌著中法建交談判圓滿結束。
中法建交被喻為“外交核爆炸”
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宣佈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中法建交被西方媒體喻為“外交核爆炸”，轟動國際社會，堪稱現代國際關係史上的精彩之筆，也是新中國外交的一大成就。
此前，中方組成以外交部西歐司副司長宋之光為代辦的建館先遣班子，我忝為成員之一。法方也任命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克洛德·沙耶為代辦，整裝待發。
中法建交公報發表後，國民黨駐巴黎“大使館”賴著不走。法臺關係的走向頗為引人注目。1月30日，毛主席在接見法國國民議會法中友好小組代表團時，向法方發出明確的資訊:法臺關係不解決，“我們不接納你們的大使，我們也不派大使到你們那裏去”。當時周總理在國外訪問，鄧小平代總理接見宋代辦和我時，指示代辦早日赴法，首要任務是進行“驅蔣”鬥爭。法方也要求中國代辦先去巴黎，以利於擠走台灣的“外交代表”。於是，先遣人員定在大年初二（2月14日）離京赴法。先遣組將視“驅蔣”鬥爭的進展情況，作好留與撤的兩手準備。
戴高樂信守協議，按三點默契行事。他指示法國總理和外長:“從國際法的觀點看，只有一個中國。……有理由不承認台北代表機構的外交地位，並儘快向其告知此意。”2月10日，法國政府正式通知台灣駐巴黎的“外交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員到達巴黎，台灣外交代表機構就將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儘管美國要蔣介石不主動同法國斷交，但是，迫於形勢，台灣當局不得不于同一天宣佈斷絕與法國的外交關係，並撤銷其駐巴黎的“外交代表機構”。法國也宣佈相應撤回它駐台灣的外交代表機構和外交人員。“驅蔣”問題就這樣順利解決了，它為實施中法建交掃除了最後一個障礙。由於法臺關係已解決，法方對兩國先遣人員人數和抵達時間提出了對等要求。即中方先遣人員減為6名，中法兩國的代辦2月23日同時到達對方首都。
代辦抵達對方首都本是極平常的事。而宋代辦一行抵達巴黎卻受到出乎意料的盛大歡迎，單是前來攝影、報道的記者就有數百名之多。即此一端，足見中法建交的轟動效應。法國首任駐華大使佩耶5月27日抵京。中國首任駐法大使黃鎮亦于6月2日到任。中法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進程宣告圓滿完成。
（張錫昌 前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政務參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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