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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實錄：蔡方柏解密中法建交歷程>>>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建交40週年，作為當年中法建交談判的參加者，我深感40年前震動世界的中法建交，是毛澤東外交思想的一次重大勝利，也是周恩來總理和法國總統戴高樂外交智慧的結晶。
新中國成立後， 美國政府繼續支援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集團，對新中國採取敵視政策，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外交上孤立。直至1964年，西方大國除英國和我國有半外交關係外，其餘沒有一個國家敢於同中國建交。1958年戴高樂在法國重新執政，奉行獨立自主政策，對美國在北大西洋集團內稱王稱霸、控制西歐甚為不滿，主張 “歐洲人的歐洲”，和西德等6國結成歐洲共同體。他還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左右世界事務，反對其推行核壟斷、核訛詐政策，積極發展自己的獨立核力量。他為了實現自己的全球戰略計劃，謀求改善同中國的關係，準備同美國唱對臺戲，承認新中國。
那個時候，敢於不顧美國的反對和中國建交，足見戴高樂是一位富有政治遠見和政治勇氣的政治家。戴高樂走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步，儘管建交談判時，法方極力避免是法國先提出建交的，但實際上，這個首先提議的功勞理應記在戴高樂的名下。
戴高樂有一個承認中國的英明戰略決策，卻不願公開承認中國的建交原則，特別是不願主動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以為承認中國的建交原則，就是強加給他的先決條件，有損其尊嚴。他親自指派的代表埃德加·富爾在北京和周恩來總理及陳毅副總理兼外長談判，周恩來原則堅定，觀點明確，待人以誠，耐心説理，説得富爾無言以對，明知不承認中國的建交原則是行不通的，仍然堅持雙方都不提先決條件的立場，因為這是戴高樂的底線，他無權突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一個可行的變通辦法，談判只能破裂，不但戴高樂承認中國的目的不能實現，而且其尊嚴也會受到影響。
周恩來在整個談判過程中自始至終表現出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博大胸懷和高度的政治智慧，他在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下，緊緊抓住新中國外交面臨的這一重大機遇，力爭談判成功。在和富爾談判的關鍵時刻，考慮到法方一再聲明不製造 “兩個中國”的承諾，只是措辭上有困難，在請示毛主席同意後，提出了一個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在聯合國支援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及和台灣斷交這3個原則問題上，達成內部默契的辦法，從而突破了難題，既堅持了中國的原則，又照顧了法國的困難，使中法建交的原則問題在實質上得到了合理解決。
不僅如此，後來兩國政府代表在瑞士繼續談判並最終達成協定，也是周恩來和戴高樂的外交手筆。法國代表提出的建交方案，綜合起來就是：在北京和巴黎同時發表只有(兩國政府決定建交、互換大使)兩句話的聯合公報，其意圖很明顯，就是以這種方式取代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的方式，即法國先照會中國願意建交並互換大使，中國復照同意，然後相約同時發表來往照會，宣佈建交。這一改變，可以避免是法方主動提出建交，也更符合法方不主動和台灣斷交的做法。我方採取靈活態度，同意了這種方式。
協議達成後，對方説今天達成協定的全部內容都是戴高樂親自批准的，他不必再報告法國政府。中國前駐法國使館參贊張錫昌最近著文披露，中法建交，戴高樂有一件手諭，這種方式和公報措辭都是根據戴高樂手諭定的。而我最後同意只有兩句話的公報和聯合公報的方式，同時提出我方將單獨發表聲明，説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國政府談判建交，互換大使並重申台灣是中國領土，反對製造“兩個中國”。也正是我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向正在那裏訪問的周恩來總理彙報時，周總理親自指示我的談判方案。這就重新上演了北京談判的情景，法國以聯合公報方式取代戴高樂特使親自在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方式，如果沒有中國總理的同意是行不通的；而單獨發表聲明的英明決策如同“內部默契”一樣，解決了建交的一切難題。於是歷史上出現了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公佈建交聯合公報，1月2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奉命發表聲明這樣一種獨特的建交模式。
全部建交談判過程顯示了戴高樂是中法建交的倡導者，沒有戴高樂的主動，就沒有那個時候的中法建交談判；同樣，沒有周恩來的促進就沒有談判的成功。我們可以看到，周恩來是根據毛澤東的偉大國際戰略思想來處理中法建交問題的，他的視野已超出了“建交”事務本身，是從當時整個國際局勢和外交鬥爭需要的戰略大局來考慮中法建交這個具體問題的。中法建交在當時國際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對以後的國際局勢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者曾任中國駐瑞士大使、中法建交談判的中國政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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