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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實錄：蔡方柏解密中法建交歷程>>>
2008年11月12日，外交部正式宣佈：1961年到1965年的檔案，經解密後正式向國內外開放。本次開放檔案共41097件，內容豐富珍貴，包含了外交部在工作中形成的各類指示、報告、談話記錄、來往電報，以及召回類的外交文件。這是2004年以來外交部公開解密的第三批檔案。那些有關戰爭與和平、發展，世界與民族、國家的較量，都已不再是“國家機密”。
中法關係
和法“閃電”建交，新中國爆發“外交原子彈”
1964年，戴高樂對尼克松説：“中國還不強大，現在就承認中國，比等到中國強大起來，你們被迫承認她要好。”事實證明，戴高樂這一論斷是極具長遠眼光的。
通過第三國尋求接觸
戴高樂將軍于1959年1月再主愛麗舍宮後，推行戴高樂主義，與美國相抗衡。20世紀60年代，中法的角色類似：一個是在全球範圍向美國霸權挑戰的不馴服的盟國；一個是不聽從指揮棒直至公開脫離蘇聯軌道的“大家庭成員”。
這正是促成中法建交的基本因素。可以説獨立自主是中法之間基本共同點，也是中法建交最重要的政治基礎。
當時中法沒有外交關係，中國駐瑞士使館承擔了某種對法外交功能。在此次解密的編號為110-01984-03的一封1963年3月的帶“絕密”字樣的文件中，駐瑞士大使館提出了“法美矛盾和我對法工作的意見”。
該文件提出：“在國際鬥爭錯綜複雜的情況下，我對法工作應採取積極主動的方針，區別對待美、英、法、西德等國，充分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特別是法美矛盾，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擊美帝。”
事實上，兩國駐瑞士使館的工作人員已互相試探了。一份解密文檔顯示：1963年3月20日，王進參贊拜訪法駐瑞參贊高桑。王引用戴高樂的話説，“法國有自己的人格”，中法均有悠久的歷史文化，現在中國也是個大國，也不容別國歧視。王進話中的兩個“也”字，別具意味。
高桑説：“戰後，法國重建了自己的經濟。法並非反美，而是認為自己可有所作為。因此，報紙上將肯尼迪面前的戴高樂比作赫魯曉夫面前的毛澤東。”
法方同樣利用第三國的外交舞臺尋求與中國的接觸。
一份1963年8月1日的來自中國駐柬埔寨使館的加急文件顯示：法國駐柬埔寨商務參贊Calzarone私下對中國外交官表示：“法國和中國不久後可能建立邦交了。幾年來法國一直在研究中國，認為同中國交往比同英美蘇等國要好得多。法國是大國還受人欺負。英國同法國是世仇，蘇聯是大國（沙文）主義，歐洲國家都怕它，美國就更別提了。他們害怕歐洲的法國和亞洲的中國，簽訂禁核條約就是為了限制中法兩國的。”求同之心，溢於言表。
很快，在一份等級同樣為“加急”的解密文件中，中國駐瑞使館提出了“關於加強同法國政界人士接觸並相機邀其訪華”的建議。其中主要的候選人為富爾、密歇勒和加比唐三人，其中富爾便是後來起到和基辛格同等重要作用的法國密使。
法國前總理的北京之行
到1960年代初，與中國建交的問題便又提到了議事日程上。正在瑞士達沃斯休假的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去伯爾尼會見我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要求再次訪華。他表示，此行純係私人性質。
經周恩來總理批示,外交部很快復電同意，有趣的是，復電中談到:“關於費用問題，爭取來往旅費由他自己負擔，在華期間（食宿、交通等）費用由我負擔，如富爾主動要求我負擔全部費用，亦可同意。”
10月中旬，駐瑞士使館再次來電稱，富爾動身來華前，專程去伯爾尼，向中國駐瑞士大使説明：前不久，他見了戴高樂將軍，“此行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戴高樂”。
富爾主動稱，他明確反對兩個中國，認為一個國家要承認中國，不僅是外交上的承認，而且要在聯合國中反對蔣介石，支援中國。這一意外的資訊，使得富爾此行變得微妙起來。
這份解密電報稱，富爾表示“將戴的一封家信轉交給我領導人。因此此行實際是官方性質，但希望中方完全保密，對外説他是個人旅行。”電報最後説，“從以上談話看來，富爾訪華很可能要試探和我建交問題。”
編號110-01982-07的檔案記錄了戴高樂信件的內容——
親愛的主席先生：
我再次重申我對你在下次旅行期間將和中國領導人進行接觸的重視。由於我們最近的會談，我能夠向你清楚地指出：我為什麼非常重視有關我們和這個偉大人民（應為‘民族’，檔案原文如此）間各方面關係的問題，以及我是怎樣重視這個問題的。請相信，我完全相信你將談到和聽到的一切。
主席先生，請接受我最誠摯的敬意！
夏·戴高樂
由於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戴高樂不便直接給中國政府或中國領導人寫信。形式上信是寫給富爾本人的，實際上卻是給中國領導人看的。
10月22日，既不是政府成員，也沒有正式外交頭銜的富爾夫婦沒有住原定的北京飯店，卻住進了釣魚臺國賓館。一系列外交上的高禮遇是有內涵的，富爾不會不清楚。
富爾訪華後，和中方智慧地解決了“台灣問題”，並最終建立了外交關係。
法建議尼克松承認中國
如同當時全球震驚的輿論那樣，這不啻是新中國的一顆外交原子彈（當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試爆了原子彈）。
法國的決定受到其他西方盟國、特別是美國的指責。但法國政府仍堅持它的決定。戴高樂在各種場合不止一次地對其盟友説，“時間會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
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後不久，在美國政壇上失意的尼克松來到巴黎。戴高樂在會見這位美國前副總統時，反覆解釋了法國與中國建交的理由。
他對尼克松説：“我無意干預美國的政策，但我認為，美國應當考慮承認中國。”他還説：“中國還不強大，現在就承認中國，比等到中國強大起來，你們被迫承認她要好。”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尼克松後來主導的中美建交歷程與中法建交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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