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四月伊始，全球都籠罩在美國“對等關稅”的陰影之下。所謂“對等關稅”，以“對等”為名，行霸權之實；以貿易逆差為藉口，將美國利益淩駕於國際社會公利之上。然而高關稅傷害的不僅是別國，更是美國自己。那麼美國為什麼要做傷敵八百自損一千的事？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對等關稅”實現怎樣的目的？他能成功嗎？就相關問題，中國網《中國訪談》欄目特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楊希雨進行分析。以下由訪談實錄整理：

中國網《中國訪談》欄目專訪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楊希雨。（攝影：董寧）

中國網：最近全球最關注的話題莫過於美國的“對等關稅”。作為關稅的堅定信奉者，特朗普政府加徵關稅其實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但是以如此力度、如此規模向貿易夥伴們徵稅，還是讓大家覺得難以置信。那麼，在您看來，美國向貿易夥伴這麼廣泛地徵稅，底層邏輯是什麼？有沒有法律或者制度上的依據？

楊希雨：這是非常關鍵的問題。人們常説，殺敵三千自損八百或者殺敵至少一千自損八百。我們如果算算賬，“對等關稅”宣佈之後，美國的股市兩天之內就蒸發了5萬多億美元，德國、日本這麼大的經濟體，一年的GDP都沒有這麼多，結果它兩天就幹掉了5萬多億（美元）。從這個角度來講，是對美國的自損大呢，還是殺敵的效果大呢？從目前的情況看，美國50個州，沒有一個州不抗議的，這是股市的波動。然後所有的機構，沒有一個機構不下調（對）美國經濟增幅（的預測），幅度不一樣，但是普遍下調。再一個，美國陷入衰退的概率從原來的20%到30%、40%，現在到60%。

那麼也就是説，目前美國幹的這些確實傷到中國了，傷到日本了，傷到歐洲了，這是事實。但大家看到的大新聞，都是美國自己在受傷。所以，這裡就有一個邏輯悖論，就是説美國幹的事是為了殺敵八百而自損三千。為什麼要這麼幹？特朗普説，現在是手術，手術都有陣痛，手術好了就好了。這是畫大餅，能不能成我們先不説，至少他也知道，他要幹這個事，肯定會給自己的國家、自己的經濟、自己的國民造成巨大的損害，這個他是知道的。

那為什麼還要這麼幹呢？這就回到你剛才講的底層邏輯和目的。我首先要糾正，特朗普這次這個不叫關稅戰，這個叫全球“對等關稅”戰，他打的是全球。這是二戰結束以來從來沒有過的現象，也應該是近現代經濟史以來沒有過的。為什麼這麼幹呢？從美國自己來講有三個目的：

第一，就是要根除美國長期貿易赤字的根源。我們都知道美國過去曾是個貿易盈餘國家，但是從1975年到現在沒有一年是順差，完全都是逆差，而且這個逆差就越來越大，到現在，一年的逆差就是萬億級了。那麼越來越大的赤字，而且連續不斷的50年如此，那確實是結構性問題，而不是一個臨時的週期性波動。那麼他給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找了一個病根，説美國鬧這個病，不怪美國自己。怪誰呢？怪世界。就是怪1947年以來，以多邊安排為框架，以自由貿易原則為基礎的無條件、非歧視市場準入規則的這樣的貿易體系。（特朗普政府認為）要解決這個越來越大的貿易赤字問題，就必須把貿易體系給改了。那要改成什麼呢？簡單地説，就是把多邊框架改成“一對一”的雙邊框架，把自由貿易原則為基礎的貿易體系改成“對等貿易”原則為基礎的貿易體系。也就是説，這次打的不是關稅，也不是赤字，打的是秩序，是要通過這樣一個波及全球的貿易戰，來改變現行的、已經運作了70多年的全球貿易體系，目的是要扭轉美國赤字的根源。所以，不是打赤字，而是打赤字根源。這是第一個目的。

第二，就是通過“對等關稅”，保護美國的製造業。“對等關稅”英文叫“reciprocal tariffs”，其實不是特朗普發明的，那是誰（發明的）呢？美國有一任總統叫麥金萊，1897年到1901年間擔任美國總統，他弄了“對等關稅”。我們看看那個時代背景，1895年，美國的GDP超過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那麼從此以後，美國的製造業快速崛起。在製造業快速崛起的過程當中，麥金萊幹了一件事，就是“對等關稅”，通過高關稅，保護國內的迅速崛起的製造業。所以，這是麥金萊在美國製造業迅速崛起階段幹的一件事。那麼特朗普為什麼重視“對等關稅”呢？我們現在都知道他要重振美國的製造業。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就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很多支柱，但是核心的支柱是什麼呢？製造業。所以，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由原來的垂直對比結構越來越變成水準對比結構，甚至有點向中國傾斜的水準對比。那麼，這樣的變化使得美國人感到自己不再偉大了。特朗普也很清楚，製造業是一個國家國力之根本，就像習近平主席反覆強調我們要重視實體經濟一樣。那麼特朗普現在幹的是什麼呢？就是通過高關稅，來保護美國需要重振的製造業。

第三，（是為了）重振製造業，（美國）對外實施高關稅保護，對內又開始減稅，通過減稅等各種刺激，讓企業能夠更容易擴大再生産、更容易融資。那對內減稅了，財政虧空咋辦呢？外國人來交。下一步他可能還要考慮弄一個對外稅務局，專門管理從外國收來的稅。所以，（“對等關稅”是要）一箭三雕，要轉變赤字的根源，要保護製造業、扶持製造業崛起，還要利用高關稅來增加美國稅收、減少美國赤字，這是三個目的，這就是他的底層的邏輯。就是説現在受苦是為了這三個偉大的目標，這三件事要幹成了，美國再偉大就有希望了。

中國網：對，其實我們也都一直在猜測，覺得很困惑，因為所謂的“對等關稅”看上去邏輯很混亂，計算方式簡單粗暴，宣佈的政令也是朝令夕改。大家就在想他真實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您剛才也介紹了三個方面的目的，那麼美國對於它的貿易夥伴廣泛徵稅，有沒有法律或者制度上的依據呢？

楊希雨：“創新”，所謂“創新”就是胡來了。他現在幹的所有事，包括我們再廣泛地看，他“退群毀約”，也是不講規則。等於他知道這個事不符合國際法和國際規則，而且即便按照美國國內的法律，也不合法。比如美國國會現在已經開始起訴他，準備要彈劾，還有人説，總統包括整個政府，行政機構，沒有權力去規定美國的關稅，權力在國會。所以，關稅幾十年來都這樣，按國會通過的關稅走，如果發現哪個國家表現不好了，可以展開“301調查”，通過調查，拿到所謂證據了，然後再（制裁），這是美國法律。然後現在呢，185個國家和地區，不分青紅皂白全打，起步價10%，然後在10%基礎上，各不一樣。怎麼定的，他自己都算不清楚。

那麼這個（“對等關稅”）本身就不合美國的法律，所以，美國立法機構的那些議員就開始跟白宮爭吵，現在又出現了白宮跟國會的爭吵，這個爭吵不管孰是孰非，我們無權干涉美國內政，但是這個爭吵至少説明，他現在幹的這個事，至少叫“涉嫌違法”，所以，國會議員才敢跟他在法律上硬剛。

剛才你講到了違法或者是合法的問題，他肯定是違反了國際法，也不符合美國的國內法，但是他的這個路徑值得我們警惕。是什麼呢？我剛才講了，他要改變現在以多邊安排為基礎的框架。現在在WTO多邊框架下，大家按照都承認的、共同的自由貿易規則進行貿易，如果有爭端就去仲裁。這是多邊安排框架下以自由貿易原則為基礎的體系。

那他想怎麼改呢？按照他自己的話講，叫 “One-on-one negotiations”（“一對一”談判）。這是我們要警惕的，我覺得整個國際社會都應該警惕。特朗普要利用單邊強權來實現他的霸權。但是實現霸權，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那是另一回事。特朗普也知道，在21世紀，人類文明發展到現在，特別是在多邊主義、多極化潮流下，再想搞這個單邊的霸權主義是越來越困難了。所以，他現在開闢了一條新的路徑，就是以“一對一”的雙邊構架來實現美國的單邊霸權。這是什麼意思呢？特朗普現在講了，有7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給他打電話。那麼我們想一想，這70多個國家都是正在飽受美國“對等關稅”大棒打擊的國家，找他談也是解決“對等關稅”的問題，話題是一樣的，背景是一樣的。那你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大家一起談，召開一個多邊談判，談談美國的關切，這在國際談判當中我們管它叫多邊。但是特朗普選的是什麼呢？

中國網：“一對一”。

楊希雨：對，“一對一”的雙邊（談判）。比如説美國和日本（的談判）叫美日“對等關稅”談判；南韓跟他談，是美韓“對等關稅”談判；還有美越“對等關稅”談判等等。反正就是，同一個問題的美X雙邊談判。你説他累不累？特朗普政府的談判班子就一個，負責談判的主要責任單位就是USTR（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據我所知不是個很大的機構，我估計它肯定得招聘、外聘，一定會雇大批的人，因為這一個小小的機構，沒有辦法同時展開和百八十個國家（的談判）。他這樣不怕麻煩，捨近求遠，寧可一個一個地談，也不跟各國一塊談，為什麼？就是因為美國要通過一對一的談判來充分地施展它的單邊霸權。

這是個什麼邏輯呢？我覺得應該給我們的網友做一點科普。在國際貿易實踐當中，任何兩個國家進行貿易交易，一定會出現兩個國家客觀上的絕對不平等。這個絕對不平等從哪來的呢？就來自於這兩個國家對於貿易的依賴程度，我們講叫依存度，Dependency。什麼叫貿易依賴程度呢？我們舉個實際例子，比如美國和越南，去年越南和美國的貿易總額大概1100多億美元，規模很大。但是這個貿易額放在各自國家的總體經濟當中，比重是大不一樣的。美國的經濟規模是29.2萬億，那麼跟你做這1000多億美元的生意，只佔我GDP的0.4%，可是佔到越南GDP將近25%，就是1/4。因此，就是在整個國際貿易的實踐當中，任何兩個國家進行貿易的時候，國際貿易理論術語叫“大國模式”“小國模式”，就是説只要兩個國家進行國際貿易的時候，有一個國家一定對這筆生意的依賴程度低，所以就強，這叫“大國模式”。那麼另一個國家對這個依賴程度更高，就處於弱勢，所以叫“小國模式”。那麼我們想一想，美國的GDP全世界沒人能比，所以，它跟任何一個國家進行“一對一”的貿易談判，都處在“大國模式”，即便中國也是這樣。儘管中國是個貿易大國，也是經濟大國，但是跟美國一比，我們對於外貿的依存度更高。那麼談判的底層邏輯是什麼呢？咱們都知道談判就是討價還價，有求多的那一方顯然是弱勢，有求少的那一方是強勢。只有“一對一”談判的時候，“大國模式”的地位才能彰顯出來。你服不服？不服咱就崩，崩了以後，對你損失比對我損失大。所以，他要幹這個事。

然後我們再看美國原來的實踐，比如説奧巴馬當總統的時候，他把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提升到了12個國家，然後特朗普上臺就給廢了，後來拜登上臺了，拜登就是當年奧巴馬時期的副總統，（TPP）就是他們弄的，他上臺後也不恢復，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在多邊談判當中，美國沒有辦法利用“大國模式”，只能少數服從多數，儘量取各方都能接受（的內容），這是談判的基本原則。所以，一般來説，談判都是妥協，多邊談判的結果是多方共同的妥協。這就是美國現在不願意，特別是特朗普不願意搞多邊談判的原因。但是如果是雙邊談判，它（美國）對誰都強，那就能夠通過多個的“一對一”的談判，形成一個雙邊安排的集合。比如説美越雙邊安排、美韓雙邊安排、美歐雙邊安排等等。那麼眾多的美X貿易協議的集合就形成了一個雙邊安排為框架、對美國有利的秩序，它的底層邏輯是這麼來的。

最後（這個秩序）如果推廣到全球時，會使得“一對一”雙邊安排框架取代全球和地區的多邊安排框架，會（對全球貿易體系）造成很大衝擊。比如説我們中國是RCEP的成員，那麼如果每個RCEP成員都同美國簽了“一對一”的協議，那麼這將對我們已經參加的RCEP就是巨大的衝擊。同樣道理，一個一個的WTO成員都同美國另簽了一個“一對一”的、對美國利益最大化的協議時，WTO多邊框架（體系）就岌岌可危了。

中國網《中國訪談》欄目專訪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楊希雨。（攝影：董寧）

中國網：那麼從目前各國的反應情況（來看），您覺得美國想實現這三個目標，改變世界貿易的秩序，勝算有多大呢？

楊希雨：我並不看好特朗普能成功，首先（問題的）根找得就不對。比如説美國連續50年赤字，翻譯成他（特朗普）的話就是，原因不在美國，原因在國際貿易體系，原因在自由貿易，原因就在於你們搞的普惠制。這（就把問題的）根找錯了，然後根據錯誤的根進行手術、吃藥，這就應了我們商務部發言人講的，這叫錯上加錯。

其實造成美國長期貿易赤字的結構性問題，按照唯物辯證法，它實際上是由內外因共同構成的，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也就是説，現在美國由過去的貿易盈餘大國變成貿易赤字大國，而且赤字越來越大，內因是根本，國際環境、國際條件、國際貿易體系的變化，只是變化的外部條件，而不是變化的根本原因。如果從外部條件去找病根，而不是從根本原因上找，這就是診斷錯誤。根沒解決，肯定是不能成功的。這是一個結構性的錯誤。還有兩個現實的條件，（也導致）他贏不了這場關稅戰。

第一個現實的問題是什麼呢？還是在他自己，就是美國的政治日曆。我們都知道，明年是美國的中期選舉，中期選舉對特朗普至關重要。現在是共和黨控制兩院，但是還是微弱多數，但中期選舉，那麼435位眾議員全部要重選一遍，100個參議員裏面有33個參議員也要重選，一旦這33個參議員裏面，共和黨丟掉幾席，那麼參議院的多數地位就沒了，然後我們都知道，美國參議院下面有若干個委員會，誰是多數黨，委員會的主席就是誰的。眾議院也是這個道理，435個人重來一遍選舉，也有可能丟掉。那麼怎麼才能保住（多數席位）呢？老百姓高興的時候才能保住。但是我們想，今年打這個貿易戰，50個州群情不滿。這個情況現在（出現）還可以，但如果到了明年，已經進入了中期選舉，還這麼幹，就有問題了。這也就是為什麼不光是民主黨議員，連一部分共和黨議員現在也開始發聲反對特朗普的“對等關稅”和全面打貿易戰這件事，因為對美國的衝擊特別大。

所以，特朗普的政治日曆容不得他把關稅戰長期打下去，如果延續到明年，還像現在這麼亂，那中期選舉不保。所以，他和180多個國家打“對等關稅”戰，然後還要談判，還要談出結果來，這個時間很緊迫，容不得他打持久戰，只能打速決戰。但是打速決戰，要想速決，那就不是人家妥協，你也得妥協。這就是我們看到特朗普一會兒這麼幹、一會兒那麼幹（的原因）。所以我們説，（關稅戰）來勢洶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還有多大的韌性，你能持續多久。

美國想搞高關稅，我斷定它今後就是跟一系列國家都談完以後，關稅也會比較高。關稅比較高的時候，從長遠上講，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二百多年來，美國走到現在，成為全世界關稅最低的國家之一，不是別人逼它這麼幹的，而是它自己的選擇。它為什麼這麼幹呢？因為低關稅、自由貿易有利於美國，如果美國是個高關稅國家，那就不是美國了。所以，特朗普幹的事有點逆天。就是説他現在想通過艱苦卓絕的霸淩讓對手屈服，但是短時間內能屈服，稍微一長點，過了明年，他就要考慮中期選舉，所以，這是一個現實因素。

還有一個現實因素是什麼呢？首先高關稅的情況下，就算是能夠有利於解決美國的貿易赤字，（但是問題的）根解決不了。（儘管）赤字能壓下來，但是關稅高了以後，你既保護了國內的製造業，也保護了落後的國內製造業。

中國網：（這樣就）缺乏競爭了。

楊希雨：對，缺乏競爭力了。中國的製造業産品我深有體會，我可以講出無數的例子。就是因為我原來在美國工作10多年，我覺得在製造業上，美國真沒有辦法跟中國競爭。因為啥呢？很簡單，中國國內的市場競爭遠比美國的市場競爭要激烈得多，咱們講叫內卷，實際上就是競爭。我們在激烈競爭情況下，企業的産品和企業自身的韌性都比美國強。所以，如果真想讓美國製造業再強大，得鼓勵美國製造業的競爭，這是常識。其實美國應該比我們更懂，但是它現在恰恰逆其道而行之。

所以，我就説他這三大目標是自相矛盾的，左手打右手。因此，我就講，第一，（問題的）根找錯了，錯上加錯，這個路子肯定走不通；第二，（美國的）政治日曆就決定了它不可能打持久戰，就是耗，你也耗不過我；第三，美國現在的三個目標都想實現，那就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最後可能拿到一個扔了另一個，或者兩個都沒拿到。從這三個條件看，我真的不看好特朗普目前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他可以攪得周天寒徹，但是能不能實現美國自己的春暖花開，我真的不看好。

中國網：您剛才提到了麥金萊，我們回顧美國歷史，企圖通過高關稅重振經濟也不是第一次了，離我們比較近的就是1930年，時任美國總統胡佛，為了應對經濟衰退，出臺了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最後導致全球貿易大幅萎縮，世界經濟進入了大蕭條。那麼歷史能為現在的決策者提供哪些經驗或啟示或教訓呢？現在的國際背景和當時也大不相同，因為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和當時不一樣，各個經濟體之間相互的依存程度也不一樣。那麼如果今天的美國重走胡佛政府的老路，您認為會帶來怎樣的災難性後果？您對此有什麼擔憂？

楊希雨：我的擔憂就是（出現）“負和博弈”。我們常説“零和博弈”，啥叫“零和博弈”呢？就是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但是現在特朗普幹的事，包括你剛才提到的這個例子，1930年美國的這個法案其實給所有國家特別是美國上了很好的一課，就是“負和博弈”。就是咱們博弈下來以後是雙輸的，並不是説你得到了我損失了，而是大家都輸。

比如説你提到的當年的這個法案，也跟現在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就是問題的根找錯了。1929年爆發了大蕭條，大蕭條是什麼問題（導致的）呢？就是兩個原因，第一就是生産過剩，（而且）過剩越來越（嚴重）；第二就是金融泡沫。兩個泡沫共同造就了1929年的衰退，這是（問題的）根。

然後這兩個議員（當時猶他州的共和黨人、參議員裏德·斯姆特和俄勒岡州的共和黨人，眾議員威爾斯·C·霍利）比較奇葩，認為出了這麼大的問題，（根源）不在美國，這跟特朗普是一個邏輯。根不在美國，在哪兒呢？就是從外國進口的商品太多了，所以，咱得保護起來。（他們）想通過貿易保護主義，特別是超貿易保護主義來解決生産過剩和金融泡沫的問題。結果，這個法案出來以後，進一步地刺激了美國的衰退和惡化，同時外溢到全球，導致了全球的經濟大蕭條。

特朗普既然都讀到麥金萊了，再往後讀一讀，就應該能吸取到這個教訓。就是從美國政府的角度講，（應該）好好看一看中國政府的貿易白皮書（《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這個白皮書真的是有理、有利、有節，苦口婆心地陳述了中美互利共贏的現實，高瞻遠矚地指出了中美解決問題的應有之道。其實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吸取了美國1930年代的教訓，但白皮書陳述的事實和指出的應有之道，恰恰就等於是規避了美國1930年代曾經走過的那個災難性的錯誤道路。

所以，美國對全球發起這種單邊霸淩式的所謂“對等關稅”，已經是錯上加錯了。如果想糾錯或者止損的話，只有一條，就是有關各方回到兩個基礎：第一，談判和對話；第二，以多邊安排為基礎，而不是“one-on-one”（“一對一”）。以美國利益為第一，讓美國最大化地發揮實力，來追求美國利益的最大化，這肯定不行。我覺得現在歐盟和中國開了一個好頭，就是相互加強接觸，我是希望中國和歐盟能夠給世界打個樣，開創出完全不同於“一對一”的以單邊霸淩為基礎的雙邊談判，而是繼續堅持多邊主義框架，通過多邊的談判、多邊的安排，來解決全球貿易不平衡和全球貿易穩定發展的問題。

（本期人員：主編：鄭海濱；編導/採訪/文字：白璐；攝像：王一辰、劉凱；後期：劉凱；攝影：董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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