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備受矚目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共15個部分、60條，分三大板塊，包含300多項重要的改革舉措，涉及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那麼，這些改革舉措將如何指引中國未來的發展？就相關問題，中國網《中國訪談》特別邀請到遼寧大學校長、國際經濟學會會士余淼傑教授進行分析解讀。
遼寧大學校長、國際經濟學會會士余淼傑教授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 （攝影：倫曉璇）
中國網：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那麼，經濟體制改革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重點內容？為什麼它如此重要？
余淼傑：如果我們認真學習三中全會的公報和《決定》就會發現，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就是高水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我們知道，之前有一句話叫“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這次三中全會其實是一以貫之地堅持了這個理念。它的表述中有兩個詞特別關鍵，“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這兩個詞體現的內容是不一樣的。其實效益最大化，如果更加大白話一點，就是利潤最大化。換句話説，它是利潤最大化以及成本最小化的結合。如何實現成本的最小化呢？就是我們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包括隱性、顯性成本。三中全會《決定》中進一步深入地給我們指明瞭方向以及需要做的工作。
那麼，怎麼樣真正做到有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場更好地相結合，《決定》中也有很多新的表述。比如説有為的政府方面，《決定》特別強調政府治理，實現良治和善治（的結合），這點特別重要。它相當於是把政府治理放到國家治理的大範疇中。國家治理它是一個更全面的概念，除了政府治理以外，還有社會的治理等等。其中政府治理，我們可以看到，良治和善治成為一種目標。如果再具體一點，有為政府的表述，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宏觀政策，除了財政政策以外，對貨幣政策的表述更為寬廣，包括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換言之，這也和我們之前的金融強國戰略，包括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是一脈相承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是系統性的工程，也是（我對）三中全會反覆提及系統性工程的理解，這是第一點。
第二，怎麼樣保證我們在“管得住”的同時能“放得活”。剛剛講了“管得住”，那麼，怎麼樣放得活呢？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我個人認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可以説是構建高水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之前黨的二十大報告，包括之前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作為一個重點來強調。但這一次三中全會，我們看到一個更新的表述，更全面的指引方向。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它應該分為幾個方面來實現：
第一，要素市場的統一。你可以看到在三中全會的公報和《決定》中，對要素市場的統一做了更全面的解釋。之前有錯誤的觀點認為統一就是計劃，計劃就是反對市場。這麼理解當然是錯誤的或者片面的。這裡對統一，講得很清晰，統一的對立面是分割。統一是指市場基礎設施規則的統一。這是第一點。
第二，監管的統一。
第三點，基礎設施連通的統一。
所以，它對統一講得很清晰。
再進一步，説到要素市場，哪些要素需要統一呢？基本上我們有幾大要素，包括資本、土地、勞動力、能源、數據、交通等要素的統一。舉個例子，比如數據市場的統一，我們現在強調數字經濟，強調打造各類數字場景，這是很好的出發點。但事實上，目前一些地方存在各自為政（的現象），數字並沒有完全形成一個真正的市場。比如説，政府的數據以及社會的數據，政府各個部門的數據其實並沒有完全打通，《決定》直接提出各個部門之間的數據要打通，然後實現數據的共用，這就是統一的一個方面。
還有對於資本的統一、人才的統一，《決定》中也講得很清晰。這個是什麼意思呢？一方面是按照價格（統一），比如資本的價格就是利率，如果説雇傭人才的價格，那就是工資或者報酬。對於這個價格，《決定》提到必須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這就相當於對我們以前所講的“按勞分配”更高一個層次的表述。那麼，體力勞動比較容易按照按勞分配（決定報酬），那麼如果是腦力勞動者，好像不能夠簡單地按勞分配吧？那按什麼來分配呢？按照貢獻，按照其對社會的貢獻來確定。所以，如果我們認真學習三中全會的話可以説受益良多。
我再舉個例子，《決定》中也特別強調了要推進城鄉融合，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比如戶籍制度的改革。那麼人才的流動，戶籍是繞不過去的一個點。所以，這也是一項很重要的改革，您可以看到我們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這是關於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第一點，就是要素市場的統一。 我們最終的目標是商品和服務的統一，相當於要素市場統一是起點，終點是商品和服務的統一。這又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內貿和外貿産品要實現“三同”，即“同質同線同標”，同等品質、同條生産線、同一標準。怎麼樣來實現呢？我們需要基礎設施的聯通，其實就是降低消費成本。降低消費成本又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有形的成本，就是我們講的物流成本，通過更好的基礎設施服務，例如“鐵公機”，鐵路、公路、機場，以及通過各種交通運輸成本的下降，降低有形成本。隱形的成本是什麼呢？比如説一個地方的（營商）環境好還是不好，這個就是隱形的成本。比如有些地方明明基礎設施很好，但如果軟性的營商環境不好，也會影響這個地方的發展，因為他的隱形成本過高。所以，我們另外一點是降低隱形的成本，這也是其中的應有之義。
所以你看，這是一個橋梁，起點是要素市場的統一，終點是商品和服務市場的統一，過程是設施聯通以及生産要素、消費成本的降低。那麼，怎麼樣保證呢？就是統一的監管，是國家制定的規則、標準統一的監管。我們要實現什麼？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誰來做這個事情呢？如果從中央角度（是）市場監管總局，地方的話（是）市場監管局，當然是在政府的領導之下推進市場監管的工作。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對）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構建（部署），我覺得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另外一點是培育新質生産力來保證經濟的高品質發展。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保證經濟高品質發展，立足於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但目標是實現高品質發展。如何來保證高品質的發展呢？最主要的就是培育新質生産力。
中國網：您提到新質生産力，那在您看來，如何通過發展新質生産力來推動實現高品質發展？
余淼傑：我們看到，三中全會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告訴我們怎麼樣來培育新質生産力從而實現經濟的高品質發展。隨著三中全會的公報和《決定》的發佈，我個人理解，培育新質生産力是個“三位一體”的系統工程。首先是技術革命性突破；第二是生産要素創新性配置；第三是産業深度轉型升級。所以，一個是技術，一個是要素，一個是産業，三位一體。其中最為重要，最為關鍵的，我認為是技術。因為我們能否培育新質生産力，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能不能實現技術革命性的突破。那麼，如何來實現技術革命性的突破？如果要實現技術革命性的突破，源泉來自於哪？源泉就來自於創新。我們知道，創新通過研發來實現，研發包含兩個類型，一類叫做原始性的研發或者叫産品的創造，換言之，是一個産品從無到有（的過程），這是一種從0到1的飛躍，或者叫産品廣度的一個創新；還有一種叫深化，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這個産品，但我對這個産品進行了改進，比如華為手機一代一代地更新，這叫産品的改進，這是從1到N的深化。所以，一個是廣度，一個是深度，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不管是廣度還是深度，其實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就是實現生産要素創新性配置。再具體一點，創新是有風險的，很容易失敗，所以我們要有容錯和糾錯的體制機制。所以，我們學習三中全會時可以發現，講到新質生産力的時候特別強調機制體制，那機制體制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個人的理解，比如説資本，因為創新，大白話講是需要燒錢的，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敗。成功當然好，失敗怎麼辦呢？我必須有充分的資本投入。資本由誰來投呢？以前我們説創新主要由政府來投，這也對，必須要有一定的政府公益性地投入。但其實除了這部分，還不夠，三中全會講得很清晰，還必須允許或者引導、鼓勵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從而培育“耐心資本”。這是資本創新性配置，這是第一塊。
那有錢了，那還得有人，你才能夠把産品創造出來。所以説必須要提高人力資本，那麼人才從哪兒來？有一點，我們一定要認真地思考，就是説我們企業去大學招學生的時候，肯定不是説學生來到我這裡（企業），就馬上能夠對每個工序都很熟悉。我的意思是説，學校培養的應該是通識性、博雅性的人才，面對的是各行各業，並不只是一個行業。所以，（高校）應該培養的是能夠獨立思考，善於學習的人才，這才是大學培養的一個目標，也是我們大學畢業生所應該具有的素質。對於行業來講，有了人才之後，還希望人才能夠結合本行業進一步發展，所以在崗的培訓也很重要。因此，我的核心的觀點就是，除了高校培訓的通識教育以外，還需要我們企業進行在崗的培訓，通過這兩個方面來提升我們的人力資本。這就是我對生産要素創新性配置的理解。
第三，産業深度轉型升級。這個怎麼理解呢？其實我們關於培育新質生産力有三大類産業。
第一類産業是我們的傳統産業，也就是老字號産業，那麼傳統産業如何轉型升級呢？兩個方式：一個是數智化，數字化（Digitalization）和智慧化（Intellectualization）；再一個是綠色化。可以看到，綠色化和數智化其實是保證傳統産業能夠進一步轉型升級的一個關鍵。
第二類，除了“老字號”以外，其實還有很多“原字號”，比如很多原材料或産業，這些産業怎麼培育新質生産力呢？關鍵在於拓寬附加值鏈條，換言之，到市場上賣的最終産品不只是附加值比較低的原始産品，也包含通過深度加工拓展其附加值的産品。
第三類就是我們要培育未來的新興戰略性産業，請注意這三個詞“未來”“新興”和“戰略性”。什麼叫做未來産業，什麼叫做新興産業，什麼叫做戰略性的産業呢？其實講的是八大産業——資訊技術、人工智慧、航空航太、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量子科技，代表著我們發展的八個方向，這是我們培育新質生産力所涉及的新模式、新動能，還有新場景。這是我們培育新質生産力最主要的內容。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就是各個地方要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産力。因地制宜是什麼意思呢？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蘇州，蘇州是怎麼培育新質生産力的呢？一方面他們有産業集聚，比如昆山、太倉都有産業集聚，另一方面，産業聚集的同時引進外資，差異化地發展。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很好地把産業集聚和FDI（外商直接投資）結合在一起。
另一個例子是東北遼寧打造的20個産業集群，包括瀋陽、大連，各個城市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來發展自己的産業。所以，這是我對怎麼樣通過發展新質生産力來促進經濟高品質發展的一點理解。
遼寧大學校長、國際經濟學會會士余淼傑教授 （攝影：倫曉璇）
中國網：我們還注意到，《決定》提到了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提供更多機會，從立法、擴大市場準入、參與國家重大項目，以及完善融資支援、産權保護等各方面進行改革部署，為民營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那麼在您看來，這些改革舉措落地之後會為民營經濟帶來哪些實實在在的好處？
余淼傑：對，這也是三中全會提出的要構建高水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之一。我覺得至少兩個方面的重要內容：第一個是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構建；第二個是“兩個毫不動搖”，我們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同時也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我先從國有經濟講起。國有經濟如何發展？《決定》其實給我們指明瞭非常清晰的方向。首先，國有經濟要強調主業，在涉及國家安全，比如國防、國計民生，像應急系統，這些領域要加強國有經濟。而且您還可以看到，三中全會《決定》特別清晰地對電信、鐵路、能源、水利等行業進行了比以前更詳細的部署。
中國網：自然壟斷行業。
余淼傑：對，從經濟學上來講，自然壟斷性行業意思是説，如果由一家（或少數幾家）企業來生産的話，它的固定成本很低，這是我們以前對自然壟斷的理解。
這一次，對自然壟斷性行業，《決定》中有兩句表述，大家可能沒有特別注意，非常重要，即自然壟斷性行業內部的自然壟斷性業務，獨立經營；具有市場競爭性的業務，市場化管理。換言之，自然壟斷性行業的某些環節也要實行市場化的管理。市場化的管理意味著市場化的準入，市場化的競爭。那誰來進入？歡迎民營經濟進入。
此外，對民營經濟的表述也更為清晰，正如您剛才講到的幾個方面。
第一點，我們都知道，民營經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所熟知的“56789”，即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所以，可以説民營經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到，《決定》在要素準入和退出方面進行了部署，原來強調要素市場的準入，現在還提到了市場的退出，而且還提到要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換言之，通過立法的形式來保證“有恒産者有恒心”，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也可以看到，《決定》提出要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産要素，誰和誰平等呢？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要素獲得要平等，換言之，在土地的獲取、貸款的獲取，包括數據要素的獲取方面，享有均等的權利，這是第二點，這非常重要，可以有效地化解我們（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第三點，您可以看到，《決定》提出要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經營主體公平開放，就是REITs（不動産投資信託基金），歡迎民營經濟進入，而且支援有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此外，我們可以看到，《決定》更加強調要保護智慧財産權，包括各種産權制度的完善。還有“兩個健康”（即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兩個健康”也非常重要。民營經濟由誰來做？民營經濟主要由民營企業家來做，所以你可以看到《決定》中強調要弘揚企業家精神，在保護企業家的私有産權方面講得很清晰。所以，我覺得這也給大家吃了一顆定心丸。
中國網：我們接下來再來聊聊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因為我們了解到，財稅體制改革也是大家關注的一個重點話題。《決定》當中提到要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還對消費稅的相關徵收環節進行了改革部署。此外，還提到要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的支出比例。對於這些舉措，您是怎麼理解的？在您看來，這些部署對於緩解當前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有怎樣的幫助？
余淼傑：對，我們可以看到，三中全會對財稅方面的改革也做出了很具體的部署。其中正如您所講到的這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央地之間的關係。央地關係，最重要的是，事權和財權相匹配這樣一個原則，這是我的第一個理解。
第二個方面，其實是要相對擴大地方財力的自主權，這也是第二點。您可以看到它的表述，正如您剛才所提到的，事權如果屬於中央，那麼由中央支出，同時擴大地方的財政收入，稅收收入。大白話來講，就是説錢由中央來出，稅由地方來收，這個大白話（的解釋）。如果從更加規範的表述上來説，就是要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所以，您可以看到，我們保障社會的公平，通過財稅體制改革保證經濟的高品質發展，經濟高品質發展就是我們説的效率，然後公平是社會的公平，通過這樣一個體制來進行。
這裡面涉及到幾個方面的改革，比如第一個方面就是直接稅，比如説個人所得稅方面的改革，《決定》中提到了，但沒有講個人所得稅具體要怎麼樣進行改革，因為一切都還在探索之中。我從經濟學者的角度談談我個人的理解。比如説我們現在的累進稅制，這是大勢所趨，肯定是對的，全球都按照這麼來的。那麼，累進稅制，各個稅段的設置是否一定合理呢？是否有可以調整的空間呢？當然，我們要保障一定的財源，要集中力量辦大事。那麼財源從哪來呢？我覺得應該從間接稅方面入手來擴大，就比如您剛才提到的消費稅後移。消費稅後移是什麼意思呢？消費稅，一般來講，我們以前的徵收是從前端來徵收，從生産、加工、進口等方面進行徵收，現在轉移到消費環節，到了銷售環節來徵收消費稅。此外，對於消費稅的稅率也是可以考慮斟酌的，因為消費稅的稅率有幾檔，一般是對五類不同産品徵收消費稅，當然對於有的産品，比如奢侈品可以適當提高，而像一些必需品，消費稅可以適當降低。無論升高還是降低，我們的目標都是要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保證國家有充分的財源，保證高品質發展，同時保證社會的公平。這是關於消費稅。
這裡面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地方，就是要合理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支援範圍。換言之，我們有特別國債，有地方專項債，現在要進行一個配套措施。比如拉動經濟，採用積極的財政政策，那麼，其實可以配套，按照8：2來進行配套，中央的國債佔80%，地方配20%，這叫配套。此外，地方專項債的配套可以作為資本金，這也是《決定》中強調的，擴大地方專項債的支援範圍，這也是我們改革的一個方面。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樣更好地發揮地方主體能動性，激發他們的活力，從這方面來講，地方專項債應該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當然，像我們剛才所講的消費稅，拿到之後，恰當地對這個共用稅的比例進行再研究，比如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這個比重是不是最優化的結果，這都值得商榷。換言之，如果我們現在要適當增加地方稅收，這些稅的共用比例都可以進行進一步的優化和調整。所以我想這是財稅改革的方向和重點。
中國網：我們注意到，外資外企也非常關注本屆三中全會。當前的國際環境比較複雜，但是《決定》強調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還提到要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特別提到要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那麼您對於這些部署有怎樣的理解？您認為我們通過三中全會的《決定》向外界釋放了一個怎樣的信號？
余淼傑：對，這個也是我們三中全會的重要內容。正如我一開始講到，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主要內容，以及黨的二十大報告，三中全會的《決定》也都特別強調了一點，就是我們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要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這是目標。請注意前面兩個形容詞——平等有序。這是在有些混亂的世界治理秩序中，非常重要的信號，這是中國堅持的一個原則。
我們説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果説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是上層建築，那什麼是經濟基礎呢？就是我們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這是經濟基礎。因為只有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才能保證我們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又是如何實現的？中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一個作用。可以説我們是不確定的世界中最確定性的因素。
那我們怎麼樣做到呢？三中全會的《決定》講到，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五大新發展理念也講到開放是必由之路。我們的目標是形成一個全面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對外開放新格局包括三個方面，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這三個方面都是不一樣的。
第一，更大範圍，是説我們開放的範圍要更大。比如説我們的外貿，去年超過41萬億，您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的數據已經出來了，21萬億，下半年的外貿一般比上半年要多，所以，今年外貿至少有43萬億人民幣，這是一個穩步地提升。這是第一點，叫做更大範圍。
第二，更寬領域。關於外貿，不只是商品的貿易，還包括服務的貿易，我們要提升服務貿易，三中全會也對此進行了部署。不只是製造業的引進外資，服務業也要逐步開放，你看到（《決定》）裏面也強調服務業的逐步開放，而且是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是這樣的一個機制體制。
我們再看看“走出去”，企業“走出去”叫做對外投資，您可以看到，這次三中全會也講到，我們的目標是企業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我們不僅要“走出去”，還要“走進去”，讓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真正做到民心相通。我不只是要到那個地方掙錢，也是為了讓那裏變得更好，讓當地的老百姓真正受益，這就叫民心相通。這樣我們用實際的行動，通過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FDI）提升當地的經濟水準，一方面給他們創造了就業，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經濟水準。這是第二點，這是更寬領域。更寬領域還有一個表現，比如説我原來是線下貿易，現在是電子商務，搞線上的貿易，數字貿易，這也是一塊。我原來是傳統的商品貿易，我現在搞綠色貿易。現在中國綠色貿易也非常厲害，我們“新三樣”的出口，碳捕捉技術的出口，去年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所以，您可以看到，這叫更寬領域。
第三，更深層次。更深層次的意思是，我們要從要素型的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要素型開放是什麼意思呢？原來中國是勞動力豐富型國家，主要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的産品，比如衣服、鞋帽這樣的勞動力密集型産品。我們現在的資本也逐步地豐富起來，所以，我們也在不斷出口資本密集型産品，您看比如奇瑞汽車等等出口到全球各個地方去。我們説要素型的開放要轉向制度型的開放。那麼制度型的開放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説我們希望對標一些國際先進的區域貿易協議，比如像CPTPP這樣的經貿協議其中一些先進的內容，比如像智慧財産權保護、數字貿易、産業補貼、勞工保護、金融方面的創新等，我們都是可以借鑒的。進行哪些方面的開放呢？在規則、規制、標準、管理這四個方面的開放。請注意，這四個方面都是不一樣的。
規則，我們是世貿組織的成員國，所以要融入到全球經貿規則中去，這講的是國際規則。
規制，我有我自己的國情，因此我有自己一些特殊的例外條款，這叫規制，這是國家層面的。
標準，是行業層面，比如汽車産業和其他産業不一樣，每個行業有自己的標準。
管理，企業有自己管理要求。
所以您看，規則、規制、標準、管理，這四個方面都是不一樣的。這是我們所講的制度型的開放。
正如您講到的，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的單邊開放。我們要構建全面對外開放型格局，我們的目標是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那麼具體要怎麼做呢？第一就是要出口目的地多元化，不只是瞄準歐美這些成熟發達的國家，也瞄準新興的工業國家，而且向最不發達的國家開放。因為開放不只是我們出口産品給他們，我們也要進口，從他們國家進口各種各樣的産品，貿易本來就是自由貿易。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開放是一個利己又利人的舉措，更進一步彰顯了我們擴大開放的信心、誠意和力度。
中國網：所以，我想《決定》當中對於擴大對外開放的相關表述，也可以讓外資、外企以及我們的貿易夥伴更加放心，對我們的市場更加有信心。
余淼傑：是的。
（本期人員：編導/記者：白璐；攝像：王一辰、劉凱；攝影：倫曉璇；後期：劉凱；配音：盧祈辰；主編：鄭海濱）
相關節目：
二十屆三中全會解讀（上）：把舵引航 明確中國式現代化路線圖、時間表